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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路上有一個叫做金沙的地方，當年曾經叫打鼓新場。在長征的歷史上，我們曾經有過數次生死存亡的關鍵，在這個地方紅軍可以說躲過了一劫，下面我們來看看，當年是多么的驚險。

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時，指定毛澤東同志 “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成為紅軍的實際指揮者。

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任命朱德同志為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政治委員。紅軍再度成了“朱毛紅軍”。這就是為什么在革命年代很多人稱呼他為毛委員。

1935年3月，中央紅軍在遵義大捷以后，士氣變得高漲起來。

那是我紅軍在長征以來的最大的勝仗，很多同志們受到了鼓舞，準備一鼓作氣，想把貴州的打鼓新場拿下來！

主張這么做的是紅一軍團的領導人，的確也有他們的理由。他們對中革軍委建議說，攻打這個地方是很有好處的。因為當時對方只有兩個師左右的黔軍的兵力，而且當地軍閥王家烈和蔣介石有矛盾，加上當時黔軍軍閥部隊的戰斗力在國軍的眾多軍閥當中算是也比較弱，他們是出了名的真“雙槍”，就是煙槍加上另一支槍，有鴉片煙癮的雇傭兵是沒有什么戰斗力的。當時張聞天等人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該提議，參會者包括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20余人。會上多數人支持進攻，因為如果成功的話還可以補充我們的蘇區根據地的資源。這個時候，別說稍微年輕一點兒的林聶等人，身經百戰的朱老總也認為應該真打。

再加之前一段（1935年1月28日）的土城戰役情報有誤，所以導致毛澤東同志的指揮失利了，大家開始有點兒犯嘀咕了。

但毛澤東同志堅決反對，他指出了他的分析。

打鼓新場看似防御薄弱，實則蔣介石已部署滇軍、中央軍等重兵（約9個師及6個旅）向該地集結，紅軍可能陷入包圍圈！

紅軍應堅持運動戰，避免與敵進行消耗性的陣地戰。

然而，毛澤東同志的反對意見未被接受，會議通過民主表決決定進攻，甚至撤銷其前敵總政委職務。當時的形勢就變成了少數要服從多數。

毛澤東同志還是不放心，他深夜提馬燈走到周恩來同志的住處，找到其之后出示截獲的情報（顯示敵軍已形成合圍之勢），力陳進攻的危險性。因為當時周恩來同志是有很重要的決策權的，他被說服后暫緩發令，次日會議重新討論。組織最終放棄進攻計劃，并恢復毛澤東同志的職務。后來，為避免軍事決策效率低下，會議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新三人團），集中指揮權。在戰略戰術上，這樣是非常有必要的，后來實踐證明這么做很對。

事隔多年以后，他說，“大多數人也可以搞錯的，而一兩個人可能是正確的。列寧那個時候有這種情況。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茍壩會議，我先有三票，后頭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么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后，我同周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 。 ”

周恩來同志后來回憶說：

“但毛主席回家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里提馬燈又到我這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 周恩來同志還感慨地說： “如果我們貿然打打鼓新場戰役，必然造成紅軍重大損失，后果不堪設想啊！”

后來根據一些文獻例如紅色特工《盧志英事跡考略》顯示，毛澤東同志他有主要三個情報來源。一個是軍委二局破譯的敵軍往來的密電碼，還有潛伏在對方陣營當中的地下工作者傳遞過來的消息，另外一個就是當地土著和少數民族一些同胞向他們提供的情況，后面這些當地土生土長的老百姓說的話，可能就是一線的指揮員了解不到的基礎信息。

不去攻打打鼓新場，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

首先，若真的進攻了，紅軍將陷入蔣介石他們預設的包圍圈，可能導致全軍覆沒。毛澤東同志的堅持和情報的及時獲取，使紅軍避免了重大損失，為后續四渡赤水等戰略行動保留了力量，挽救了紅軍部隊于危局。在這之前，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后雖進入決策層，但并未完全掌握軍事指揮權。此次事件后，黨內對他的軍事判斷力高度認可，其領導地位進一步鞏固，為后續指揮權的集中奠定了基礎。新三人團的成立終結了集體表決軍事決策的低效模式，提升了紅軍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標志著毛澤東同志在軍事指揮中的核心地位正式確立。這就確立了他的軍事領導權威。

打鼓新場這件事，也反映了紅軍內部對運動戰與陣地戰、短期勝利與長遠戰略的認知差異和探索。毛澤東同志的勝利強化了“避實擊虛”“靈活機動”的軍事原則，成為紅軍后續戰略的指導思想。

所以， 打鼓新場這一次的分歧和爭論是長征途中一次非常關鍵的軍事決策轉折點。這一次，不但解決了紅軍的生存危機，也通過了制度調整和領導權的集中，為毛澤東同志后續的軍事指揮鋪平道路，進而對紅軍整體擺脫敵人圍剿和實現戰略轉移具有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