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中國工農紅軍被迫實施戰略大轉移，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途中，為使紅軍爭取主動、尋機發展，毛澤東曾多次建言獻策，但都遭到了時任領導人博古和德國顧問李德的拒絕。

在博古和李德要將紅軍帶入危局的嚴重情勢下，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人也不斷向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提出意見和批評。大家都意識到，糾正錯誤領導，讓紅軍擺脫困境，是當前的最大問題和當務之急。因此中央紅軍在奪取黔北重鎮遵義后，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這里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上的最大功績，是取消了“三人團”，改變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決定以王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對全黨的領導。

遵義會議參加人員共有20人。其中有政治局常委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朱德；政治局委員毛澤東、陳云；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彭德懷?、?楊尚昆?、?林彪、聶榮臻?、?李卓然?，以及列席會議的鄧小平、李德和伍修權。

參加遵義會議的這二十人中，可能大家對李卓然這個名字比較陌生。當時他和聶榮臻、楊尚昆一樣，都是以軍團政委的身份參加遵義會議的。只不過在此后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李卓然由于種種原因，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并且在建國以后，也沒有擔任過太顯赫的職務，根本無法和聶榮臻、楊尚昆相比，以至于不少人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時，都會提出疑問 ：李卓然是誰呀？他的結局如何？

一、

1899 年，李卓然出生于湖南省湘鄉縣山棗鎮洪塘村一個農民家庭。就讀于湘鄉縣立中學時期，他便立下了報國志向。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李卓然于1919 年和周恩來、蔡和森等進步一起赴法國勤工儉學。

留法期間，李卓然開始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并于1923 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 年，李卓然受黨委派，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并在那里接受了系統的革命和軍事教育。

1929 年，李卓然從蘇聯回國，隨后來到中央蘇區，擔任了中央局代秘書長和中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辦公室主任一職。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期間，李卓然很快便熟悉了毛澤東的工作方法和特點，知道毛澤東喜歡通過閱讀報紙來了解國民黨的情況。因此他專門下了道命令，要求前線各部隊無論打仗行軍，見到報紙都要收集起來，送到毛澤東處。他的這一作法，讓毛澤東十分滿意，對李卓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第四次反“圍剿”時，毛澤東被撤銷了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剝奪了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和軍事指揮權。此時已調任贛南特委工作的李卓然，還專程去看望了身處逆境的毛澤東，令毛澤東深為感動。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后，由于“左”傾冒險主義者推行錯誤的軍事路線，使紅軍損失慘重，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在這種情況下，李卓然臨危受命，擔任紅五軍團政委，與軍團長董振堂率領紅五軍團負責抗擊敵軍追兵，掩護紅軍主力北上。

從這時起，李卓然與董振堂率紅五軍團一直和中央保持著一兩天路程的距離，打了無數場阻擊戰。尤其是在湘江戰役中，殿后的紅五軍團為保護中央機關和其他部隊過江，付出了巨大犧牲。戰斗中，一架敵機朝著李卓然的指揮部進行了一通盲目掃射，李卓然身邊的幾位同志全部犧牲，李卓然竟奇跡般地幸存下來。

二、

中央紅軍攻占遵義后，李卓然收到中央通知，讓他參加遵義會議。當他趕到遵義城里時，正在患著重感冒毛澤東聽說李卓然來了，非常高興，將李卓然請到自己的住處，要他談談作為后衛的紅五軍團的情況。

李卓然也不隱瞞，實事求是地把紅五軍團目前的情況告訴了毛澤東，并告訴毛澤東，部隊指戰員現在對目前的中央領導意見很大。毛澤東拉著他的手說：“卓然同志，你說的情況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一講當前部隊的實際情況。”

李卓然也沒有讓毛澤東失望。在遵義會議上，他實事求是地講了部隊巨大犧牲，以及廣大指戰員對中央“三人團”錯誤指揮的不滿情緒，并在會上明確表示要求撤換錯誤領導，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在這次極其重要的會議上，李卓然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三、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央決定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為左、右兩路軍，李卓然被安排隨左路軍行動。面對張國燾要求左路軍掉頭南下的命令，李卓然堅決反對，幾乎慘遭張國燾的毒手。

1936年 10月，中央組織西路軍西征，李卓然也參加了這場西征的戰役。在寧夏和甘肅，西路軍遭到了的優勢兵力敵人優勢兵力的圍攻，遭到嚴重損失。

在徐向前與陳昌浩回陜北向黨中央匯報后，李卓然與李先念等 8 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李卓然任工委書記，統一指揮西路軍。在他的領導下，西路軍余部最終擺脫了馬家軍的圍追堵截，和中央取得了聯系。李卓然高興地說 ：“好了，流離失所的孩子，終于找到爹娘啦！”

李卓然率西路軍余部回到延安后，有人將西路軍失敗的主要責任歸罪于他，甚至還有人將他和張國燾聯系在了一起，說他支持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在當時那種批判張國燾分裂主義和右傾逃跑主義錯誤的浪潮中，李卓然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問題的包袱，從此漸漸淡出了政治舞臺。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李卓然一直在西北局宣傳部門工作，擔任的也只是西北局宣傳部長、西北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這樣的文職，失去了指揮部隊的機會。

四、

盡管沒有了疆場廝殺的機會，但是李卓然仍然以積極的態度，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1941年，為了解邊區人民的生產生活和改進黨的政策，毛澤東決定組建調查組開展調查研究，地點選在固臨縣。

李卓然帶著調查組，走遍了固臨縣的每個鄉村，共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調查。對當地農民種了多少地、秋糧打多少、夏糧打多少、負擔多少、對共產黨還有什么意見等問題進行深入了解，工作做得非常細致，僅僅是各類小專題就擬了40多個，經過反復修改，最后形成了十幾萬字的《固臨調查》。

在實事求是和嚴謹細致的調查基礎上，李卓然向中央提出了當時陜北農村存在的邊區農村經過土地革命后，中農增加，貧農減少，但耕地、糧食未增加；脫產人員增加，財政收入銳減，群眾負擔過重等十大問題，為中央開展大生產運動提供了依據。而大生產運動，也解決了部隊給養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經費問題，幫助各抗日根據地渡過了難關。

在 1942 年的“搶救運動”中，延安的各單位都接到了上級下達的抓出所謂的“反革命”的指標，當時的《邊區群眾報》社好幾個知識青年被懷疑為特務，遭受了審查挨斗。李卓然不顧自身安危，將這些人全部保了下來。他領導的西北局宣傳部，最后也沒有一個人被亂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在延安，李卓然對年輕干部的關愛是出了名的。有一次，李卓然奉毛主席之命搞一個專門的調查研究。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終于完成了調查報告的初稿。可就在他讓秘書校對時，這位秘書卻因為抽煙，不小心將整本書全燒了。

看著燒成灰燼的書稿，秘書非常害怕，不知道自己會遭受什么樣的處分。令他沒想到的是，李卓然卻連一句責怪的話都沒有，只是對干事說，你不要害怕，我再根據回憶重新寫一次就是。別的同志很不理解，問李卓然為什么不狠狠批評這位秘書？李卓然說，他又不是故意的，他也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了。就是罵他打他，稿子也無法恢復了，還不如我再寫一遍更節省時間。

五、

新中國成立后，李卓然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相對他的資歷，這個職務的確有些低。但李卓然認為：如何看待名利，是擺在每一個員干部面前的問題。

1955年實行工資制時，中央最初內定李卓然為行政 4 級（享受副總理待遇），并征求他的意見。李卓然立即寫信給中央，認為定 4 級過高，在他的強烈要求下，最終被定為行政 5 級。

據李卓然的兒子李延風回憶，對于職務和級別這種事，他從沒聽父親說過一句怨言。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西路軍這個歷史問題最終能得到解決，可惜直到去世，他的這個愿望也沒有實現。因此在李卓然去世時，他的遺愿就是能把他的骨灰撒在祁連山，他要和西路軍犧牲的將士永遠在一起。

雖然擔任了高級干部，但李卓然對孩子們的教育卻十分嚴格。他的女兒李若谷回憶說：小時候，日子過得非常艱苦，三年困難時期我們也沒東西吃，父親還主動要求減定糧。那時候我讀小學六年級，28 斤定糧，他要我減掉 5 斤。家里有車不能用，有一次我發燒 42 度，還是警衛員拿自行車從學校馱回來的。家里的電話不能用，穿的衣服都是有補丁的。

“文革”中，李卓然始終堅持共產主義信念，不肯違心地揭發劉少奇和彭德懷的所謂“罪行”，更不愿歪曲歷史。正因為如此，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也遭到了長達十年的迫害。

1989 年 11 月 9 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 90 歲。在他的追悼大會上，他西路軍的一位老部下，用“淡泊名利、襟懷坦白”八個字總結了李卓然的一生。

參考資料：

《黨史研究》：《鮮為人知的遵義會議參加者李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