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根錯節的根系緊抓著貧瘠的淺層土壤，一棵古老橄欖樹布滿瘤節的樹干頑強向上，托起濃密如云的銀綠色樹冠。這令人驚嘆的生命奇跡，此刻正被籠罩在一個充滿未來感的短程線穹頂（geodesic dome）之下——在英國康沃爾郡的伊甸園工程保護區，植物考古學家丹·瑞安正仰望著這位"時空旅者"："它大約1800歲了，當它還是幼苗時，人類文明正經歷著怎樣的激蕩？"

當它還是幼苗時，羅馬帝國正值極盛時期。托勒密正繪制著注定失敗的本輪（Epicycles）系統，試圖模擬行星與太陽繞地球運行的軌跡。它走過了兩千年歲月，通過與地下土壤和空中異源物種締結生存同盟，這棵樹成功躲避了干旱、啃食與病害的致命威脅。

"當我們討論智能時，"瑞安撫過龜裂的樹皮，"是否考慮過這些生命見證過幾十代人的出生和死亡？"斜陽透過穹頂的三角玻璃，在銀綠色葉片上投下幾何光斑，仿佛古老生命正在演示另一種智慧形態。在過去的150年間，非人類智能一直是科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之一。十九世紀的劍橋校園里，達爾文用旋轉盆栽實驗證明，植物遠比人類想象的更懂生存謀略。這些表現放在人類身上毫無疑問會被看作是一種智能。但直到今天，智力仍然被嚴格定義為人類的一種特質。

直到科學家們發現烏鴉用樹枝釣出樹洞里的螞蟻，蜜蜂用"8字舞"標注蜜源坐標，章魚能記住迷宮出口的模樣，還有會算術的非洲灰鸚鵡、用超聲波聊天的抹香鯨、能識別鏡中自己的清潔蝦......有了這些科學家們的發現，關于智能的嚴格標準已經放松到更寬泛的邊界內。

如此的發現每年還在增加中，但擴寬了的定義邊界仍然沒有將植物囊括在內。承認它們可能存在智能，意味著要顛覆人類引以為傲的認知體系——意識、推理、感知這些構建文明的基石，突然要與無法移動、不能言語的生命形態共享定義。

然而，我們似乎正步入一個新的時代。越來越多的人呼吁要把包括植物在內的更多生命納入智慧生命的隊列中，有些激進者要把真菌、細菌、黏菌、草履蟲等也收攬在內，甚至一些前沿科學家們主張構成我們身體的細胞的一些行為若出現在動物身上，早就會被認定具有智能了。所以，事實究竟如何？難道萬物皆有智能？

或許這個問題完全就是本末倒置。越來越多的哲學家、物理學家和發育生物學家指出，這些新發現與其說是不斷地在將更多生物納入智能的范疇，不如說是在證明我們對智能本身的理解存在問題。他們相信，如果我們能徹底重新審視對智能的認知，就能在面臨威脅所有地球生命的生態危機中，找到重建人類與其他生命平衡的更好方案。

?1800歲的橄欖樹，經歷了多少滄桑變換？它擁有智能嗎？圖源：noema

植物也具有智能嗎？

千百年來，西方學者一直將植物視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自然階梯”（scala naturae）或“存在巨鏈”（great chain of being）*中最底層的靜止景觀。直到達爾文觀察了捕蠅草和其他食肉植物類似動物的捕食動作之后開始懷疑這一教條，并猜想可以把植物看作是倒立著的人類，地下的根須網絡即其"大腦"，指揮著地表枝葉的活動。然而，與《物種起源》一書所受到的贊譽和引起的社會動蕩完全不同，他在書中提出的這一新觀點所要迎接的是大多數人尷尬的沉默。

*存在巨鏈：中世紀宇宙觀，認為萬物按靈性高低形成嚴格等級，這套生命等級論把萬物分為礦物、植物、動物、人類、天使五階。

?巴克斯特和他的盆栽。他認為植物會感到疼痛并具有超感官知覺。圖源：EXO-Science

20世紀70年代，前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克萊夫·巴克斯特（Cleve Backster）將一盆盆栽連接到測謊儀上，心里想著要點燃它，然后他看到了測謊儀上的跳動，遂將之解釋成植物通過心靈感應讀懂了他的想法。這種無稽之談使此后三十年，所有關于植物感知的研究都被掩蓋。到了21世紀之交，一些叛逆的植物生理學家們認為，是時候革新植物行為學理論來匹配20世紀末出現的大量新的觀察結果了。植物也許并不能讀懂任何人的心思，但它們確實有著自己的想法。

此后，相關的研究結果不斷涌現出來。這些發現揭示：植物擁有比人類更強大的感官系統，它們還能夠整合這些感官所獲取的信息并作出決策。例如分子生物學家愛德華·法默（Edward Farmer）和他在瑞士洛桑大學的同事在2000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擬南芥（植物生理學研究的主要模式生物）會根據啃食其葉子的毛毛蟲的大小，動態調整激素防御策略。如果攻擊者的體型較小，那么擬南芥就會分泌有毒物質來干擾其幼蟲的消化吸收過程，延緩其生長速度并推遲化蛹階段。"被小蟲蠶食總好過被大蟲撕裂，"法默解釋道，“同時，葉片遇襲時分泌毒素與抗消化蛋白，使自身變得難以下咽。” 法默認為，這證明植物能評估要害器官受威脅程度，智能分配防御資源。其他植物也會有類似的反應。比如利馬豆（Phaseolus lunatus）會在毛蟲開始吃它時釋放出一種化學物質，用來吸引寄生蜂來攻擊捕食者。

研究人員還發現，一些植物似乎具有記憶。例如捕蠅草會計算昆蟲觸發其感覺毛的次數——通常需要昆蟲連續觸發兩次，它才會夾住闖入者。并且它還要在被困昆蟲掙扎時數到三，才會分泌珍貴的消化液。向日植物能夠記住太陽升起的時間，即使當它們在黑暗中呆了幾天之后仍能保持生物鐘。還有一些植物可以從干旱中吸取經驗，它們會縮小或完全關閉葉片上的蒸發孔來準備應對持續的干旱。

任何角度看，"人類"都像是眾多生物體協同構建的超級智能聯合體。

植物之外，還有什么智能被我們忽略？

真菌在過去幾十年里也是眾多研究的對象，它們表現出了具有目的導向的行為，甚至一些寄生物種還可以操縱宿主的行為來實現自身目標。它們像植物一樣也能夠感知，通過其微細的線狀卷須（菌絲）來感知周圍世界，并決定是朝向、圍繞還是遠離它們所接觸到的刺激物生長。真菌生物學家尼古拉斯·馬尼（Nicholas Money）在《Psyche》雜志上撰文指出，這些行為具有“空間識別、記憶和智能”的特征。2022年，另一位研究人員安德魯·阿達馬茨基（Andrew Adamatzky）發現，有證據表明，金針菇（enoki）、裂褶菌（split gill fungi）、幽靈真菌（ghost fungi）和冬蟲夏草（caterpillar fungi）可以將環境信息編碼為穩定的內部概念，就像人類在森林中將周圍所見描述為樹、巖石和松鼠等詞語一樣。這些真菌甚至可以識別形狀。

顛覆認知的還有黏菌，特別是多頭絨泡菌（Physarum polycephalum）。當多個絨泡菌相遇，會融合成基因共享的"智能共同體"，實驗室記錄顯示，個別融合體質量可達20公斤。它們展現的智能令科學家瞠目：可以在迷宮中通過最短路線找到食物，還可以解決一些復雜的數學問題（如旅行推銷員問題，即在返回起點之前確定到達多個目的地的最快方法）。它們也能夠在面對有害或有毒刺激時，能如人類般準確地在安全和效率之間做出權衡，有時它們的非常規決策還會讓人聯想到人類的非理性和偏好。甚至有證據表明，它們具有記憶和模式識別能力，能夠預測到周期性的電擊刺激。

其他單細胞生物同樣展現精妙的類智能行為。例如盤基網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能夠感知并對正向刺激物（光線、食物、交配）做出反應，還可以很好地避開毒素和天敵，它們甚至會發動群體圍獵。一些細菌也能夠在單獨行動和結隊成群之間做出決定，例如通過結成生物膜來對抗危險、饑餓或是人類最先進的抗生素。一些菌群還有著類似巴甫洛夫效應的聯想學習能力，例如大腸桿菌可以在高溫和缺氧之間形成關聯記憶，并在溫度降低時改變其新陳代謝來備戰缺氧。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研究細菌相互作用的阿爾伯特·西里亞波恩（Albert Siryaporn）表示，如果結成生物膜的菌群中某一部分感染噬菌體時，未感染的那部分細菌就會與之疏離來避免接觸。

發育生物學家邁克爾·列文（Michael Levin）認為，即使是構成我們身體的單個細胞也能夠像細菌一樣做出決策，同樣的細胞會在發育分化過程中與其他細胞相互協調，而在某些情況下（如轉變成癌細胞時）則會優先考慮自身的生長。這一觀點其實并沒有那么前沿，植物生物學家、細胞遺傳學家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在1983年諾貝爾獎的獲獎感言中就曾提到過細胞有“思考”的行為。2024年，紐約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腎臟細胞竟利用"間隔重復"記憶法則——這種通常關聯大腦學習的模式——優化生理功能。

反對意見是怎樣的？

面對層層疊疊宣稱即使是生命的微觀組分也存在智能的研究，不少科學家們開始為此感到厭倦。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植物生理學名譽研究員林肯·泰茲（Lincoln Taiz），作為該領域奠基教科書之一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直言：“很多植物神經生物學家簡直患上了'大腦嫉妒癥'。”耶魯微生物學家克利福德·斯萊曼（Clifford Slayman）更尖銳，斥責"植物智能"是"愚蠢的干擾"，正在模糊"科學圣殿與瘋人院的界線"。

2023年接受Vox采訪時，泰茲重申：“絕大多數主流植物科學家并不太相信‘植物神經生物學家’的工作”，他反對真菌可能具有語言的觀點，認為其“過于模糊，無法進行科學評估”。他也反對“細胞具有感知”這一觀點，認為其“建立在一系列精心推測的基礎上，缺乏經驗證據”，相反他們認為觀測到的行為實為“演化而來寫在基因中的硬性規定，與生物個體的學習能力無關，不能作為有意識甚至認知行為的證據”。

相對保守的科學家們認為，這些“智能行為”實際上只是“趨向性”（tropism）。這個詞由德裔美國生理學家雅克·勒布（Jacques Loeb）推廣，指的是生物與認知和能動性相悖的的一種自動化、機械式的反應，它排除任何內在意志，與智能認知背道而馳。勒布等機械論者宣稱，趨向性支配著所有植物行為（如向陽生長），甚至還有一些動物行為（如飛蛾趨光）。

對于今天的批評者來說，看似簡單生物內感知、交流、學習與記憶，實際上只是數億年進化過程中基因編程的先天反射。外行眼中的"智能表象"，不過是基因算法的精密偽裝。

如果我們無法就認知達成清晰而實質性的定義，添加新前綴又有何意義？一個尚未定義的概念，其"極簡"版本又有什么價值？

泰茲為困惑者提供一條經驗法則：真正的智能需要一個大腦。這個觀點流傳甚廣。劍橋大學從事智能和認知研究的邁克爾·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說：“智能需要具備可操控、能預測解釋并控制世界的外部世界心理表征，我確信此類表征不可能存在于無神經結構的生物中。”。故曰：無腦則無表征，無表征則無智能。

?圖：一些科學家認為，沒有大腦就沒有智能。圖源：dreamstime

但這一觀點陷入了某種循環論證。事實上，勒布在晚年認為，所有動物的行為都可以歸結為趨向性——并且如果能夠找出控制動物行為的物理或化學作用，他甚至設想了一種“人類行為的數學理論”。一個多世紀后，一些研究人員提出，有大腦的生物的行為可能兼具智能與趨向性的雙重屬性。劍橋大學研究多細胞性的理論生物學家恩里科·桑德羅·科利齊（Enrico Sandro Colizzi）說：“基因突變的過程非常像是一種機器學習工具。其實是‘演化過程’在學習”。

阿達馬茨基并不認為他所研究的非神經生物的行為只是趨向性。但他也“反對使用‘粘菌智能’或‘真菌智能’這樣的短語”。 他的質疑在于這個詞語本身：“我們尚未對智能作出明確定義。”

究竟如何定義“智能”？

“智能”一詞的含義似乎顯得過于豐富了。在2007年的一篇論文中，DeepMind聯合創始人謝恩·萊格（Shane Legg）為智能一詞編列了至少70種定義。研究表明，"智能"已成為語義混沌的同義詞沼澤，缺乏科學實用性。實際上，這是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界百年未解的公開困局。

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所使用的智商測試一直都飽受爭議，因為它評估的是一個人運用記憶和推理操縱數學符號和語言概念的能力，但這種能力與其所處的生活環境相關。換句話說，智商測試是受文化約束的，而非普遍意義上的智能。植物、真菌或細菌顯然無法參與此類測試。但若測試基于完全異質文化，人類同樣會折戟。社會學家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曾說：“如果智商測驗是由18世紀的蘇族人（Sioux）*設計的，那么我可能便會一敗涂地”。智商測試本質是一種文化適配器，以檢驗個體在特定環境中的認知建模與生存優化能力。

*蘇族人：美洲土著，很多居于美國南達科他州

若為植物設計專屬"智商測試"，會得到什么結果？西班牙穆爾西亞大學微智能實驗室主任帕科·卡爾沃（Paco Calvo）指出："植物過半生物量藏于地下，其根系活動完全超出人類觀測范疇。根系既要規避危險，又要勘探水肥資源，更需在迥異于動物的時間尺度上協調多重任務。"也就是說，人類中心的智能標尺，無法丈量其他生命的認知疆域。

一些人也開始質疑智商測試能否涵蓋人類心智全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認知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試圖擴大智商測試的范圍，提出了所謂的多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該理論納入音樂智能、肢體動覺智能、空間智能、人際與內省智能等新維度。之后，他又提出了“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理論界也由此分裂為傳統智能流派和多元智能流派。

隨著螞蟻等非哺乳動物具有智能的證據出現，人們開始研究所謂的“群體智能理論”（swarm intelligence），以解釋群體生物如何通過趨向性來超越單一個體的腦力，與之類似的還有“集體智能理論”（Collective intelligence）。而對于真菌和細胞，科學家們則提出“最小認知”（minimal cognition）、“基礎認知”（basal cognition）以及最近提出的“原認知”（proto-cognition）等新說法，來解釋那些不符合“智能”最基本要求（中樞神經系統、多于一個細胞組成）的生物認知行為，同時還承認它們的某些行為的確展現了一定智能。

有學者主張，智能如同呼吸作用般的基礎生物機能，其演化并非始于人類或大腦，而是可追溯至最原始生命形態的某種早期形式。

阿德萊德大學學者帕梅拉·萊昂（Pamela Lyon）痛斥：給智能和認知的定義添加一堆修飾詞和子范疇，無助于任何研究，反而是在給語言增添更多含混不清的表達。她認為這些日益復雜的現象就像托勒密在瘋狂地不斷完善他的“本輪”（epicycles）理論來維護地心說，而不愿承認地球并非位于宇宙中心這一日益明顯的事實。她認為，當下所面臨的就是另一次范式的轉變，人類中心主義的智能觀，已如同地心說般根基腐朽。

?本輪理論計算圖。圖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萊昂在給Aeon的文章中寫到認知主義在今天應該退場的原因，“我們仍然沒有很好地掌握認知的基本原理：感官是如何共同構建一個世界的？記憶是如何長期存儲的？存儲在哪里？記憶是否以及如何保持穩定？檢索又是如何改變記憶的？決策是如何做出的？身體行動是如何調配的？價值是如何被評估的？”這些問題都只是諾姆·喬姆斯基、約翰·B.·沃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勒內·笛卡爾和其他許多思想家們，在多年來從哲學上探索“心靈如何從物質中產生”這一謎題時所遺留下來的。

萊昂主張回到達爾文的觀點：智能不是隨著人類或大腦進化而來的，而是一種像呼吸一樣，從生命起源時便存在的基本生物功能。認知就像是懷孕，沒有什么“最小程度地懷孕”的說法。繁衍是所有生物的共同功能，各生物都以適配自身規模的方式執行；認知也是如此。萊昂說，“我們必須以生物演化視角替代人類中心分類學框架。”正如植物學家和分子生物學家安東尼·特魯瓦瓦斯（Anthony Trewavas）所說，我們狹隘的、“學院派的”智能定義只是更廣泛的生物智能中的一種具體表現。

對物種的認知進行廣泛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回答一些以前的研究方法無法回答的問題。對里昂來說，其中最有趣的問題是：心智為何存在？

人類狹隘的智能范疇，應視為廣域生物智能的特定表現形式。

生命的智能

電生理學研究揭示了人類、植物、真菌、細菌和其他生物活動之間驚人的相似性。我們知道電信號協調著腦細胞的活動，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人們逐漸意識到類似的電信號其實也能夠調節各種無神經系統生物的行為和感官。愛荷華大學的神經科學家艾莉森·漢森（Alison Hanson）說，“非神經細胞也能夠被連接起來，細菌、植物、真菌乃至上皮細胞均具備此能力。例如若你把上皮細胞放在一起，就會產生電信號網絡，只不過時間尺度較慢。電信號絕非人腦專利，而是生命普遍特征。”

植物的每一片葉子大約有3000萬個細胞，每個細胞都有數以萬計被稱為離子通道的微小導電管，植物防御機制觸發時，其電信號節律與人類動作電位高度相似，比如番茄植株會在果實被啃食時發出信號，并釋放一種抗菌化學物質，這可能是為了防止感染。

真菌則可以利用電信號來處理環境中的刺激。阿達馬茨基說，“真菌對不同刺激的反應具有不同的電信號模式”，這些差異可能是真菌對外部世界的編碼表征。他認為真菌所使用的語言就類似于腦神經編碼外界體驗的模擬電信號。一些木腐真菌可以對光、火、鹽、酒精燈刺激產生類似的動作電位，而一些蘑菇會在雨后改變其電活動，可能是在向地下菌絲傳遞“知識”。至于黏菌，雖為單細胞無中樞控制結構，但仍能傳遞電信號。環境刺激會在其體內產生引起同步節律振蕩，這種振蕩似乎編碼了對原始刺激的記憶。研究人員推測，這對它們的學習能力非常重要。

一些科學家如西里亞波恩認為，這些生物的電信號只是刺激-反應的趨向性表現。另一派則主張電信號反映生物感知信息，或類同其構建的"環境概念模型"。最激進的想法是——也許特定電震蕩會介導自我體驗。

美國西北大學研究員亞瑟·普林德爾（Arthur Prindle）多年來一直在研究細菌的電信號，其研究團隊在枯草芽胞桿菌菌群中發現了與人類腦電波類似的節律性震蕩，每次菌群死亡之前都會發生這種信號，就像是在表示“饑餓”的概念。普林德爾認為可以通過干擾電信號來解決細菌的抗生素耐藥性。

集群的智能

2021年，漢森發現從大腸桿菌到人類許多不同的生物中，自發性低頻振蕩普遍存在。她的結論是，跨物種電震蕩或具共同功能：將分離的部分構建為一個有機整體。在人類身上，這種振蕩模式與所謂的默認模式網絡有關。雖然其功能仍存疑，但這種“休息時的大腦狀態”還是被認為與人的自我意識體驗有關。之前的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感知和認知引起的電活動上，但即使沒有刺激、主觀動作或者任何其他輸入，“背景”信號依然存在。有人認為這種信號就是自我意識的基本特征。

漢森在查閱有關非神經生物體電活動的文獻時，她發現細菌菌落、蜜環菌（honey fungus）、平菇（oyster mushroom）、一些原生動物和植物的振蕩電模式（oscillatory electrical patterns）之間存在相似之處。漢森得出的結論是，電信號可以將生物體各個部分獲得的外部環境信息進行整合——她稱之為“電生物組織者”（electrical organism organizer），它也是界定群體的“自我”和“非自我”界限的一種方式。

"認知是生物體與環境間的關聯屬性，并非囿于頭腦或心臟，更不棲居生物體內。"

——帕科·卡爾沃

普林德爾則對細菌是否具有自我意識保持懷疑態度，但他對同步電振蕩可以作為生物組織者來發揮作用的想法充滿熱情。他親眼看到，生物膜會作為一個整體對抗抗生素，而非作為眾多獨立的個體各自做出反應。

其他研究人員也注意到，人腦中數十億神經元網絡涌現的復雜行為與動物集群的同步行為有相似之處。群體能編碼個體無法解讀的信息，例如大型魚群能夠探測到整個區域的光照梯度，而單條魚是無法感知到這種梯度的，并且這種能力還會隨魚群規模的增長而增長。類似機制也見于神經元同步放電形成記憶，單個神經元則無法激活這種動作電位模式。

列文說，“所有智能其實都是集體智能，區別只是在于規模大小。我們每個人都由大量細胞組成，這些細胞共同作用，產生了一個具有目標、偏好和記憶的認知統一體，這些目標、偏好和記憶屬于整體而非局部的細胞”。他和萊昂都認為認知深植于生命基石之中。將單個神經元連接成大腦，或將一群細胞結合成協調軀體的“認知膠水”，與將植物細胞組織起來共同抵御害蟲的生物電模式如出一轍。只是人們對“認知”一詞的哲學包袱讓他們將植物的這些行為排除于認知之外。

不僅如此，電信號還可以將不同的生物體連接成一個更大的超級生物體。例如，地下菌根網絡（underground mycorrhizal connection）能夠將大多數植物根系與真菌締結為共生體，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電信號。當一株植物受傷后，它可以通過這種地下真菌網絡，甚至通過地上葉片之間的接觸來傳遞相關信息。正如進化生物學家林恩·馬格里斯（Lynn Margulis）所寫的那樣，生命"征服地球靠的不是戰爭，而是通過網絡（networking）。”網絡本身對智能的重要性，或許遠超我們當前認知。

?地下菌根網絡。圖源：植物生態學報

更高階的智能

動搖“大腦是智能來源”這一信念的不僅僅是在非神經動物中發現了智能的標志，還來自于人類自身定義邊界的模糊：人類并非僅僅由人類細胞組成。技術學家兼藝術家詹姆斯·布里多（James Bridle）在2022年的一項關于多元智能的研究《存在的方式》（Ways of Being）中寫道，“我們甚至并不算是‘個體’。而是行走的聚合體，細胞內外皆棲息著多元物種構成的喧囂社群。”

布里多所指的是位于每個人體內的細菌、真菌和其他生物，所有這些都參與構成了所謂的“人類”智能。他寫道，“微生物組的健康狀態影響大腦發育及應對壓力創傷的能力。”之前人們認為這種微生物群主要分布于我們的腸道中，但新的研究結果表明它們的分布實則更加廣泛，大腦的微生物群就與阿爾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有關。無論從哪方面看，“人類”似乎都是由許多生物共同組成的超級智能體。

若摒棄“大腦是智能的唯一來源”這種想法，便允許我們去思考智能在生物學中的其他表現形式。我們可以稱之為生物認知或者生物智能——它看起來更多地體現于個體間的關系而非個體本身。西班牙穆爾西亞大學最小智能實驗室主任帕科·卡爾沃（Paco Calvo）說，“認知是生物體和環境之間的一種關系屬性。它并不存在于生物體內，而生物也無法存在于虛空之中。它們始終與環境及他者互動。”

倫敦經濟學院教授邁克爾·穆圖克里希納（Michael Muthukrishna）對此觀點深表贊同。他在《普適人類理論》（A Theory of Everyone）一書中寫道，人類個體思維的復雜性，取決于他接觸的思想網絡及嵌入其中的宏觀文化"軟件"。例如，他解釋了智商平均分是如何在20世紀穩步上升的：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進入標準化程度更高的課堂，他們逐漸適應了這些學校所教授的符號操縱能力，而智商測驗就能捕捉到這種能力。“智商測驗在衡量文化能力方面是有用的。群體智能的普遍結構會影響其組成部分的認知能力。”

?圖：《普適人類理論》作者：邁克爾·穆圖克里希納 圖源amazon.com

為何群體能力可指數級放大，突破個體力量線性疊加的預期？某種意義上，這是當代最關鍵的命題。

在某些情況下，一個特定的群體會展現遠超個體能力之和的智慧，達成個體不可企及的復雜目標，這種現象被稱為協同作用（synergy），其核心是支撐集體智能的網絡化信息流，如蟻群、魚群、菌群，其數學原理可以在當前復雜系統的研究中找到。

大自然在其每一個角落都傳遞著同樣的信息：當物種合作時，它的智能就能提升。關鍵的追問是，這種群體的規模可以有多大？列文在《前沿》雜志上寫道，“既然人類個體能夠組織成更大規模的社會結構，那么我們該如何構建來更高階的‘自我’來促進所有人的繁榮發展呢？這項超越生物學的研究計劃的目標正在于探索最優聯結策略，以實現在群體和整個社會層面的更高階的自我。”

人類智能（實際上是所有智能）的一個特征就在于其流動性和可塑性。正如穆圖克里希納所指出的，群體智能可以調集大量信息來改變其中個體的行為方式。當我們轉變了對于智能的理解方式，我們將獲得與其他生命建立聯系的新可能。

例如一家名為Vivent的瑞士公司正嘗試通過另一種方式來消除農業中的霉菌問題。傳統的頻繁噴灑預防性殺蟲劑的方式很容易損害土壤和水源，而Vivent則通過檢測植物的電活動模式來更早地獲取霉菌侵襲的信號，這就為避免濫用有毒噴霧劑的新策略開啟了大門。阿達馬茨基認為可以通過類似的方式來預防侵害人類的真菌，他懷疑皮膚上的電磁場分布會影響真菌菌落的形成，而通過可穿戴設備來改變這些電場關系或許就可以防止致病真菌對人類的侵害。類似的電刺激方式還可以操縱細菌來避免感染等問題。

自然界的普世法則：物種協作即智識躍升。

機器學習和大語言模型將對識別生物電信號中的相關模式至關重要，并將搭建人類和非人類智能之間的橋梁。同時，人工智能的發展還將延伸人類對智能不同表現形式的認知覺醒。耐人尋味的是，圍繞人工智能的很多討論都與圍繞植物或其他非人智能的討論非常相似。哲學家托比亞斯·里斯（Tobias Rees）寫道：“人類與自然、人類與機器之間的界限仍然懸而未決”。他認為，摒棄人類例外論將有助于“把政治從只關注人類事務轉向真正的行星事務”，這將開啟從人類時代到“行星理性時代”的轉變。

在古老的橄欖樹邊，植物學家喬·埃爾沃西（Jo Elworthy）問我們來自何方。她說：“如果你回答我來自某某國家，我會告訴你，我們都居住在這顆以時速10.8萬公里繞日飛行的‘地球飛船’上，它供你空氣、食物、干凈的水源等一切生存必需之物。”她呼吁人類更深度地融入維系生命的生物地球化學系統，成為地球飛船的船員而非乘客。“有人稱贊我說，這真是個絕妙的比喻。”埃爾沃西拍額嘆道，“天吶！這不是比喻！”

?我們都居住在這顆以時速10.8萬公里繞日飛行的‘地球飛船’上。圖源：noema

https://www.noemamag.com/a-radical-new-proposal-for-how-mind-emerges-from-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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