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一篇評論文章稱張旭東與莫言合著的《我們時代的寫作——對話〈酒國〉〈生死疲勞〉》中，莫言自述"我一開始就是用小說反黨"，此說法令人難以置信。為辨真偽，筆者在"咸魚"平臺以三元價格購得該書電子版，卻發現評論中提及的第248頁內容，在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中根本不存在——該版本實際僅234頁，版權頁明確標注15.25印張，與商家所稱"完整紙質書電子化"的說法一致。

這一矛盾引發更深層疑惑?？紤]到該書出版于十多年前莫言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不久，當下新書難覓，筆者轉而尋訪孔夫子舊書網。雖有少量二手書在售，然售價約百元，性價比不高，遂改在淘寶網以28元購得影印本，經核查仍為234頁。再查百度百科，上海文藝版條目亦明確記載頁數為234頁。至此可初步判定：網絡評論中所謂莫言"反黨"言論，并未出現在該大陸版本中。

細觀爭議書影，其文字為繁體，且標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版本信息，這一發現堪稱關鍵突破口。進一步比對發現：該書首版實為2012年11月12日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而大陸的上海文藝出版社于2013年5月出版的版本，至少刪節了十頁以上內容，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版本體系。這與莫言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存在多個版本的情況頗為類似，均反映出跨地域出版中的文本調整現象。

通過豆瓣等平臺資料梳理可知，香港版出版時間距莫言獲獎（2012年10月11日）僅月余，應是張旭東在其獲獎后迅速展開對話的成果結集。而大陸版本的刪節處理，既未在版權頁或其他位置作出說明，也未引起莫言研究界的足夠重視。這種未經標注的文本刪減，不僅造成版本傳播的混亂，也為學術研究帶來潛在困擾——在"我們時代的寫作"這一命題下，版本差異本身或許正構成值得深究的時代注腳。

此次查證揭示了一個常被忽視的出版現象：某些跨地域發行的著作，可能因各種因素形成內容不同的版本，而這種差異若未被妥善標注，極易引發誤讀與爭議。對于《我們時代的寫作》而言，其兩個版本的并存，既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出版語境，也為研究者提出了版本辨別的新課題——在探討作家思想時，首先需要確認所依據的文本是否完整、是否存在地域化的改寫或刪節。這一事件提醒我們，在信息傳播高度便捷的當下，對待文獻資料仍需保持嚴謹的考據精神，方能避免陷入斷章取義或版本混淆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