二十多年前，我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從諸位先生問學。彼時，我曾擔任恩師汪丁丁教授的課程助教。汪老師博通淹貫，于學問無所不窺，不僅對經濟思想史（以歷代經濟思想為研究對象的學問）見聞廣博，對經濟史（以與經濟相關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學問）也如數家珍。但那個時候我年輕無知，雖然對這些也都從之受教，對于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總是覺得不夠有智力上的吸引力。而我當時最羨慕的是汪老師數學系出身，對一些公認的高深數理經濟學著作，也能通讀無礙。

記得有一次，汪老師在課上無意間提到，當代經濟學雖然發展得紛繁蕪雜，但歸其要旨，莫不是在一般均衡理論下發展各自的體系，即便是反對這套體系的，也不得不以之作為對照來發展自己的學說。所以，要懂得當代經濟學的體系，能讀得懂杰拉德·德布魯（Gérard Debreu，1921—2004）的《價值理論》一書才算入門。

杰拉德·德布魯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數理經濟學家之一，198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價值理論：經濟均衡的公理化分析》（Theory of Value: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1959）是他的代表作，這是一本現代一般均衡理論的奠基性著作，以其嚴密的數學公理化方法重塑了經濟學分析范式。

我當年如初生牛犢一般剛剛闖入經濟學領域，當然希望能夠在這個領域做出一番成績，聽汪老師這樣一說，就想著若是有機會讀到《價值理論》這本書該多好。說來也巧，當時鄒恒甫教授在武漢大學創辦高級經濟學研究中心，從海外購置了不少現代經濟學經典著作和教材，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剛好派人復印了一批，其中就有《價值理論》一書，我趕緊復印了一份，如獲至寶地拿回來閱讀。

然而，令我倍感沮喪的是，這本書除了序言之外，我幾乎完全讀不懂他在說些什么。好在那時年輕，我也愿意花笨功夫，在同系學長的指點下，便到浙大數學系聽了兩年課。如今，偶爾從書架上拿出當年復印的那本《價值理論》，隨手翻翻，我對關鍵處已經能夠做到會心一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以能夠通過自學完成這樣的現代經濟學邏輯體系訓練為榮，也驕傲地看不上許多人的所謂經濟學研究，認為那不過是資料匯編而已，其智力內涵約等于零。如今，想起那個時候的思想獨斷，我就為自己感到臉紅。

直到十多年前，我開始困惑于主流經濟學的解釋力，甚至自己也飽受這套邏輯體系帶給我的生活上的困擾，我漸漸對這套被熊彼特指斥為“李嘉圖惡習”的分析范式有所反思。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這部經濟思想史名著中指出，李嘉圖在經濟分析中過度依賴抽象邏輯推理，忽視了現實的復雜性，這導致其結論的實用性往往受限，使經濟學淪為純粹的邏輯游戲。比如李嘉圖在分析經濟問題時（如比較優勢理論、地租理論等），常常通過高度抽象的假設（如完全競爭、固定技術、忽略制度因素等）構建理論模型，從而把經濟規律視為普適的、靜態的，而忽略了歷史尤其是經濟史對經濟行為的影響。

熊彼特認為，“科學的經濟學和其他一切對經濟課題進行思考、談論與著述的人們的區別，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術，而這些技術可分為三類：歷史、統計和‘理論’。”這里，熊彼特把歷史放在了第一位。要知道，這可是一位一直堅持學習數學的經濟學大師的話。而且，他所說的歷史，主要是指經濟史。熊彼特甚至說：“如果讓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并在這三門學科中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

我在浙江大學讀書時的另外一位老師趙偉教授，是我國國際經濟學領域的頂尖學者。他當年在選擇經濟學的領域時，就比我幸運。雖然同樣是初入經濟學而感到迷惘，但趙老師在迷茫中選擇了外國經濟史方向，后來相繼又把研究領域擴展到世界經濟、國際經濟學以及區域和空間經濟學等領域。趙老師認為，他之所以能在這些其他領域發出獨到見解或者說有創意的新見，莫不是受了早年在外國經濟史領域所下功夫的助力。

趙偉所下的這番硬功夫，其成果便是他于1994年秋印行的一本外國經濟史專著《現代工業社會與經濟體制選擇：當代六大工業國的經濟成長與體制演進》。這是一部關于當代六個工業化大國經濟成長與經濟體制演進的歷史敘事，這六個工業化大國分別為英、美、法、德、日以及蘇俄。如今，在這本書的第一版出版30年后，他又修訂出版了本書第二版，并于2025年1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印行。趙老師作為一名在多個經濟學領域均有所創見的前輩學者，三十年念茲在茲的竟然是這樣一部經濟史著作，足以說明經濟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對其學術事業的滋養之功何其之大。

《現代工業社會與經濟體制選擇：當代六大工業國的經濟成長與體制演進（第二版）》，趙偉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5年版

熊彼特曾說，“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不得不說，趙偉教授的這部著作無論在哪個方面都印證了熊彼特的這一說法。

不過，經濟學家在了解歷史細節，獲得歷史感的同時，也應該反思自己學科的優勢何在。歷史不是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它需要我們的爬梳、整理和分析。而這種爬梳、整理和分析，就不得不涉及方法論和理論層面的問題。也就是說，世間沒有非主觀的歷史，即便是普通的歷史記錄和歷史敘事，也有其主觀的成分。我雖然在前面反思了“李嘉圖惡習”給經濟學家思維造成過度簡化、忽略現實復雜性的傾向，卻并不是在徹底否定邏輯和理論訓練在經濟分析上的作用。

同樣，具體到趙偉老師的這本書上，我們也會發現30年的光陰在對經濟史認識上的變遷。近些年來，西方的經濟史學界發展頗為迅猛，尤其是以喬·莫基爾為首的美國西北大學經濟系的經濟史學派，重新理解西方工業社會的起源與擴散，以及自由放任的歷史表現等方面，均給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結論。這些工作是三十年前趙偉老師所看不到的材料，這也說明，對經濟史的認知也會受到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和數據可得性的刷新。

不久前，我給某名牌大學經濟系學生作了一場關于經濟學的講座。提問環節，對我關于“李嘉圖惡習”的反思，有一個聰明且很善于思考的學生表示明確不滿，他說他就是因為經濟學還算是有些邏輯體系的，所以才在社會科學里選擇了經濟學。

那時，我看著這位同學，突然有一種“昨日重現”的感覺——他，不就是二十多年的我嘛。我跟他講，有邏輯體系和有歷史感地加以論證并不矛盾。在李嘉圖之前，乃至李嘉圖同時代和之后的經濟學家那里，大家都不像李嘉圖這樣如此依賴簡化的假設以及由此而作的演繹推理。李嘉圖自己也承認，他對歷史和人文方面的訓練遠不如他當時的一些學者朋友，比如馬爾薩斯，他擅長的是簡化和邏輯推理。

在李嘉圖那里，工人是工作賺錢然后生育更多后代的個體；資本家是擁有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創造性個體，目的永遠是擴大再生產，追逐利潤，而地主啥也不干，只收取地租。如此簡化的設定，使李嘉圖可以輕松地得出結論：經濟發展只會使地主受益，使全社會受損。這樣的理論簡潔有力，還給人智力上的瑰美之感，難怪19世紀那么多人奉他的學說如圭臬。

李嘉圖這樣做，固然增強了經濟學的邏輯吸引力，但同時也削弱了經濟學的歷史厚度和文化意蘊，可以說，在今天，這種論證方式是使得經濟學在其他社會科學中變得煢煢孑立的原因之一。

看來，邏輯嚴整更能吸引有智性追求的孩子們，但普羅大眾卻不買賬。他們更關心利益和情緒。時代雖然在變化，但循環仍然在一代一代地延續，不過不是簡單地只是循環，而是遞歸，每一代都在選擇集合上與前代留下的約束條件中，尋找自己這一代的優化目標。

歷史當然是更加豐富的，準確地講，我們只有歷史，因為未來尚未到來，而現在不過是瞬間。而我們認知歷史，卻只能憑靠有意識的模型和邏輯，雖然我們直接的推理常常依賴歸納，但一旦上升到對規律和一般社會現實的理解，就不得不依靠理論。可以這樣說，如果歷史是一個復雜的非線性函數，邏輯就是一段一段的線性分段函數，它可以無限逼近于歷史，卻無法替代歷史。為了認知，我們需要邏輯，“李嘉圖惡習”也是美德；但只有邏輯，而少了歷史的細節，它就會失去成為流行文化一部分的機會。這樣的局面，是斯密這樣的經濟學奠基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這是一個難解的兩難問題。但我認為，閱讀經濟史，增強歷史感，經濟學家是可以彌補“李嘉圖惡習”所帶來的缺陷的，這樣反而可以更好地實現斯密認為的經濟學是“立法者科學”的標桿！而趙偉老師的這本《現代工業社會與經濟體制選擇：當代六大工業國的經濟成長與體制演進（第二版）》就是這樣一種從30多年前就開始的努力，我衷心地期待我們以及我們下一代的經濟學者能夠繼承老一輩的思考傳統，開出新的天地來！

（作者李井奎為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浙江大學經濟學博士，主攻方向為因果推斷、法律經濟學與經濟思想史，為國內知名的凱恩斯研究專家，獨立翻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文集》，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另著有《大偵探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的因果推斷革命》《在哈佛看美國》等）

來源：李井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