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頭上扎著一個白頭巾的“副總理”被受關注，誰也沒有想到，這位國務院副總理竟然是從農民升上來的，由于大字不識一個，陳永貴在一些辦公文件的批閱上都顯得極為困難，但更讓人沒有想到的是，當陳家走到了第三代，一切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孫女陳春梅更是“才女”代表。

1986年3月26日，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告別廳里，哀樂聲中走來一位身著黑衣的少女。她緊緊攥著爺爺陳永貴的遺像，黑白照片里的老人頭戴白毛巾，溝壑縱橫的面龐帶著太行山脈特有的堅毅。

少女名叫陳春梅，時年十二歲，此刻她還不懂爺爺身上承載的歷史重量，只記得小時候在大寨的窯洞前，爺爺總愛用粗糙的手掌摩挲她的發(fā)頂，教她念"看山容易上山難"的打油詩。

這個場景在二十年后被陳春梅寫進《我的爺爺陳永貴》的扉頁。書中記錄了1963年那場摧毀大寨的洪水：

"七月的暴雨像決堤的天河，沖垮了二百多間窯洞，淹沒了五百多畝良田。爺爺光著膀子站在齊腰深的洪水中，指揮社員用門板和籮筐搶救糧食。"

這段文字源自她對大寨老支書賈進才的采訪，老人顫抖著回憶："永貴哥的褲腿里全是泥漿，腳底被碎石劃得鮮血直流，可他愣是三天三夜沒合眼。"

正是這場災難讓陳永貴走進高層視野。

多年來，陳永貴是如何登上高層的，一直被人評說。

1936年，特大洪水如猛獸般肆虐，兩次風災、一次雹災、一次霜凍接踵而至，春播時的澇災與洪災前的干旱，將大寨這片土地蹂躪得泥濘不堪、滿目瘡痍。可大寨人骨子里那股自力更生的勁兒，卻在這片廢墟中熊熊燃燒。

陳永貴，這位樸實的農民，帶領著大寨人挺起脊梁。他們日夜奮戰(zhàn)，肩挑背扛，用粗糙的雙手和不屈的意志，重建家園。

大災之年，大寨糧食畝產竟達704斤，總產量56萬斤，不僅沒向國家要一分錢救濟，還向國家繳了24萬斤商品糧。

這引起了上級領導的關注。

1963年底，時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的李一清來到大寨，參觀完后，內心滿是震撼，動情地說道：“陳永貴雖然是個農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強大的魅力。他在復雜的環(huán)境中表現出了非凡的指揮才能，從他身上我看到了農民之外的東西。”

從此，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順著這股關注的浪潮，進入了高層的視野。

1964年12月，陳永貴到北京參加三屆人大一次會議。26日上午，會議剛結束，他正隨著人群走出會場，忽然聽到周恩來在背后喊他：“永貴同志，請等一下！”

他停下腳步，周恩來走上前說：“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飯了，跟我來吧！” 接著又告訴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要把你請來。”

隨后，周恩來嚴肅地對陳永貴說：“這次找你來，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務院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怎么樣？”

陳永貴聽后，滿臉驚愕，忙說：“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是當不了這個副總理！” 周恩來態(tài)度堅決地回應：“看你永貴，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就得接受黨的安排。”

就這樣，在這次會議上，陳永貴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全國農業(yè)。

令人敬佩的是，陳永貴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卻堅持不遷戶口，也不拿國家工資，依舊保持著那份農民的質樸。

不過，世事無常。1978年，一場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的討論如風暴般席卷而來，人們開始對一度輝煌的 “大寨經驗” 提出質疑，陳永貴也從政治頂峰上跌落下來。

1980年9月，在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他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大會同意了他的申請。

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由于正處在時代的交替期，陳永貴當時不好直接回到山西及大寨，便拿了戶口在北京生活下來。

1992年，陳春梅考入山西大學法學院。在憲法課上，她第一次系統學習國家機構的運作，突然想起小時候見過的場景：爺爺穿著補丁衣服在國務院會議室發(fā)言，滿屋子的高級干部都認真記錄。"原來他當年討論的農業(yè)政策，就是憲法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條款的具體實踐。"這種歷史與現實的碰撞，成為她選擇法學道路的重要契機。

2008年，陳春梅的博士論文《當代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的憲法學審視》引發(fā)學界關注。她在文中提出："大寨經驗的本質，是中國農民在計劃經濟時期探索集體所有制的微觀實踐。這種實踐雖受時代局限，但其蘊含的自力更生精神，仍是鄉(xiāng)村振興的重要文化資源。"導師評價這篇論文"跳出了簡單的歷史批判，展現出法學研究者應有的理性與溫度"。

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間，陳春梅參與過多個涉農司法解釋的制定。

2015年，她在山西調研時偶遇一位老支書，對方握著她的手說："當年學大寨時，我們村也修過梯田，現在搞鄉(xiāng)村旅游，那些老梯田成了景點。"這個細節(jié)讓她深受觸動，在隨后的《關于農村土地流轉糾紛案件的指導意見》中，特別加入"尊重歷史形成的土地利用習慣"條款。

陳家的第三代里，陳春梅是唯一公開談論爺爺歷史的人。

她清楚記得父親陳明亮的教誨："爺爺最討厭'官二代'的做派，我們陳家的人就得靠自己的本事吃飯。"

這種家風在家族中代代相傳：大伯陳明珠在昔陽縣委宣傳部工作二十年未升遷，二伯陳明善轉業(yè)后當普通工人，姑姑陳明花在縣公安局管檔案。

陳春梅的哥哥陳瑞豐曾在采訪中透露："小時候父親帶我們去農場勞動，說這是爺爺留下的規(guī)矩。"這種勞動教育塑造了陳家后代的價值觀。

陳春梅在書中寫道："爺爺常說'鋤頭底下出黃金'，這句話在新時代有了新內涵——知識就是新時代的鋤頭。"她的堂弟陳瑞華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yè)后，放棄國企工作回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如今已是山西知名的生態(tài)農業(yè)專家。

值得一提的是，陳春梅在法學研究中始終關注基層法治。2018年，她掛職北京市東城區(qū)法院副院長，主審的第一起案件就是農村土地承包糾紛。原告是位七旬老人，顫巍巍地說："這塊地是當年學大寨時開墾的，現在兒子要流轉出去，我舍不得。"

陳春梅在判決書中引用《土地管理法》和《農村土地承包法》，同時援引大寨精神中的"尊重農民首創(chuàng)"原則，最終促成雙方調解。

2013年，陳春梅的著作《我的爺爺陳永貴》出版后，收到許多讀者來信。一位大寨老民兵在信中說："當年我們抬著擔架送公糧，現在讀您的書，才明白那些汗水背后的意義。"

過去十年來，陳春梅多次回到大寨。她發(fā)現當年的"海綿田"已變成生態(tài)觀光園，而陳永貴墓前的青松愈發(fā)蒼翠。

在接受采訪時，她這樣總結家族傳承："爺爺那代人用鋤頭改造山河，我們這代人用法槌守護公平。雖然工具不同，但自力更生、實事求是的精神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