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清明檔”呈現出了一個趨勢，三部電影都集中聚焦了邊緣群體：張藝興在《不說話的愛》中扮演聽障人士，趙麗穎在《向陽·花》扮演出獄“更生人士”，肖央在《陽光照耀青春里》扮演精神障礙者。三部影片選取的現實題材，都讓它們頗具社會意義。

其中《陽光照耀青春里》是較為特別的一部。盡管本片在票房表現上不佳（目前僅有500多萬），但被不少小眾影迷視為“清明檔”的遺珠，甚至被部分觀眾稱為中國版的《飛越瘋人院》。

導演曾海若。

《陽光照耀青春里》的誕生源于導演曾海若長達七年的劇本打磨與醫院實地調研，每一幀意象都浸染著真實病例的肌理；它拒絕類型化的爽感敘事，轉而以跳躍的節奏與繁復的隱喻，模擬被困在情緒孤島中的心靈圖景。

面對兩極分化的口碑，曾海若對南都記者坦言本片確實是一部有些許門檻的電影，而票房困境似乎也印證了電影的主題——當短視頻時代不斷壓縮觀眾的耐心，是否還有人愿意凝視那些被社會定義為"不正常"的孤獨靈魂？

01

所有意象均取材于我在醫院的真實見聞與感受

南都娛樂：你曾經在新聞中心當過編導，又拍攝過不少紀錄片，都是側重于記錄現實的，而你的首部劇情片則是拍攝精神病人天馬行空的世界，為何選擇這一題材？過往的工作經驗對你首部作品有何幫助？

曾海若：我在新聞中心當了五六年編導，那時就發現身邊很多做電視的人都有抑郁癥、焦慮癥。當時"抑郁癥"還算新鮮詞，后來逐漸出現躁狂、躁郁等各種精神問題，身邊這樣的例子很多，我也有好友深受其苦。最初是一種很現實的感受——我發現身邊的人，包括很多朋友的孩子，竟然在中學就開始出現各種精神、心理問題。這其實是個很大的社會話題，我一直想涉及這個題材。

2015到2017年間，經常看到關于"被精神病"的報道。當時討論很多，比如被老板送進醫院維權，或爭家產被妻子送進去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頒布后，影響了一批人。由于曾經的工作經歷，我一直關注這類題材。從紀錄片創作經驗來看，最大的幫助在于事實調研方面。做紀錄片習慣挖掘真實，電影里幾乎每個人物都有我調研過的現實人物的影子，也參考了很多當時的報道。

南都娛樂：影片中那個叫“青春里”的精神病院是個“圓形監獄”的建筑結構，醒目的視覺符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哲學家福柯的《規訓與懲罰》和《瘋癲與文明》，你個人是否受到過他的影響？

法國哲學家福柯。

曾海若：沒到那種程度。具體來說，“圓形”更像是精神病人的日常行走模式。不論是長形還是圓形樓道，患者都沒有真正目的地，只是被困在往返路線上。關鍵還是我們主題中關于時間的設定——圓形建筑在片中類似鐘表，每個繞行的人都是指針。這種循環意象其實源于實地調研：我走訪多家醫院發現，休息時間總有大量病人在樓道、操場等環形空間反復行走。這個場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總是匆忙走向某個點再折返，因此，我們設計了圓形建筑。這種結構營造出循環往復的時間感，仿佛行走既沒有終點也沒有起點。

南都娛樂：為什么把一家精神病院改名為“青春里”？

曾海若：每次從醫院調研出來時，我總會產生這樣的想法——這里更像特殊教育學校。這里的人既不需要謀生，也沒有社會職務。無論是局長、小販還是農民，進入醫院后都只剩下最基礎的身份。與普通醫院不同之處在于，普通醫院的病人痊愈后就會離開，生病期間仍保有社會身份；但精神病院會完全剝離社會身份，你只是某個病癥的患者，這讓我聯想到學生或孩童。他們的行為模式也充滿童真特質：相對天真坦誠，擅長幻想，被困在獨立的時間維度中。即便面對一小片荒地，他們也能想象成草原或化身動物。因此，我決定用"青春"來命名這所醫院——這個既承載年齡特征又具有時間感知的名字。

南都娛樂：除了“圓形監獄”，影片中還有小矮人、森林、樹木、鐘表等意象，每個意象都有明確的所指，你在構建這套象征系統時，是否擔心模擬出來的精神病人視角太過理性了，反而出現失真？

曾海若：首先，關于作品的核心表達，我們在選擇拍攝對象時就有所考量。影片并非旨在全面呈現精神病人的生存狀態，而是聚焦于那些具備相對清醒意識卻難以融入社會、因而長期住院的患者群體。

片中出現的小矮人、森林、鐘表等意象主要源自真實病例及個人觀察。例如樹木意象，源于某位自認是樹的患者，他會長時間保持站立姿態；外星人元素則來自將外星生物視為摯友的病例。關于鐘表的概念，源于患者對時間的感知與外界存在顯著差異。我希望展現個體如何被情緒困境——不論是思念、仇恨或憤怒——所禁錮，這些情緒困局本身也構成了獨特的時間概念，正如醫院環境對患者的時間禁錮。所有意象均取材于我在醫院的真實見聞與感受。

02

這部電影確實考驗了觀眾注意力

南都娛樂：影片中探討了“正常與不正常”的邊界，你眼中“正常”和“不正常”的區別是什么？

曾海若：正常和不正常其實有很多層意思。首先，正常意味著遵守社會公約與規則，尊重普遍共識。簡言之，順應共識即被視作正常，反之則被歸為異常。但從精神醫學角度看，自知力是關鍵差異點。例如常人在決策時雖會陷入多重心聲的糾結，卻能清醒認知這些聲音皆源自自我意識；而精神障礙者真會覺得是別人在跟自己說話，甚至覺得有外星人操控自己。

再比如，詩人看到一棵樹，會想象自己成為樹，感受陽光，從而寫出詩意的語言；而不正常的人會真的認為自己是一棵樹，模糊了現實與想象的界限。因此，越接近正常與不正常的界限，人顯得越感性；越遠離界限，則顯得越瘋狂。自知力的界限大致如此。

從更寬泛的角度看，生活幸福最重要。如果你的體驗美好且幸福，這就是正常；如果過得痛苦，自我施壓、焦慮，浪費了美好生活的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不正常。

南都娛樂：男主角何立為（肖央 飾）起初否認自己是精神病人，但電影進行到三分之一時，他意識到自己有病，甚至積極配合治療。不正常的人意識到自己不正常，那他算正常了嗎？

曾海若：對，當他開始有一定認知時，至少跨出了很大一步。但他并不夠穩定，何立為當時也是受巨大刺激后，才意識到自己有問題，這本質上是應激反應。在精神分裂中，他從強烈的自我肯定變為強烈的自我否定，那一刻他處于巨大的自我否定中。雖然接受了，但同時也是對自身的強烈否定，所以狀態仍不穩定。并非察覺到就結束了，因為可能過度判斷或否定自己，這也很不好。他需要藥物和醫院治療來穩定。當他能清醒認識到幻覺只是腦中的聲音時就可以了。

南都娛樂：我留意到電影里有著多次視角的切換，是否擔心視角的不統一，會提高觀眾的觀影門檻？

曾海若：創作和拍攝時沒有強烈感覺，但現在的票房體現出觀看門檻。如果要降低門檻，只需簡單聚焦合理維權，表現維權困難直至成功。這是標準類型片寫法，但我們不滿足。我們不完全想表達維權，而是想更多表現精神病人作為人的權利。主角在精神病院遇到許多病人，他們互相治愈，這些病人也代表著主體。拍攝中我們確實關注到許多病例，可能顯得線索過多，但本質上這些精神病人視角可視為對何立為的補充——比如洪兆慶（陳明昊 飾），他代表何立為的反面。所謂反面并非對立，而是何立為可能成為的另一種狀態：拒絕溝通，為自我保護而封閉。何立為則主張打破界限，爭取權利，即使身處困境也要活得有尊嚴。洪兆慶的線索本身也是在闡釋何立為。只是兩小時的電影容納這么多元素，確實考驗觀眾注意力。

03

精神病院里的時間有獨特的流逝方式

南都娛樂：很多觀眾認為本片是中國版的《飛越瘋人院》，你怎么評價？

曾海若：這是個誤解。首先，這部影片遠沒有《飛越瘋人院》偉大，幾乎沒有可比性，《飛越瘋人院》是真正的高峰。其次，《飛越瘋人院》的主題是個體與體制的對抗，而我們的主題是人內心的成長，以及爭取權利的重要性——說白了就是"不放棄"。雖然某些情節相似，但這是題材決定的。

南都娛樂：有部分觀眾批評這部電影的節奏很混亂，還有敘事上很跳躍和細碎，這是否也是在模擬精神病人的視角？

曾海若：這是個很好的哲學解釋。創作者確實模擬了精神病人的狀態，整部電影都像處在精神病狀態中。但我不覺得影片雜亂跳躍，它始終圍繞我想表達的主題。不過這不是一部輕松的電影，需要專注體會其中的聯系，而不是直接降低觀看難度、把各條線連起來，可能需要思考拼湊。很多觀眾二刷時會發現，答案和暗示其實都在前面，只是第一次看不容易發現。這確實影響了票房，相當于拒絕了很多觀眾。但從另一方面看，喜歡的人會覺得過癮。

南都娛樂：影片中有一段《心戀》的舞蹈戲，這首歌也是電影推廣曲，為何選擇它？

曾海若：這首歌不是我選的。拍攝時大家覺得中秋節除了爆米花，應該有個狂歡的過渡段落。肖央提議跳舞，于是7號病室的演員們開始排練，那是個純即興的段落。

選擇《心戀》是因為：第一，它很符合復古懷舊的影片調性，這些角色都是20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前后的人，對這首歌熟悉很正常；第二，這首歌本身有特殊含義，影片前半段每個人都顯得孤立，后來才相互聯系。所以，這首歌更多是集體創作的結果。

南都娛樂：這部電影故事的時間跨度有14年，但角色形象變化不大，是否象征精神病院里的時間有獨特的流逝方式？

曾海若：沒錯，你看得很準，這也是我們討論過的。其實很少有觀眾注意到這一點——離開精神病院的人老得快，比如方寧（國義騫 飾）搬出去前后差別很大。而在醫院里，大家老得慢，時間流逝很緩慢，有點像在另一個星球。當然，這只是寓言式的表達，觀眾一般不會太注意人物容貌的變化。雖然有變化，但確實不大，在我的設定里，這些角色的變化就是很小。

何立為離開醫院時，其他人還在醫院里，這也是一種寓言——他們只是頭發白了點，而這14年恰恰是他們相對年輕的階段。

04

喜歡這部電影的觀眾偏向于高敏感人群

南都娛樂：這部電影的評價兩極分化挺嚴重的。很多喜歡這部電影的人似乎都代入到某些具體處境，從而產生移情。你覺得喜愛這部電影的觀眾畫像是怎樣的？

曾海若：當然，電影不應該拒絕任何人，誰都有權利看。喜歡這部影片的觀眾，應該都有一定的影視鑒賞基礎，喜歡看電影，也喜歡獨立思考，不會簡單否定事物，對問題和自己看到的東西持敞開的態度。喜歡這部電影的觀眾對生活總體很敏感，這種敏感自然也包括心理上可能曾有過或多或少的問題，可能遭受過情感、工作或人際關系等方面的挫折，所以他們對電影表現的東西會有同感。但這并不是說不喜歡這部電影的人就沒有這些特點。這是個很神秘的研究領域。但總體來說，我接觸到的喜歡這部影片的人都有這樣的特點。他們不會因為電影不取悅你、不符合便利的觀看需求就生氣。

我覺得現在的電影市場，尤其是做商業類型片的人，都在拼命想觀眾喜歡什么，但觀眾類型實在太多。可以肯定的是，觀眾會越來越不接受挑戰自己觀影體驗的東西。可能是短視頻越來越多，大家的耐心變少了，會覺得花費兩個多小時看一個不那么舒服、不怎么得勁、跟自己觀影習慣不一致的東西，就會排斥。

南都娛樂：那在路演期間，觀眾給到你哪些讓你印象深刻的反饋？

曾海若：路演時很多反饋讓我既感動又意外。來看路演的人本身就對影片有好感，很多人觀看時都代入其中。我有個20多年沒見的律師朋友，專程從重慶趕來看。當時我很忐忑，因為他接觸過很多社會陰暗面和悲慘人生，自己也被這些事困擾。但他說非常感動，還寫了長篇評論。這樣的觀眾很多，比如有大學生看后當場痛哭，因為他們也深陷心理困境——這不是爽片能表現的。爽片只告訴你擺脫困境有多痛快，而這部電影是和觀眾一起面對痛苦，重現那些難受的回憶，體驗感很強。排斥這種體驗的觀眾可能不容易看懂。在和觀眾交流時，我能感受到他們強烈的代入感。這種沉浸式的共情，正是這部電影最打動人的地方。

南都娛樂：按現在流行的話來說，這部電影的觀眾都偏向于高敏感人群（HSP）對吧？這一代人普遍都對很多事情很敏感，這種敏感的特質是時代的進步，還是一種退步？

曾海若：是的，他們總體比較敏感，但這只是時代的特點。我不知道對時代而言是進步還是退步，但對人來說，這至少是自身的進步——更尊重自己，更關心內心感受，而不是忍受或麻木。敏感讓他們懂得宣泄，對苦難、孤獨甚至他人更開放，不會因自閉癥或強迫癥視人為怪胎。從這個角度說，這絕對是進步，但我不認為這是時代的進步。因為生活中影響太多，我們必須內心強大，在敏感的同時保護自己，堅強地接受陽光。這也是電影的主題。

作為導演，這部電影現在也處于類似狀態，快被現實市場打懵了。想做不同的東西，但市場寬容度很低。其實不只電影市場，各行各業、日常關系中，想表達不同都很難。所以我覺得應該踐行主題：把困境當作機會和養料，相信永遠有陽光，這些養料會助你成長。即使票房不好，我們也有機會講出困惑，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電影。從這個角度看，這又是某種意義上的好事。

南都娛樂：本片的小眾題材確實影響了票房表現，如果給你機會重拍，會不會為了市場做出妥協？

曾海若：我做這部影片時并不覺得是小眾題材，因為影片不是純粹拍精神病人，而是拍被內心和外圍困住的人，其中包括精神病人。如果重拍，我可能會想如何更簡潔地表達主題，肯定會調整。但這部電影是七年前寫的劇本，這些年我有了更多生活體驗，電影本身也經歷了復雜的過程。如果能以現在的狀態重寫，肯定和年輕時不同，能更好地平衡表達與呈現，讓它更易理解。我相信隨著技術和技巧的成熟，再拍肯定會不一樣。

采寫：南都記者 劉益帆 實習生 林睿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