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華南分局擴大會議舊址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突破長江天險，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席卷江南。當硝煙尚未散盡，一場決定華南命運的重要會議在江西贛州悄然籌備。1949年7月16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擴大會議（史稱"贛州會議"）在此召開。這場持續17天的會議，不僅完成了進軍華南的軍事部署，更構建了新民主主義政權在南方的治理框架，成為人民解放軍從"打天下"到"治天下"的重要轉折點。

一、南下前夜的戰略拼圖

渡江戰役后，國民黨殘余勢力在華南構筑"湘粵防線"，白崇禧集團20萬兵力駐守湘南，余漢謀15萬軍隊布防廣東，妄圖憑借五嶺山脈和珠江天險負隅頑抗。此時的華南地區，既是國民黨最后掙扎的巢穴，也是連接港澳、溝通南洋的關鍵區域。中共中央清醒認識到：解放華南不僅是軍事問題，更是政權建設、經濟恢復與民族團結的系統工程。

早在1949年3月，毛澤東就電令葉劍英、方方組建華南分局，負責廣東、廣西及贛南地區的工作。5月28日，葉劍英率南下工作團抵達江西，與長期堅持華南斗爭的方方領導的華南分局會合。兩支隊伍會師后，面臨著嚴峻的現實挑戰：野戰軍對華南地理民情不熟，地方黨組織缺乏城市接管經驗，新區群眾對共產黨政策存在疑慮。贛州會議正是在這種"野戰軍與地方軍合編、南下干部與本地干部合流"的特殊背景下召開的。

會議現場復原：設在贛州公園內的廣東軍區干部訓練團禮堂，懸掛著"解放華南、建設華南"的橫幅，200多名代表包括第四野戰軍第15兵團（鄧華、賴傳珠）、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陳賡、郭天民）將領，以及華南分局、粵贛湘邊縱隊負責人。毛澤東特意發來"把廣東的事情辦好"的電報，周恩來則電示"必須準備對付帝國主義可能的武裝干涉"。

二、軍事部署：從"分進合擊"到"大迂回戰略"

會議的核心議題之一是制定華南作戰方針。針對白崇禧"確保粵北、屏障廣州"的部署，陳賡提出"大迂回、大包圍"策略：以第4兵團經江西南雄直插廣東韶關，切斷敵軍西逃廣西的退路；第15兵團由和平、龍川進軍廣州；另以第43軍配合粵贛湘邊縱隊牽制潮汕之敵。這一方案突破了傳統的正面進攻模式，體現了毛澤東"遠距離包圍迂回"的軍事思想。

會議最終形成《關于攻殲廣州敵人的部署》，確定"先占曲江、英德之線，斷敵西逃之路，再包圍廣州"的作戰計劃。值得注意的是，會議特別強調"不打無準備之仗"：要求各部隊提前繪制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組織熟悉華南地形的向導隊，制定雨季行軍和山地作戰預案。這些細節為后來廣州戰役的速勝（10月14日解放廣州，殲敵6萬余人）奠定了基礎。

在軍事部署之外，會議創造性地提出"軍事接收與政治爭取結合"方針。針對華南地區國民黨軍派系復雜（如余漢謀的粵系、白崇禧的桂系）的特點，決定成立"華南敵軍工作委員會"，通過廣播喊話、書信勸降、利用舊關系策反等手段，瓦解敵軍斗志。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政治攻勢在海南島戰役（1950年3-5月）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國民黨軍第32軍軍長趙琳等率部起義。

三、政權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南方實踐

贛州會議最具開創性的貢獻，在于構建了新區政權的治理體系。會議通過《關于過去華南工作的決議》，明確指出："解放后的華南，必須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為此制定了三大政策體系：

1. 黨政軍一體化的接管架構

- 成立廣東省人民政府（葉劍英任主席），下設民政、財經、文教、公安等部門，實行"軍事管制委員會—過渡政府—人民政權"的三級過渡模式。

- 建立"南下干部與本地干部三三制"原則：南下干部（約1.5萬人）帶來成熟的解放區經驗，本地干部（粵贛湘邊縱隊約8萬人）熟悉民情，兩者相互配合。會議特別強調"反對驕傲自滿，反對地方主義"，葉劍英帶頭提出"謙虛謹慎，尊重地方同志"的口號。

2. 城市經濟的穩定策略

針對國民黨遺留的惡性通脹（1949年7月廣州物價較戰前上漲300萬倍），會議制定"穩定金融、恢復生產、溝通內外"三大措施：

- 嚴禁銀元、港幣流通，發行人民幣作為本位貨幣，設立外匯管理局統一管理外貿結算。

- 重點恢復廣州紡織、食品等輕工業，利用香港轉口貿易優勢，打通華南與海外的經濟聯系。會議前瞻性地提出"保護民族工商業，允許私人資本在國家調控下發展"，這在當時"左"傾思想有所抬頭的背景下尤為難得。

3. 民族團結的特殊政策

華南地區聚居著瑤、壯、苗等少數民族，針對歷史上的民族隔閡，會議制定《少數民族工作暫行條例》：

- 設立民族事務委員會，尊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禁止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視。

- 在廣西籌備成立民族區域自治試點，為1952年廣西省民族區域自治的正式實施積累經驗。會議特別強調"反對大漢族主義，同時反對狹隘民族主義"，這一原則在后來的剿匪和土地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精神遺產：從革命到建設的思想轉型

贛州會議的歷史意義，遠不止于軍事勝利和政權建立，更在于它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思想蛻變：

1. 群眾路線的深化實踐

會議提出"兵馬未動，政策先行"，要求各部隊攜帶《入城守則》《約法八章》等宣傳品，嚴格執行"不擾民、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紀律。在廣州解放前夕，專門制定《關于接管廣州的補充規定》，詳細規定了對官僚資本、外國僑民、宗教團體的處理辦法，避免了城市秩序的混亂。這種"政策建軍"的理念，成為后來全國城市接管的范本。

2. 國際視野的初步展現

針對華南毗鄰港澳的特殊區位，會議首次提出"執行靈活的外交政策"：

- 不主動挑釁外國駐華機構，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如1949年10月25日，廣州軍管會宣布收回"沙面租界"）。

- 利用香港的國際自由港地位，開展對外貿易和情報工作，為新中國突破西方封鎖保留了"國際窗口"。這種務實的外交思維，體現了中共領導人的戰略遠見。

3. 干部教育的創新探索

會議期間，專門舉辦"華南干部訓練班"，開設《新民主主義論》《城市管理概論》《財經政策分析》等課程，培養了8000多名既懂軍事又懂經濟的復合型干部。葉劍英親自授課，強調"我們不僅要會打仗，還要會管家，會建設人民的新生活"。這種"學習型政黨"的建設理念，為新中國的治理儲備了人才。

歷史回響：贛州會議的當代啟示

站在歷史的長河邊回望，贛州會議恰似一座燈塔，照亮了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走向建設的航程：

- 它證明了軍事勝利與政治建設的辯證關系——沒有正確的政策，單純的軍事勝利難以鞏固；

- 它展現了外來干部與本地力量的融合智慧——尊重差異、求同存異，才能形成治理合力；

- 它預示了開放思維與務實精神的重要性——即使在激烈的革命年代，也不忘保持與世界的連接。

今天，當我們審視粵港澳大灣區的蓬勃發展，不難發現贛州會議播下的種子：開放包容的治理理念、靈活務實的政策導向、民族團結的發展共識，早已深深融入華南大地的血脈。這場70多年前的會議，不僅是一段塵封的歷史，更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早期預演，其蘊含的智慧，至今仍在時代的浪潮中回響。

從百萬雄師過大江的金戈鐵馬，到贛州會議的運籌帷幄，中國共產黨用行動證明：真正的勝利，不僅是戰場上的沖鋒，更是對國家治理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