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當戰時形勢危急需要聯大“學二代”從軍時，他們又毫不猶豫地把兒子送到前線和戰場。不僅聯大的“學二代”，當時整個文化學術界的“學二代”，大多有從軍的經歷。梅貽琦四個女兒中，除了長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聯大讀書的二女、三女都在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從軍運動中報了名，他們的帶頭作用在西南聯大一時傳為佳話。

本文首發于《中華讀書報》

在兩次入緬作戰的熱潮中，聯大教授的“學二代”也紛紛參軍，或當譯員或任駕駛兵。聯大三位常委正在讀大學的兒子都率先做出了榜樣：張伯苓之子張錫祜早已成為空軍飛行員；梅貽琦之子梅祖彥和蔣夢麟之子蔣仁淵都志愿去參戰部隊當軍事譯員。不僅如此，西南聯大訓導長查良釗之子查瑞傳，任參戰汽車部隊駕駛兵。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之子馮鐘遼，去參戰部隊當軍事譯員。

聯大教授在講壇上是大學教授，在家庭中，是兒女的父親。我們從下面兩個細微的生活場景來看父子兩代聯大人。

據李鐘湘回憶，聯大外文系助教楊西昆抱著兒子教大一英文，非常叫座。聯大教授李繼侗任生物系主任，他的兒子也在生物系求學，但是有一次，他的兒子參加年度考試，李繼侗批卷給他一個不及格，讓他補考。

馮友蘭書贈時在云南大學執教的施蟄存一條幅：“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先著鞭。”這首詩言明陸游“掃胡塵”、“靖國難”抗擊侵略者之心曲，書錄給好友，寄寓了馮友蘭對抗日的愛國之情，也代表了聯大教授的心聲。當戰時形勢危急需要聯大“學二代”從軍時，他們又毫不猶豫地把兒子送到前線和戰場。

不僅聯大的“學二代”，當時整個文化學術界的“學二代”，大多有從軍的經歷。聯大哲學系的熊秉明是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先生的公子，后來成為國際著名的美術家和藝術學家、法國巴黎大學教授，當時他也棄學從軍。聯大學子陶渝生，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陶孟和的公子，當時也和同學一起當軍事譯員，他的母親沈性仁在抗戰期間因為疾病得不到治療而病逝，聯大教授金岳霖曾寫文章悼念。

梅貽琦四個女兒中，除了長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聯大讀書的二女、三女都在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從軍運動中報了名，他們的帶頭作用在西南聯大一時傳為佳話。

聯大學子從軍，不僅見證了戰爭的殘酷，也親身體驗到政治的腐敗。軍委會外事局昆明辦事處賴某私刻圖章，冒領譯員薪津70余萬元，虧空公款 30余萬元，致使西南聯大到遠征軍做譯員的同學不得不向美軍朋友借錢。

聯大歷史系劉崇鋐教授也送子參軍，但獲悉天之驕子在軍隊中的遭遇時，同情以致淚下。據1946年出版的《聯大八年》記載：

劉崇鋐先生，前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待人和藹可親，教西洋近代史，他的參考書目中有《聯共黨史》，這也許在旁人會引為奇怪的。劉先生熱忱愛國，昆明有什么關于政局的講演，是他常去聽的。前次知識青年從軍，劉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營。可是后來在歡迎從軍同學返昆席上，劉先生致詞，當他說到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盡管目睹和體驗到軍隊中的黑暗，但聯大學子依舊投筆從戎，為抗戰做出的貢獻，彪炳史冊。

美國為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戰區的戰績，美國總統于1945年7月6日預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給做出卓越功績的人員以銅質自由勛章(由于當時通訊不暢，很多人未能收到勛章和證書)，名單共有三百余人，上自傅作義等高級將領，下至軍官和技術人員和軍事翻譯員。在52名受獎的翻譯官中，有西南聯大學生16人：鐘香駒、馮鐘遼、許芥昱、林龍鐵、盧飛白、馬維周、程道聲、李乃綱、李益琛、劉厚醇、梅祖彥、蔡國謨、鄒國奎、左永泗、王蜀龍、姚元。他們代表著西南聯大所有從事翻譯員工作的同學獲得了這項榮譽，這也說明了軍事翻譯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起的作用。

獲得銅質自由勛章的聯大學子，后到美國留學，有不少在美國定居，成為各個領域的專家、教授。馮鐘遼于1945年西南聯大肄業后，到美國留學并長期旅居，成為工業鍋爐方面的專家。許芥昱、盧飛白等將聯大的詩韻帶到美國，他們兩人都在美國著名的高校執教。

近年來，以遠征軍為題材的文學和影視作品頗受關注。一段湮滅在煙云中的歷史被鉤沉出來，在歷史教科書中不曾記載的中國遠征軍，漸漸浮現在今人的視野。有不少人去滇西和緬甸尋訪遠征軍的足跡，當一輪明月當空照之時，憑吊戰場，在戰爭的鐵與血之間，佇立著聯大“學二代”的身影。

駝峰“生死線”

從地上來的，從地上打回去!

從海上來的，從海上打回去!

從天上來的，從天上打回去!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土地!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海洋!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天空!

——趙瑞蕻在《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畫像——贈詩人穆旦》

2010年，臺灣女作家齊邦媛的回憶錄《巨流河》，成為各大媒體評出的年度圖書。在這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中，齊邦媛的戀人、空軍飛行員張大飛在抗戰勝利前夕犧牲，以身殉國。懷著保家衛國之志飛上藍天的張大飛戰功卓著，然而，他卻沒有看到抗戰勝利的來臨。1945年，張大飛自陜西安康出擊河南信陽日本空軍，與敵驅逐機遭遇，在空戰中中彈陣亡，年僅28歲。這位感動無數讀者的軍人，代表了抗日戰爭期間空軍的形象。像他這樣的空軍飛行員，西南聯大也有不少。

1938年9月13日，聯大學子初次在美麗的春城聽到了凄厲的空襲警報聲。9月28日，九架敵機對準昆明瘋狂地投下了炸彈，聯大租來作為教職員和學生宿舍的昆華師范學校被轟炸。正如聯大詩人趙瑞蕻在《一九四零年春：昆明一畫像》一詩描述的：

綺夢破碎了!轟炸!轟炸!

敵機飛臨頭上了!——

昆明在顫抖，在燃燒，

不知從哪里冒出濃煙，烏黑的，

仿佛末日幽靈；叫喊聲，

哭聲，血肉模糊——

轟炸!炸死脆弱的詩句吧!

聯大詩人發出憤怒的吶喊，“從天上來的，從天上打回去!”于是，在 1939年至1942年，西南聯大有一股報考空軍飛行員的熱潮。當時，日寇占盡空軍優勢，我國空軍飛行員犧牲者甚重，當局決定在大學生中招考飛行員。許多聯大學生勇赴國難，踴躍報考，有12人被錄取：1941年錄取戴榮鉅等 11人，1943年錄取1人。他們走進昆明巫家壩空軍航校大門時，大門兩側的對聯寫道：“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被錄取的聯大同學們都清楚地意識到，這將是他們英勇報國的開始。

經過短期飛行訓練后，聯大出身的飛行員又先后到美國繼續接受各種飛行訓練，包括初、中、高級的教練機飛行訓練，和畢業后的作戰飛機訓練，為期不到一年(學習七個月，見習三個月)。

戴榮鉅等人在美國受訓期間，他在美國寫的一封家書，可以知道這批聯大出身的空軍飛行員的所思所想：

“九日起開始飛P-40。一千二百馬力之大飛機，我也能飛翔自如，我自己都不會想到。今生不虛。三個月見習完了，我希望能盡快回國。”飛行員在美國受訓，花費不菲，“平均每人(不失事)之教育費約美金十萬。如失事，賠償照算。如此數萬萬美金的貸借需要多少桶桐油、鎢砂、生絲、茶葉來抵還哪。”

當時國民政府靠出口桐油、鎢砂、生絲、茶葉來換取美金，此項協議是由中國駐美國大使胡適簽訂。戴榮鉅覺得花費了國家大量的資金，于心不忍，更加激發出責任感，“非努力奮發不可”。在美國，感受到工業的發達，意識到祖國的差距，受訓的飛行員們更是“臥薪嘗膽，聞雞起舞”。

從這封戰時的家書中，可見聯大出身的飛行員的家國情懷和愛國精神。

他們經過國內外訓練后分批回國參戰，和美國盟軍飛虎隊一起痛擊日寇陸空軍。12人中犧牲者有5人：

戴榮鉅，1939年考入地質物理氣象系，受訓歸來編制在湖南芷江的空軍第五大隊，1944年6月在長沙與敵機作戰時殉國。

王文，1941年考入機械系，受訓歸來編制在陜西安康的空軍第三大隊，1944年8月在保衛衡陽戰役中與敵機作戰時殉國。

吳堅，1939年考入聯大先修班，1940年入航空系，受訓歸來編制在陜西安康的空軍第三大隊，1945年初在陜西與日寇飛機作戰時殉國。

崔明川，1941年考入機械系，1943年在美國受飛行訓練時，失事撞山殉國。

李嘉禾，1940年轉學入物理系二年級，1943年在美國受飛行訓練時，不幸失事殉國。

據馬豫《緬懷在抗日空戰中犧牲的聯大人》一文載，戴榮鉅犧牲后，他所在的空軍中隊給其兄發來撫恤公函，大隊長也給烈士家屬寫了慰問信。撫恤函全文云：

榮鉞先生偉鑒：

抗戰軍興群情奮發，令弟榮鉅愛國熱忱，投效空軍服務本大隊，其志殊為可嘉。不幸于本年六月隨隊出發，在長沙空戰，壯烈殉國，實屬痛惜。除報請航委會從優撫恤外，特函唁慰。希轉達令翁勿以過悲為盼。

戴榮鉅、王文、吳堅三人的名字沒有刻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的從軍學生名單中，但他們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犧牲地點，銹刻在了張愛萍將軍題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紀念碑上。

在1944年應屆畢業生被征調時，外文系彭國濤去美國十四航空隊，經濟系熊中煜去史迪威炮兵司令部，電機系孫永明去緬甸孫立人軍中當翻譯。中國航空公司(CNAC)招考飛行員，西南聯大學生應考被錄取者有11人。他們經過短期訓練后，即參加舉世聞名的飛越駝峰航線的運輸任務，擔任副駕駛員穿梭來往于中印之間。中國航空公司的主駕駛員多為“飛虎隊”的飛行員轉過來的，所以中國航空公司被稱為駝峰航線上的“飛虎隊”。

駝峰航線

駝峰航線的運輸線沿線氣候條件惡劣，并且為避開緬北日機的襲擊，不得不在沒有無線電導航臺和明顯地標的航線上進行夜間飛行，因此飛機常常失事。聯大學生朱晦吾和沈宗進就由此因公犧牲。

朱晦吾，1940年考取西南聯大外語系，但申請休學，1942年始入學，1944年征調考入中航公司為副駕駛員，開始在“駝峰航線”擔任空運飛行，在“駝峰航線”上遇難犧牲。

沈宗進，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機械系，1944年征調考入中航公司為副駕駛員，開始在“駝峰航線”擔任空運飛行，在“駝峰航線”上遇難犧牲。

此外，據戈叔亞和王春琪撰寫的《駝峰航線上的中國航空公司》文，并參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其他九位出身聯大的中國航空公司飛行員如下：

華人杰(1922--2001)，生于江蘇省無錫，抗戰時期在重慶南開中學就學，1944級西南聯大機械系畢業生。1945年，中國航空公司急需駕駛員，從事“駝峰空運”工作后加入中國航空公司，擔任副駕駛，在“駝峰”上飛了96個來回。

周炳，1920年生人，籍貫湖南長沙。戰爭爆發后考入浙江大學，后轉入昆明的西南聯大政治系。1944年報考中航公司，擔任運輸機飛行員。在“駝峰航線”運輸空中物資一百三十多個來回。戰后在中航開國際航線，后參加“兩航起義”。

鄧湯美(鄧慶泉)，原來西南聯大1944級外語系學生，后考入中航公司為副駕駛員，長期駕駛道格拉斯公司生產的兩臺活塞式雙速壇壓航空發動機的DC-2、DC-3客機和C-47貨機，在“駝峰航線”擔任空運飛行。1945年留美，1947年回國繼續在中航公司飛行并參加“兩航起義”。

蕭福霈，抗戰初期在省立杭州高中就讀，然后考入西南聯大化工系，1944年級，后考入中航公司為副駕駛員，開始在“駝峰航線”擔任空運飛行。

陳仁炱，原來西南聯大1944級機械系學生，后考入中航公司為副駕駛員，開始在“駝峰航線”擔任空運飛行。

陳啟蕃，原來西南聯大1944級航空系學生，后考入中航公司為副駕駛員，開始在“駝峰航線”擔任空運飛行。

馮少才，原來西南聯大1944級土木系學生，后考入中航公司為副駕駛員，開始在“駝峰航線”擔任空運飛行。

羅道生，原來西南聯大1944級機械系學生，后考入中航公司為副駕駛員，開始在“駝峰航線”擔任空運飛行。

譚申祿，原來西南聯大1944級機械系學生，后考入中航公司為副駕駛員，開始在“駝峰航線”擔任空運飛行。

聯大的屋頂是低矮的，但培育出了眾多大師，也培養了沖向藍天翱翔的飛行員。有的犧牲殉國，英烈碧血灑長空，有的成為新中國航空事業的骨干。我們不應忘記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赤膽忠魂，功昭日月，永勵后人。

遠征軍的非人生活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干而滋生。

——穆旦《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難的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