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這一次的關稅戰，很多人都聚焦于貿易本身，頂多再關注一下金融比如美債危機等等，但人們總是忽略了一點：一個政客的舉動背后，往往都有著他的戰略性認知。

如果只是把川普理解為一個一時興起、頭腦發熱，甚至傻乎乎搞關稅戰的瘋子，非常不利于理解當下的所有狀況。

我們可以通過一些過往的資料看到，川普其實是一個價值觀非常堅定持久的人，他早在1990年代就談論過，應當改變美國的貿易失衡，應當把關稅作為武器，等等。

另外，美國在奧巴馬及以前的執政中都并沒有系統性的對華戰略，還是以經濟合作為主，但川普上一任期就已經開始布局他對大洋彼岸的遏制戰略，可見他的想法至少在兩任期間都是非常堅定而強烈的。

盡管川普在具體的行為上經常很隨性、善變，但在他的底層邏輯上，始終都保持著一致性，而且已經持續了一生。從根本上來說，川普就是一個“美利堅主義者”。

這個詞是我的定義，它的涵義就在于，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并非空話，他是一個沉浸于美國夢的人，他也親口說過自己對美國“黃金時代”的懷念。

“美利堅主義”，就是保持美國全方位的絕對優勢、霸主地位，不容許有挑戰者出現，更不容許美國走向墮落。

黃金時代的美國，制造業全球第一、基建全球第一、科技全球第一，是全球所有核心產業的絕對中心。

我以前在文章中舉例過，美國在其發展黃金期（大約一百年前）所建設的鐵路里程，至今仍然沒有哪個國家能超越，包括現在的“基建狂魔”中國。

美國在二戰時建造了恐怖的一百多艘航母，這也是令人極其吃驚的制造能力。

所以在川普眼中，美國已經墮落了。最近他強調，如今中國的造船業已經是美國的200多倍規模，美國必須重振造船業。

在產業上，因為長期的美元高估（作為國際貨幣難以避免的矛盾）以及相應的貿易失衡，導致產業空心化。制造業從美國遷出，美國成了金融大國、服務業大國，也保留了高端制造業，但中低端制造業完全依賴其他國家。

如今，就連其高端制造業也開始墮落，像波音公司就陷入了停滯甚至倒退之中。如果沒有近幾年人工智能革命，英偉達這些企業的驅動，美國經濟恐怕早已面臨內生動力的嚴重缺乏。

在全球供應鏈地位上，美國也已被邊緣化。

在川普所懷念的美國黃金時代，美國是當仁不讓的全球供應鏈中心，比如在1980年代，美國的汽車、電腦、電器等都穩穩占據著全球的核心地位，盡管當時受到了德國、日韓崛起的巨大挑戰，但美國當時自身制造業實力也還是很強的。

但到了近些年，全球供應鏈中心幾乎已經只有中國。

在地緣政治上，中國也對“美利堅神話”形成了巨大的挑戰。比如北極的破冰船，中國已經處于領先地位，所以在北極制高點的爭奪上中國和俄羅斯都具有優勢。

甚至巴拿馬運河作為美國的“后花園”和咽喉，也在逐漸被中國企業蠶食。近些年來，中國資本（包括國資）購買全球港口越來越多。

南美、非洲、中東，與中國的合作越來越多，傳統的“西方勢力范圍”正在逐漸消失、被蠶食。

這是因為，中國的中低端制造業、基建產業擁有巨大的成本優勢。依靠低廉的價格和不錯的質量，這些巨量小商品、電子產品、基建成了中國的“外交名片”，用它們走近亞非拉國家，實現了“制造業→國家影響力”的轉換。

所以在地緣政治上，美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這也是為什么川普將美國國內的左派意識形態視作眼中釘。

因為在左派治下，產業空心化、供應鏈核心地位喪失、地緣優勢喪失等都沒有得到任何重視和解決，反而有更多的非法移民侵入了美國本土，導致“后院起火”。

現在將川普搞得焦頭爛額的美國國債（即將到期），以及高企的財政赤字，在他眼中都是左派留下的禍害。

綜合以上所有，川普確定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兩大戰略方向。

第一個戰略，是扭轉美國國內的左派路線，開始搞活經濟、恢復財政、給美國“止血”。

第二個戰略，是對外遏制挑戰者，全面“收復失地”，從供應鏈到地緣政治，全部開始恢復美國的中心地位。

其中第二個戰略的核心，就是全方位打擊挑戰對手。

這個戰略，從川普的上一任期就開始了，而非現在才開始。在上一任他發動了前所未有的貿易戰，但當時中國經濟正處于繁榮階段，通過人民幣貶值就輕松抵消了貿易戰影響。

然后2020年的大流行改變了一切。川普連任失敗，中國在病毒肆虐全球的2021年，因為“只有中國還能造東西”從而鞏固了全球供應鏈中心地位。

盡管2023年以后經濟進入下行，但中國的挑戰者地位并沒有受到影響，而且可以說還進一步加強了。這也讓川普如鯁在喉，他的“美國再次偉大”即將成為泡影。

如果民主黨在2024年大選中再次獲勝，可以說美國經濟走向衰敗的概率會極大，因為民主黨確實無力也沒有動機，去徹底解決美國的債務黑洞和經濟內生動力消亡的問題。

如果再搞幾年DEI，美國企業就基本上都要變成“屎上雕花”的形式主義大本營了，到那時候，如果人工智能泡沫出現破裂，美國經濟將會徹底走向崩塌。

所以對川普而言，重振美國經濟是重要任務。盡管關稅戰這個方式并不合適也過度偏激，但他的核心戰略的確是重新找回美國經濟的發展動力。

這時候，中美之間的根本矛盾，就浮出了水面。

在產業方面，要想恢復美國的制造業，就必須先掐死對手，讓那些汽車廠、電子產品廠，都去美國投資。耐克這類已經在越南等國布局的企業，川普倒也未必希望他們回去，他在意的是中高端電子產品、汽車等制造業。

但這些產業都是中國的命脈——即便中國企業已經大規模出海，但背靠的依然是中國本土產業鏈這棵“大樹”。

更何況房地產下行后，出口是現在中國經濟最重要的輸血通道。

這是雙方根本矛盾之一：都想依靠保住制造業來保住自身經濟。都想成為全球供應鏈中心，而不是“被供應者”或者邊緣化存在者。

在地緣政治方面，川普劍指格陵蘭、巴拿馬，“不惜一切代價”讓美國成為全球戰略要地的控制者。

這一幕我們在一戰前、二戰前都看到過類似的情況，各國的全球勢力范圍如果出現直接矛盾的話，就會引發大國之間劇烈沖突。

所以這是雙方的根本矛盾之二：兩強的全球勢力擴張，已經在關鍵地理位置產生了直接沖突。

很多人都說，日本當年和美國的貿易戰比這更激烈，不是照樣也實現了和諧共處。

其實完全不同，因為日本當年和美國的意識形態沒有分歧，那是純粹的產業之爭、利益之爭。

日美安保關系，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日美盟友關系，也沒有任何松動。

但中國是另一個大國，看表面中國面臨的產業爭端，和日本當年如出一轍，但看核心就會發現，中國是在依靠產業擴張實現對美國霸主地位的挑戰，這跟日本有質的區別。

更何況雙方意識形態有著根本性的不同。美國一直有著深深的“共產主義恐懼癥”，從二戰后的麥卡錫主義到后來的美蘇爭霸，意識形態的區別注定了“水火不容”。

因為，意識形態會導致根本性的不信任。“你會不會在崛起后消滅我”，或者“會不會用你的方式統治我”，都成了一種必然的推導，帶給美國最深層次的恐懼感。

所以，雙方的根本矛盾之三在于意識形態。

總體而言，我們看到這次關稅戰從“棍打一大片”到“真正目的浮出水面”，背后是川普所代表的相當部分美國人的意識，那就是美國必須要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

因為已經積重難返，“救國”窗口期日益關閉，川普選擇了關稅戰這種極其激烈、瘋狂的方式。

在以前，中國無論是在產業擴張、地緣政治擴張方面，都還處于發展期，在那時候全球留給中國的“空地”還很大，所以中美之間實現了雙方利益最大化，也帶來和諧的二十年。

但隨著這種擴張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沖突就取代了合作，成為雙方無法繞過的命題。

歷史的偶然又帶來了川普這樣一位“瘋子總統”，于是我們看到，他用最激烈的方式，去力圖實現他的“美國夢”。

可能有人會說，當年蘇聯不是跟美國也分庭抗禮、共同存在嘛？為何現在不可？

這里面有一個本質的區別：蘇聯擁有自己的戰略圈子，它不需要融入全球產業鏈，可以帶著自己的兄弟們玩。

但中國的經濟模式是高度依賴全球產業鏈，已經融入了全世界貿易網，這時候“另辟花園自己玩”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將會看到，這個巨大的根本性矛盾將會如何化解。

在以前，類似這種時刻都大概率會發生熱戰，但現在是核武器時代，人類還沒有面對過這種情況：在核時代出現大國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

只希望我們將要面對的新命題，不是人類的最后一個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