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世后,近代史被以改寫。
此人正是鄧仲元。1914 年,奉孫中山先生之命,鄧仲元秘密回國,積極投身于策劃廣東討袁起義的工作中。
1916 年,鄧仲元出任中華革命黨東江司令官,參與討袁驅龍戰役。在博羅、石龍等地,他與敵軍展開了長達月余的艱苦鏖戰。面對裝備精良、人數眾多的敵軍,鄧仲元充分發揮其軍事才能,成功牽制了北洋軍南下的步伐。
次 年,粵軍正式宣告成立,鄧仲元出任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他以獨到的眼光,選拔了李濟深、鄧演達、葉挺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同時,他積極引入先進的日式軍事訓練體系,對士兵們從體能訓練到戰術配合,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嚴格訓練。在他的悉心打造下,第一師迅速崛起,成為粵軍的精銳之師。
1921 年,孫中山先生高瞻遠矚,主張通過北伐實現全國統一;而陳炯明則堅持 “保境安民” 的主張,認為應先致力于地方的建設與發展。雙方分歧逐漸顯現,矛盾日益加深。
為了維護革命陣營的團結,避免因內部矛盾而導致革命事業遭受重創,他不辭辛勞,頻繁往返于廣州與惠州之間,積極調解孫陳二人的分歧。
次 年 3 月 21 日傍晚,鄧仲元懷著對恩師周善培的敬重,前往香港迎接其歸來。之后,他與恩師一同乘坐廣九火車返回廣州,抵達大沙頭車站。就在他剛剛踏出車廂,準備與前來迎接的人員打招呼之際,突然,兩名槍手從暗處竄出,近距離向他射擊。
鄧仲元躲避不及,右胸與腹部不幸中彈,瞬間鮮血染紅了他的衣衫。隨后,他被緊急送往中法韜美醫院進行搶救。然而,由于傷勢過重,子彈對其內臟造成了嚴重損傷,經多方全力救治仍無效,于 3 月 23 日凌晨逝世,年僅 36 歲。
不過,事發當日,陳炯明僅派司機前往車站迎接鄧仲元,卻未安排衛隊護送,這一細節在事后引發諸多猜測。
第一種猜測是陳炯明下的手:鄧仲元遇刺前三個月,孫中山與陳炯明在北伐問題上已呈水火之勢。作為粵軍 “二號人物” 的鄧仲元,堅持 “粵軍當為革命前驅” 的主張,與陳炯明 “保境安民” 的割據思想激烈碰撞。
刺客所用的勃朗寧 M1903 手槍,恰與陳炯明衛隊制式武器相同。更值得玩味的是,陳炯明在案發后既未全力緝兇,反將親信葉舉部調防廣州。時任大本營參軍的李章達在回憶錄中直言:“仲元之死,是粵局分裂之先聲。”
第二種猜測和北洋政府有關:彼時直系曹錕正密謀 “武力統一”,鄧仲元籌建的兵工廠已能日產步槍百支,其麾下的第一師更裝備著從德國進口的克虜伯山炮。上海《申報》曾披露,北洋政府曾向香港黑幫 “安青幫” 支付 20 萬銀元懸賞。更巧合的是,案發次日,駐廣州的北洋密探突然集體撤離,而香港某英資銀行賬戶當日出現巨額資金流動。
最后一種就是 “私人恩怨說” 流傳:指鄧仲元任警務處長時曾嚴打煙賭,觸及某幫派利益。但查閱 1921 年廣州警察廳公報,涉案頭目梁福早在鄧遇刺前半年被捕,此說可信度存疑。另有 “蘇聯顧問誤判論”,稱共產國際誤將鄧視為陳炯明同黨,但共產國際檔案顯示當時尚未建立與粵軍的直接聯系。
鄧仲元逝世后,孫中山先生深感痛惜,追授他為陸軍上將,并親自題寫墓碑。
鄧仲元的去世讓近代史得以改寫。
原定 4 月誓師北伐的計劃因鄧仲元遇刺被迫推遲。孫中山不得不將滇桂聯軍納入指揮體系,卻埋下 “楊劉叛亂” 隱患。更深遠的影響在于,鄧仲元主導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停滯,原本計劃引進的德國軍事顧問團轉而投奔馮玉祥。這直接導致黃埔軍校初期裝備簡陋,學生軍甚至需用木槍訓練。
不僅如此,此事還加速了孫陳之間的決裂,間接引發了兩次東征以及廣東政局的劇烈動蕩。而且,鄧仲元和許崇智是孫中山最為倚重的兩大軍事干部,如果他不死,蔣介石很難用那么快的速度冒頭。
參考資料:
人民日報:《“陸軍上將”——鄧鏗(為了民族復興·英雄烈士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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