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有這樣一位奇女子，她曾以犀利的筆觸、獨特的視角，在上海文壇掀起一陣旋風，與張愛玲齊名，被世人稱作 “寧波皇后”，她就是蘇青。然而，這位曾經風光無限的女作家，其晚年生活卻落魄不堪，蝸居在 10 平米的小屋，甚至淪為看門大姐，其中的人生起伏，令人唏噓不已。

1914 年，蘇青出生于浙江寧波鄞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彼時的寧波，傳統與新思潮相互碰撞，而蘇青的家庭無疑為她提供了一個相對開明的成長環境。她的父親馮浦，在蘇青出生這一年，在家族的支持下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攻讀經濟學。

五年后，馮浦學成歸國，憑借著扎實的專業知識，順利在上海一家銀行謀得經理一職。蘇青自幼聰慧，長相甜美，備受長輩寵愛，她的童年是在寧波那寬敞的庭院中度過的，家中豐富的藏書以及父親從國外帶回的新鮮思想，如同點點繁星，照亮了她幼小的心靈，也為她日后的文學創作埋下了種子。

隨著年齡的增長，蘇青在文學方面的天賦逐漸嶄露頭角。在入讀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時，她便開始在各類刊物上發表文藝作品，她的文字靈動而富有感染力，吸引了不少讀者的目光。

1933 年，對于蘇青來說，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她成功考入了民國第一學府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前身）的外文系。這座匯聚了眾多精英學子的學府，本應成為蘇青夢想起航的港灣，然而，命運卻在此刻悄然轉向。

在中央大學，蘇青結識了李欽，一位同樣出身名門的青年才俊。彼時的校園，充滿了浪漫的氣息，情竇初開的蘇青很快便與李欽陷入了熱戀。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欽聽聞蘇青在學校里 “寧波皇后” 的美名，心中的危機感愈發強烈。出于對這份感情的不安，他急切地希望能夠與蘇青盡快完婚，將她牢牢地拴在自己身邊。

而蘇青，或許是出于對愛情的懵懂與執著，亦或是為了照顧愛人的情緒，最終同意了李欽的請求。婚后不久，蘇青便發現自己有了身孕，在那個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年代，家庭對于女性的期望往往局限于相夫教子，蘇青無奈之下，只能選擇退學，回歸家庭。

蘇青怎么也不會想到，告別校園的那一刻，竟成了她噩夢的開端。李欽的家族雖然也是望族，但封建迂腐的氣息極為濃厚。在這個家庭中，長輩們重男輕女的觀念根深蒂固，蘇青第一胎生下女兒后，便在李家遭受了無數的冷眼與歧視。更令人悲哀的是，她被當作了純粹的生育工具，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接連生下了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而曾經那個在校園中與她花前月下、浪漫溫存的丈夫李欽，也在婚后逐漸暴露了本性。他不僅反對蘇青讀書、結識朋友，將她牢牢地禁錮在家庭的狹小空間內，自己卻在外面花天酒地、尋歡作樂，過著放縱的生活。

這段婚姻生活，對于蘇青這樣一位新時代的知性女性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折磨。她內心的壓抑與痛苦，如同洶涌的暗流，在日復一日的平淡生活中不斷涌動。終于，在長期的忍耐與掙扎之后，蘇青鼓起勇氣，向李欽提出了離婚，并選擇凈身出戶。

這一決定，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無疑需要巨大的勇氣，蘇青以自己的行動，向傳統的婚姻觀念發起了挑戰。

離婚后的蘇青，帶著幾個孩子，生活的重擔一下子全部壓在了她的肩上。為了生計，她四處奔波，尋找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她的一篇散文《論離婚》發表在了《古今》雜志上，這篇文章以其犀利的觀點、深刻的洞察，引起了時任偽上海市長陳公博的注意。

陳公博對蘇青的才華頗為賞識，隨后向她拋出了橄欖枝，給予了她諸多幫助。在陳公博的支持下，蘇青進入了機關工作，然而，機關內部復雜的人際關系以及沉悶壓抑的氛圍，讓蘇青感到極度不適。僅僅在機關待了幾個月后，她便毅然向陳公博提出了辭職。

陳公博并沒有因為蘇青的辭職而對她置之不理，相反，他看中了蘇青在文學創作方面的潛力，出資五萬幫助她創辦了自己的雜志社 ——《天地》。蘇青擔任社長、主編、發行人于一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雜志的運營與創作中。

在這一時期，蘇青迎來了自己文學創作的黃金時代。1943 年 4 月，她開始在《風雨談》雜志上連載自己的長篇小說《結婚十年》。這部小說以其真實、細膩的筆觸，生動地描繪了一個女性在婚姻中的掙扎與成長，一經發表，便受到了上海普通市民的熱烈追捧。

小說結集出版后，更是引發了搶購熱潮，一共印了 36 版，創造了當時出版行業的一個奇跡，其暢銷程度甚至超過了張愛玲的《傳奇》和《流言》。此后，散文集《浣錦集》《飲食男女》等也相繼出版，每一部作品都在文壇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蘇青的名字一時間響徹上海灘，她與張愛玲齊名，成為了當時上海文壇最負盛名的女作家。

然而，命運似乎總是喜歡捉弄這位才女。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日戰爭勝利，隨著戰爭的結束，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人們開始清算與日偽政權有過關聯的人。蘇青因為與陳公博的密切關系，陷入了輿論的漩渦之中。

她被罵作 “文妓”“性販子”“落水作家”“漢奸文人” 等，各種詆毀和謾罵鋪天蓋地而來。1945 年 11 月出版的《文化漢奸罪惡史》，更是將她列為 16 位文化漢奸之一。曾經的輝煌瞬間化為泡影，蘇青從文壇的寵兒，一下子跌落谷底，她的作品也無人問津，生活陷入了極度的困境之中。

新中國成立后，蘇青試圖融入新的生活，她加入了婦女團體 “婦女生產促進會”，積極尋找工作，希望能夠重新開始。然而，由于她過去的經歷，求職之路異常艱難。1949 年底，香港《上海日報》向她發出邀請，希望她能為報紙寫稿。

蘇青懷著一絲希望，創作了《市婦運會請建廁所》《夏明盈的自殺》等 32 篇稿件寄去，然而，她不僅沒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稿件內容被認為有 “諷刺新社會” 的嫌疑，受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這一打擊，讓蘇青的生活再次陷入了黑暗。

1951 年，上海市文化局戲劇編導學習班招生，蘇青滿懷期待地報名參加，卻不幸未被錄取。后來，在夏衍的出面幫助下，她才得以進入學習班學習。學習班畢業后，她被分到芳華越劇團工作。在

劇團里，她積極配合 “三反”“五反” 運動，創作了多部劇本，然而，這些作品卻并未獲得成功。直到 1954 年 5 月，由她改編的郭沫若的《屈原》首演，才獲得了良好的反響。隨后，她編劇的《寶玉與黛玉》在京、滬連演三百多場，創下了劇團演出的最高紀錄，這也成為了她在解放后最為輝煌的時期。

好景不長，厄運再次降臨。在改編歷史劇《司馬遷》時，蘇青曾寫信向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討教。1955 年，胡風事件爆發，賈植芳被打成胡風分子，公安機關在賈家抄家時，發現了蘇青的信件。蘇青因此受到牽連，被打成胡風分子，關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

也有人認為，蘇青被捕是受潘漢年、楊帆案的牽連。1957 年，蘇青被 “寬大釋放”，回到劇團后，卻無事可做，只能去看劇場大門，生活的落差讓她倍感凄涼。

1959 年，芳華劇團遷去福建，蘇青因不愿跟隨前往，被安排在黃浦區文化局下屬的紅旗錫劇團當編劇，她不僅要承擔編劇的工作，還要兼做配角唱戲，同時負責字幕，工作十分辛苦。在此期間，她也配合形勢創作了《雷鋒》《王杰》等劇目，但都未能引起太大的反響。

1966 年，特殊時期爆發，這場席卷全國的風暴，讓蘇青的生活雪上加霜。她被抄家批斗，隨后被錫劇團辭退，失去了經濟來源。生活的壓力如同一座大山，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后來，在黃浦區文化館的收留下，她才勉強有了一份工作。

1975 年，蘇青退休，每月只能領取 43.19 元的退休工資，這點微薄的收入，對于維持她的生活來說，可謂是杯水車薪。

晚年的蘇青，生活極為凄涼。她原本住在市區瑞金路，居住環境簡陋，不僅要與鄰居共用廚房、衛生間，還經常受到鄰居的欺負。無奈之下，她只能與郊區一戶人家調換住房，希望能求得一絲安寧。

此后，她與已離婚的小女兒李崇美和小外孫三代人，擠在一間僅有 10 平方米的狹小房子里，相依為命。在這漫長的歲月里，蘇青身患多種疾病，身體每況愈下，她基本斷絕了與外界的往來，唯一還保持聯系的，只有王伊蔚老大姐（抗戰前《女聲》雜志主編）。

在她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她這樣寫道：“成天臥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從這些字里行間，我們能深切感受到她內心的絕望與無助。

1982 年 12 月 7 日，蘇青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了人世，終年 69 歲。在她病危之際，她心心念念的，竟是想再看一看自己的成名作《結婚十年》，然而，家中卻早已沒有這本書。她的離去，如同一顆流星劃過夜空，悄然無聲，卻又讓人感到無盡的惋惜。

蘇青死后兩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關于馮和儀案的復查決定》，稱：“經復查，馮和儀的歷史屬一般政治歷史問題，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過交代。據此，1955 年 12 月 1 日以反革命案將馮逮捕是錯誤的，現予以糾正，并恢復名譽。” 然而，這份遲來的公正，對于已經離世的蘇青來說，又能帶來多少慰藉呢？

上世紀 80 年代末期，隨著張愛玲的被 “發現”，蘇青也逐漸被人們重新挖掘出來。她的舊作《結婚十年》等大量印行，再次走進了讀者的視野。人們在閱讀她的作品時，仿佛又看到了那個曾經在文壇上光芒萬丈的 “寧波皇后”，看到了她在生活的泥沼中掙扎、奮斗的身影。

回顧蘇青的一生，她就像一朵在風雨中搖曳的花朵，曾經綻放過絢爛的光彩，卻也經歷了無數的磨難與滄桑。她的文學作品，不僅是她個人生活的寫照，更是那個時代女性命運的縮影。從風華才女到落魄晚年，蘇青的傳奇人生，讓我們感慨萬千，也讓我們對那個特殊的時代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