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為一本自創刊以來就把與大時代同頻共振、與青年學人共成長作為辦刊使命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探索與爭鳴》于2025年迎來了創刊的第40個年頭，并出版了“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探索與爭鳴》創刊40周年青年學人專刊”，力圖更好地呈現新一代青年學人的學術新貌，一如既往為富于歷史感、現實感、未來感的青年學術研究鼓與呼。

“澎湃新聞”獲《探索與爭鳴》授權轉載專刊的部分文章，本文作者是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講席副教授康翟。

康翟

在中國知網以“倦怠”作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將會發現關于職業倦怠、學習倦怠、工作壓力、心理健康等主題的研究論文目前已有數萬篇之多。這一方面意味著，倦怠問題已引發了來自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哲學等各個學科的廣泛關注；另一方面也表明，倦怠現象已成為理解現代人生存境遇的重要指征之一。在此背景下，韓炳哲的《倦怠社會》一經上市，就迅速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盡管此書篇幅不長，分析也稱不上具有系統性，但其中蘊含的對現代人倦怠體驗的描繪和解析，無疑觸動人心并引發了強烈共鳴。

按照韓炳哲的看法，數字時代的倦怠源于一種“自我剝削”的機制：在功績社會（Leistungsgesellschaft）中，個體被“你可以”的自由幻象所驅動，通過不斷自我激勵追求效率最大化，導致過度積極和過度消費，最終導致精神疲憊與存在性倦怠（Burnout）。他認為，倦怠現象背后的真正根源是以自我剝削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新自由主義權力機制，這種新型權力機制不再如規訓權力那般否定和壓制主體，而是肯定和順從功績主體并營造自由的假象。所謂自我剝削，實質上就是在自由的假象下所施加的隱性操控和剝削。

韓炳哲的上述觀點頗具啟發性，但也存在兩方面的問題。其一，倦怠問題作為當代社會較為普遍的現實問題，是多重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無法僅從新型權力及功績主體自我剝削的單一視角來全面呈現其生成機制。如果說韓炳哲著重強調的是自我剝削及精神政治構成倦怠的主觀機制，那么，在數字技術支持下的普遍社會加速、工作對生活的擠壓及無處不在的人機互動則為倦怠形成提供了強制性的客觀環境，這是韓炳哲的倦怠分析所相對忽視的。其二，韓炳哲借以分析倦怠現象的理論框架更多關注了個體心理和社會文化層面，未能深入挖掘制約上述個體心理和社會文化的資本邏輯。借助于大數據、算法管理等數字技術，資本邏輯實現了對個體生活的全面侵蝕。所謂自我剝削及新自由主義的新型權力機制本質上是資本邏輯的延伸。只有回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才能更好地把握倦怠現象這一時代病癥背后的深層次根源。事實上，正是因為韓炳哲對倦怠問題的分析仍舊停留在現象層面，所以他無法找到具有現實效力的解決方案，而他所提出的依靠愛與沉思來克服倦怠的設想也顯得過于理想化。

倦怠問題并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在19世紀，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分析勞動異化的部分就觸及了這一主題，其后又在《資本論》第一卷“機器生產對工人的直接影響”一節中，集中討論了工人在資本統治下所遭遇的精疲力竭狀況及其內在機制。馬克思的上述分析為我們理解數字時代的倦怠現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出發點。但是，立足于第一次工業革命背景的分析，還無法完整把握數字時代倦怠現象的獨特性、生成機制及其深層邏輯。在數字技術深度介入當代人類生活的時代背景下，馬克思所描繪的工人倦怠狀況已呈現出新的形式。這就要求我們從數字時代的倦怠現象本身出發，充分借鑒當今哲學及社會學的相關理論資源，既提供一種適應數字時代倦怠現象的分析框架，又實現對馬克思相關理論的時代化闡釋。

倦怠的演變：從機器大工業時代到數字時代

隨著數字通信技術的迅速發展，諸如算法推薦、眼球追蹤、情感識別等技術被廣泛運用，在上述技術手段的作用之下，人們愈發沉迷于人機交互之中，相比過去，每周耗費在各類數字平臺上的時間已經大為增加。不僅如此，諸如外賣平臺對騎手提升送餐速度的不斷加碼以及快車平臺對司機延長駕駛時間的引導和規訓，都顯示出如下后果：各類平臺正在從人那里獲取的時間和能量已經趨近于人類所能提供的生理極限。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這一存在于數字平臺和個體之間的矛盾，令人想起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三節“機器生產對工人的直接影響”中所描述的工人精疲力竭的狀況。在那里，工業化工廠的節奏超過工人自身的身體承受能力。盡管從機械大工業時代到今天的數字時代，勞動的客觀條件乃至勞動者自身的素養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但是倦怠問題無疑以一種全新的形式再次出現。

在《資本論》第一卷“機器生產對工人的直接影響”一節中，馬克思從三個方面闡述了采用機器對工人所帶來的影響。其一，機器的采用使肌肉力變得多余，從而令普遍使用婦女和兒童成為可能。由此，一方面加劇了勞動力市場內部的競爭，另一方面也導致成年男性勞動力工資水平的下降。為維持原有的生活水準，成年男性工人必須比以前更加辛苦地工作。不僅如此，由于始終面臨失業的潛在威脅，工人也必須耗費更多精神能量來為可能到來的艱難處境事先籌謀。其二，機器導致工作日的延長。“如果說機器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即縮短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那么，它作為資本的承擔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領的工業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長到超過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由于機器始終面臨著無形損耗的風險，其交換價值會因為生產機器方法的改進或更先進機器的出現而降低，因此，原有機器必須盡可能多地運轉，以便縮短機器總價值的再生產時間。由于工作日的長短與機器總價值的再生產周期成反比，資本家顯然有著強烈的動機把工人的工作時間盡可能延長。其三，隨著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工作日的延長往往伴隨著工作強度的提升。但是，工作日的延長畢竟是有限度的，而且過度延長威脅工人健康，也引起了限制工作日的相關立法，在此背景下，提高工作強度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馬克思指出，工作強度的提高是通過兩種方法實現的：“一種是提高機器的速度，另一種是擴大同一個工人看管的機器數量，即擴大他的勞動范圍。”總體來看，工廠系統已使工作日變得更加緊張，工人們必須更努力地工作，才能適應機器體系的節奏。

在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時代，無論是超長的工作時間、高強度的工作節奏還是時刻保持對潛在失業風險的警惕，都引發了工人的倦怠。隨著數字技術及數字經濟的興起，盡管建立在數字技術基礎之上的各類數字平臺看起來與工業化機器不同，但對工人的影響卻與馬克思的上述分析具有顯著的相似性或連續性。這意味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在新的條件下再一次導致了勞動者的倦怠。具體來說，包含以下三個層面。首先，平臺經濟通過采用零工、眾包等新型用工模式吸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勞動者，一方面加劇了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另一方面也在不斷降低勞動者的福利水平。除此之外，平臺也可以借助數據分析來確定在特定時間段所需要工人的確切數量，從而最小化職位空缺。其次，數字平臺成為工作時間不斷延長的有力推手。“數字技術導致工人在平臺上工作的時間超出他們原來的預期。例如，優步使用‘行為矯正手段’來激勵司機自愿選擇延長工作日。它發送推送通知，鼓勵司機完成任意的日常任務，從而促使他們更多地工作。這些任務并沒有內在意義，但優步清楚，簡單地傳達一個目標就足以誘使人們試圖去完成它。”最后，借助于算法技術和監視系統，平臺經濟也大幅提升了工作強度。譬如說，外賣騎手在算法的控制下，不斷提升送餐速度。由于束縛于平臺的各類勞動者必須時刻保持在線，這就決定了勞動者始終處于所謂被“全景式監控”的境地。為了提升個人的表現數據，從而接到更優質的訂單，勞動者事實上已將監視機制內化，并被引誘到不斷自我改進和優化的無限循環中。

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沿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思路來解釋數字時代的倦怠問題，但問題在于，上述分析僅僅抓住了數字時代倦怠現象的部分表現和局部狀況。由于數字時代的倦怠現象有著不同于機器大工業時代的諸多特征，這就決定了單純依賴馬克思上述分析路徑無法把握數字時代倦怠問題的全貌。當然，毋庸置疑的是，從機器大工業時代到今天的數字時代，倦怠現象作為現代性的癥候之一，反映出以商品交換、資本積累、技術革新為核心特征的現代社會的共性和延續性。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帶給我們最為重要的教誨之一，即是不能“因為有了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里已經出現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換言之，構成發展的恰恰是有別于共性的差異之處，因此，對于數字時代倦怠現象的分析應該致力于把握其不同于機械大工業時代的特征。

具體來說，數字時代的倦怠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顯著特征。其一，數字時代的倦怠并不局限于被束縛在工廠勞動中的體力勞動者，而是很大程度上已成為當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題。隨著服務業在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大量白領階層因過度加班而體會到的倦怠并不比傳統的體力勞動者更少。數字技術為工作擠壓生活奠定了前提和基礎，使得居家空間與工作空間的界限愈發模糊。近年來“內卷”“躺平”乃至“996”等議題的熱議，其實或多或少已經觸及了本文所討論的倦怠問題。正如“內卷”與“躺平”本身并非局限于特定行業或職業的問題，倦怠也在同樣的意義上成為當代社會的普遍問題。其二，數字時代的倦怠也不只是關乎由智力、體力等身體機能過量耗費帶來的身體經驗，而是與現代社會對效率的追求及對優績主義的強化等緊密相關。借助于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社會加速及優績主義獲得了來自技術層面的有力支撐。比起機器大工業時代對工人體力的過度消耗所帶來的精疲力竭感，數字時代人們的倦怠體驗更多地指向精神能量的耗費以及由此引發的心理疲憊及精神障礙。其三，機器大工業時代的倦怠主要是高強度工作的伴生物，數字時代的倦怠則不再僅僅與工作相關。在數字技術的支撐下，倦怠體驗在日常生活的幾乎一切領域彌漫開來。在看似休閑和娛樂的時刻，人們完全可能沉浸于人機交互之中而無法自拔，過度的刺激、過量的信息和資訊最終將轉化為深深的倦怠。數字時代的倦怠現象展現出的上述特征提示我們，不能僅僅著眼于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來把握倦怠背后的現實根源，毋寧說，數字時代的倦怠有其獨特的生成機制。

生成機制：資本驅動的倦怠生產

既然數字時代的倦怠不僅反映了受困于數字平臺的外賣騎手等群體的生存體驗，而且作為一種普遍性的現象，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那么，就需要圍繞上述特征從更為廣闊的視野來探究其生成的內在機制。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展開分析。

（一）精神規訓與自我剝削

數字時代的倦怠問題首先可以追溯到作為精神規訓產物的自我剝削。按照韓炳哲的看法，自我剝削反映了規訓權力從生命政治模式向精神政治模式的轉變，后者離不開數字時代借由大數據技術實現的精神操控：“大數據不僅能刻畫出個人的，也能刻畫出群體的心理圖析，也就可能對潛意識進行心理刻畫，因此可以照亮心靈深處，從而實現對潛意識的利用。”正是在數字技術的幫助下，新自由主義的精神操控得以實現，被規訓的主體變成了自我剝削的主體。在功績主體不斷自我剝削以求得更多功績的過程中，倦怠之感油然而生。福柯所言的規訓權力首先指向的是人的肉體，所謂生命政治學正是施加于肉體之上的規訓社會的統治技術。這種統治技術將生育率、死亡率、人均壽命以及健康水平等視作需要加以調節控制的對象。精神規訓則意味著規訓權力超越了肉體層面，進入了人的精神領域。由此可見，技術的變遷不僅關乎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更新，而且意味著資本操控勞動方式的更新。有學者指出：“權力可以通過大數據還原人的一切活動，將人的生命數據化并最終歸檔為一串串數字符號。通過數據存儲，人的活動習慣和各類行為越來越容易被大數據所捕獲和監視。統治階級根據大數據分析，可以生產和輸出相應的觀念以引導和重塑人的行為，服從權力的決斷。”

韓炳哲在用精神政治取代傳統規訓權力的同時，也否認了施加于個體的外在統治，正如他所言：“功績主體脫離了一切外在統治機構，這些外在機制剝削他，迫使他勞動。”這一看法顯然忽視了勞動者的現實處境與資本統治的內在關聯，并消解了資本邏輯在現代社會的現實效力。

與自我剝削相關的規訓權力不再訴諸由標準、要求、禁令等構成的規則體系，而是強調由項目、競賽、優化、績效等提供的激勵動力。自我剝削是功績社會的顯著標志，不同于傳統規訓社會對禁令、戒律等的強調，功績社會更看重的是肯定性的“能夠”、自我驅動以及內在動機。剝削在馬克思的語境下是與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及勞動者的自我異化相關的概念，而自我剝削則帶來了一種自我實現及自我完善的幻覺。正是在功績主體不斷地自我剝削的過程中，倦怠成為現代人揮之不去的生存體驗。韓炳哲指出：“功績社會和積極社會導致了一種過度疲勞和倦怠。這一精神狀態是現代社會的典型特征，由于缺少否定性，因此過量的肯定性占據了統治地位。”無節制地追求自我優化及自我確證將會導致心靈的梗阻，這就是為什么現代人雖然因自動化技術等免去了體力勞動的艱辛，卻更容易陷入精神上的焦慮、內耗甚至抑郁。總之，當代人的倦怠體驗無疑與這里所言的對過量肯定性的追求有關。

表面上看，韓炳哲所言的自我剝削突破了馬克思關于資本對勞動剝削的相關理論，但細究會發現，所謂自我剝削只是資本支配和剝削勞動更為隱蔽的方式，并且自我剝削往往能夠激發出個體更高的“生產力”，從而意味著剝削程度的加劇。總之，在數字時代，盡管個體看似“自愿”加班或過度投入工作，但這種“自愿”背后是資本借助于技術、制度及意識形態等塑造的強制性環境。

（二）社會加速與時間危機

數字時代的倦怠還與生活節奏的加速及由此產生的時間危機有著直接的關系。在一個生活步調普遍提速的環境中，無法達到平均的步調和速度，將會被視為與環境格格不入，并且極易陷入被淘汰的境地。因此，這里存在著使人們想要或覺得有必要在更少的時間內做更多事的系統性壓力或客觀機制。相比于傳統社會，現代社會拋棄了身份、血緣等所預先決定的分配模式，而代之以競爭邏輯作為分配的主要原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不斷加速的系統性壓力才變成一種對于個體而言的強制。在加速強制的驅迫下，個體愈發在工作和生活中疲于奔命，力求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時間。盡管在技術手段的支持下，效率相比于過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人們投入工作的時間、工作的強度大大提升，倦怠感也由此得到強化。

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為社會加速提供了技術手段方面的支撐，從而間接導致了生活節奏的加速。表面上看，技術的進步將會為人們節省時間，從而使人們可能放慢生活步調。但問題在于，事物量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科技進步的速度。舉例而言，盡管數字技術極大地縮短了信息傳遞的時間，降低了整個社會溝通和交流的成本，但人們今天花在信息傳遞或者說溝通交流上的時間卻大為提升了。盡管數字平臺的出現使得購物更為便捷，但是人們花在購物上的時間卻增多了，換言之，消費的便利化使人們傾向于消費更多。由于事物量增長的速度更快，“因此面對科技加速時，時間仍然越來越匱乏”。總體來看，今天的人們要在有限時間內完成的任務變得更多了，為了能更好地完成任務，必須長時間保持高度的專注，結果就是工作強度的不斷提升。不僅如此，今天的人們也總是渴望更多地體驗、更多地實現自我，仿佛豐富的體驗就意味著美好的生活。但悖論的地方在于，“無論我們變得多快，我們在世界當中所能享有的，亦即選項的可實現與體驗的比例，相比于所錯過的，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還減少了”。人們仿佛是坐上了反方向的列車，無論我們在列車上多么努力地奔跑，終究是與所要通往的目的地漸行漸遠。正是在疲于奔命但仍舊得不到滿足的挫折體驗中，人們體會到深深的倦怠感。

（三）人機交互取代人與人的互動

數字時代不斷得到強化的人機交互對人與人互動的取代，意味著人們將愈來愈多的時間投入到了各類數字平臺上。數字平臺對人類注意力的無止境攫取、持續施加的刺激以及過量的人機交互，都使人們深深體會到了倦怠之感。數字技術看似使人們更加自由，但卻在隱蔽的操控下使身處人機交互中的個體疲憊不堪。相比于傳統的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數字媒體在捕獲人類注意力方面具備著多重優勢。諸如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的出現，很好地適應了現代人生活節奏加快、時間碎片化的特點。表面上看，這是一種高效便捷的娛樂方式。殊不知，正是在刷短視頻的過程中，人們愈發沉浸并最終形成對各類數字平臺的依賴。隨著眼球追蹤技術、情感識別技術等在人機交互中的廣泛應用，各種終端設備及裝載于其上的軟件變得對人而言愈發具有吸引力。喬納森·克拉里指出：“對眼部運動的典型特點了解得越多，如一個人的眼睛會注視什么、回避什么，就越容易設計出各種視覺吸引，越能夠成功吸引或占據人的視覺注意力。”

數字平臺借助于技術手段誘使用戶更深地沉浸于人機交互的做法，令人想起意大利哲學家莫雷齊奧·拉扎拉托有關“機器式征服”取代社會馴服的觀點。在他看來，“機器式征服”針對的是人們與環境的前意識、前反思的互動。“機器式征服”一個典型的例子即金融交易員在面對股票市場瞬時波動時所做出的“自動化”反應。由于股票的波動已經達到了納米級，交易員的思維和意識顯然無法適應快速波動的市場，因此，訓練身處全球金融網絡中的交易員以預先確定的方式做出反應，就顯得十分必要。除此之外，“機器式征服”也表現在平臺利用大腦的慣性來引導個體的行為：各類在線視頻播放平臺的算法推薦系統在觀眾看完某一特定電影時，往往會基于觀眾的興趣和偏好推薦和引導觀眾觀看新的電影。無獨有偶，優步也采用了同樣的策略誘使司機延長工作時間：“正向調度系統可以讓司機像真空中的惰性物體一樣，順利地從一個任務流向另一個任務。”總之，“機器式征服”的核心在于將權力施加于生物性身體，而非理性的思維。在這個過程中，理性思考及復雜決策所必要的時間被消解了，人類慢慢轉化為受到平臺算法引導的人機交互組合中的自動化節點。

（四） 遠程辦公技術與工作對生活的擠壓

如果說平臺對于用戶注意力、數據乃至于流量的無止境攫取，導致了工作和休閑邊界的模糊，從而使得看似休閑娛樂的時間成為生產數據的“數字勞動”時間。那么，在各類遠程辦公技術的支撐下，工作時間本身的擴張也正在趨近于極限。不言而喻，工作時間的過度延長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生活的擠壓，構成了數字時代倦怠體驗的另一重要來源。如果沒有手機、電腦及各種遠程辦公的輔助軟件，那么下班回到家中的時間就可以免于被工作掌控，勞動者至少在形式上得以保持休息時間的獨立自主性。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遠程辦公的障礙被逐一克服，各種在線監控手段被廣泛使用，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勞動者雖身在家中但仿佛置身于辦公場所。福克斯指出：“客廳是當今的工廠之一：工廠是雇傭勞動的場所，但它也在客廳里。在雇傭勞動之外的空間，工廠不僅僅在家里，而且到處都是。互聯網是無處不在的生產受眾商品的工廠和領域。”

馬克思曾在分析機器生產對工人的影響時談到了機器資本主義應用的悖論性后果：“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經濟學上的悖論，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恰好在相同的意義上，我們也見證了數字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悖論性后果：一方面，它蘊含著促進社會交往、提升社會生產力的巨大潛力；另一方面，它卻為隱形加班提供了技術前提。借助于各類遠程辦公技術，下班之后的時間可以十分輕易地被轉化為工作時間，并且這種工作時間繞過了相關法律。

總的來說，數字時代倦怠的生成機制既涉及宏觀層面社會文化對優績主義、提升效率等的推崇，同時，又涉及微觀層面個體休閑時間的異化及工作時間的過度延長。可以說，正是在上述宏觀與微觀機制的共同作用下，數字時代人們的倦怠感比以往任何時代都來得更為普遍且強烈。不過，若是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對上述機制的考察仍然屬于現象層面的分析。要想真正把握數字時代倦怠現象背后的深層邏輯，仍需回到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深入探究上述機制背后潛藏的資本積累矛盾及其內在要求。可以說，自我剝削、社會加速、過量的人機交互乃至工作對生活的擠壓都可以視為對上述矛盾及內在要求的回應。

倦怠的深層邏輯：資本積累的矛盾與內在要求

以上所談的四重機制既是對數字時代倦怠生成機制的解釋，同時，它們本身也構成了現代人生存境況的癥候或表現形式。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從上述癥候式的分析深入到對其背后“病理”的剖析。經濟學家海爾布隆納曾言：“馬克思的重要性正是源于這樣的成就。他的貢獻，從某種意義上，堪與柏拉圖和弗洛伊德的貢獻相媲美。這一貢獻就是，他發現了隱藏在歷史表象之下的、之前未被發現的深層次現實，首要的是，他發現了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的這一歷史階段背后的現實。”這一觀點啟發我們，要想把握數字時代倦怠的深層邏輯或深層次現實，有必要借助馬克思在資本批判中闡發的相關思想。

首先，自我剝削及工作對生活的擠壓反映了競爭環境中資本之間的對抗和矛盾。換言之，自我剝削本質上是資本將其競爭壓力轉嫁給勞動者的結果。相比于學界對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及動態博弈關系的持久興趣和廣泛關注，資本之間的競爭和矛盾往往遭到相對忽視。作為這種忽視的結果，人們只是在談論一般利潤率時順帶考察了資本之間的競爭問題。而對于資本壓低工資的傾向，也往往從資本家的道德品性或過度貪欲來解釋。殊不知，如果脫離了資本之間競爭的基本格局，就無法理解資本家行為的真正動因。這意味著，我們應該把道德義憤放在一邊，去思考整個經濟運行的內在機制，經濟運行的機制才是真正推動資本家行為的力量。從這一視角出發，自我剝削及工作對生活的擠壓都可以視為資本應對競爭帶來的系統性壓力的新策略。對于單個資本而言，如果無法獲取平均利潤率，那么所進行的投資就是失敗的，長此以往，將會導致自身被淘汰。因此，單個資本必須盡可能獲取高利潤率，以便保持競爭優勢并免于被淘汰。借助于數字技術，精神規訓及其結果——自我剝削，使個體的工作效率得到極大提升，從而使資本可以榨取更多相對剩余價值，而工作對生活的擠壓則帶來了絕對剩余價值的增加。可見，自我剝削及工作對生活的擠壓都服務于資本強化剝削并提升利潤率的目標。

韓炳哲無疑看到了自我剝削對提升效率和生產力的作用，他寫道：“當生產力達到一定程度時，自我剝削比他者剝削更有效率，功能更加強大，因為自我剝削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這表明，韓炳哲展現出從經濟因素的角度理解倦怠的傾向，但問題在于，他未能進一步將對效率的追求與資本競爭及積累的內在要求聯系起來。自我剝削相比于他者剝削提供了更高的生產力及工作效率，這是一種通過激發勞動者內在熱情提升工作強度的策略。通過將社會資源的分配與個人績效相掛鉤，處于競爭中的單個企業成功地將競爭壓力轉嫁給了個體。個體只有提高效率，以便在有限的時間內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通過自愿加班以延長工作時間，才能在資源的分配中保持相對優勢。“社會競爭的邏輯是，必須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以維持競爭力。維持競爭力，不只是一種讓人們能更自主地規劃人生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唯一目的。”可以說，正是在競爭壓力的強制作用下，自我剝削及工作對生活的擠壓才成為今天的普遍現象。新自由主義關于“成就自我”“自我實現”的話語是與資本主義動態競爭的現實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話語，它們為自我剝削及工作擠壓生活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

其次，社會加速反映了資本縮短周轉時間的內在要求。資本為了最大化利潤獲取，必須不斷縮短生產周期、加速商品流通，并推動技術創新。可見，社會加速本質上根植于資本積累的內在要求。如前所述，處在競爭環境中的資本必須提高利潤率以獲得競爭優勢，否則很容易陷入被淘汰的境地。除了借助自我剝削以及延長工作時間來強化對勞動的剝削外，縮短流通時間、加快資本周轉也是提高利潤率的有效方式。同一資本在周轉時間縮短一半的情況下，就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周期內生產出相當于過去兩倍的剩余價值，從結果來看，盡管資本有機構成等條件沒有發生變化，但同一資本的利潤率將會因此提高一倍。正如馬克思所言：“周轉時間或它的兩個部分（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中的任何一個部分的縮短，都會增加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但是，因為利潤率表示的，只是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和參加剩余價值量生產的總資本的比率，所以，很清楚，每一次這樣的縮短，都會提高利潤率。”

為了縮短流通時間，就需要改進與資本流通相關的交通、通信等技術條件。而為了縮短生產時間，就必須借助技術手段加快工作及生活的節奏，以便在同樣的時間內完成更多事項。數字技術的深刻演變無疑在上述兩個方面都發揮了顯著作用，從而成為縮短周轉時間的強大動力。正因為如此，數字時代的社會加速才變得如此令人矚目。且不談產業數字化帶來的生產力提高及生產過程的加速，今天人們早已熟練使用的各類在線購物平臺，不僅使購物體驗更加便捷高效，而且算法推薦的功能也促使人們增加消費，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周轉的時間顯然大為縮短。隨著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的不斷涌現，人類傳輸、儲存乃至處理信息的效率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由此推動了羅薩所謂科技加速的進程。按照羅薩的看法，“社會加速在晚期現代已經轉變成一種不再需要外在驅動力的自我推動系統。上述三個范疇，亦即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以及生活步調的加速，已經形成一種環環相扣、不斷自我驅動的反饋系統”。在上述自我驅動的加速循環系統中，科技加速具有基礎性的意義，正是它推動了以職業結構、經濟結構及溝通傳播結構為核心的社會形式的加速變遷，并在間接意義上促成了生活步調及節奏的加速。在一個愈發追求時效性的世界中，人們無法再心安理得地中斷或休息，因為稍有不慎可能就會錯失良機。

最后，過量的人機交互以及平臺對數據的爭奪反映了資本克服生產與實現矛盾的不懈努力。按照哈維的看法，生產與實現的矛盾乃是與資本主義始終相伴的根本性矛盾，作為其結果的生產過剩危機也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反復出現。為了克服這一矛盾及危機，資本主義在其演變過程中采取了多重手段和策略，廣告、信用卡等在歷史上的出現正反映了資本主義促進消費的迫切渴望。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彌合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獲得了新的強大手段。一方面，人機交互及在此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數據成為平臺了解和掌握消費者需求的有力武器。只有把盡可能多的時間吸納到人機互動的過程中，人們才能為數字資本創造更多的數據。只有加速人們的交流和數據的傳遞，才能讓大數據實現更為精準的預測，從而最大化地促進消費。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為諸如定向廣告、直播帶貨等新型營銷方式奠定了技術基礎。當人們將愈來愈多的時間投入人機交互中時，網絡空間的廣告及營銷就顯得尤為重要。

無論是對消費者偏好的精準預測還是向消費者推送定向廣告，抑或是依賴直播帶貨的方式刺激和促進消費，最終都離不開對數據的收集及處理。數據成為當今時代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為了有效地收集數據，必須變革無法提取和使用數據的舊商業模式，并建立一種以數字平臺為核心的新型業務模式。“平臺通常由處理數據的內部需求而產生，并成為一種有效的途徑，能獨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記錄下來的日益增加的數據量。”由于數據的體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數據的使用價值，因此，各類數字平臺顯然有著攫取更多數據的強烈動機。平臺之間的競爭，也表現在對用戶注意力及數據的爭奪上。毋庸置疑的是，數字平臺為克服價值生產與實現這一資本積累的固有矛盾提供了有效手段，但它也使得過量的人機交互及與之相伴隨的倦怠成為現實。

數字時代資本積累的悖論性在于，它用以加速資本積累并克服資本自身矛盾的種種方式，總是在新的層面上再生產出矛盾，并加劇了危機趨勢。一方面，數字時代借助自我剝削、社會加速等方式實現的剝削強化，的確可以讓個別資本在競爭中保持優勢，從而成為應對資本之間競爭壓力和矛盾的有效策略。但這樣一來，個別資本卻不得不面對人的生理極限的限制，資本積累與人的生理承受能力之間的矛盾由此激化。無論是身體能量還是精神能量的過度耗費，都會帶來某些不可逆的后果，從而在根本上阻礙和中斷了勞動力再生產的完成。當代話語稱頌創造的靈活性、創業的獨立性和充滿激情的工作倫理，但精疲力竭和抑郁的現實突破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屏障。另一方面，正是對數據的爭奪推動了物聯網、云計算等收集和處理數據的新型技術手段的出現，數據的體量以及對算力的需求都會邁向更高的臺階，但這無疑將會加劇資本積累與生態系統承載力之間的矛盾。盡管云計算、虛擬空間、流量等數字時代的新術語給人們留下了數字技術環境友好的積極印象，但仔細考察起來，越來越多的數據中心和服務器對于能源的消耗無疑是巨大的。除此之外，“它會產生很多熱量，這些熱量會對微電路造成損害，因此每天需要數百萬加侖的水來冷卻每個單元。按照目前數據指數級的增長速度，從現在算起，50年后所需的服務器多到能覆蓋整個美國大陸”。不僅如此，即使可以依靠數據更好地預測消費者的偏好和需求，數字平臺也無法真正克服生產與實現的矛盾。這是因為，價值實現所依賴的消費需求本身是建立在資本與勞動對抗之基礎上的，這就決定了消費需求在資本不可遏制地追求更高利潤的動機面前注定是有限的和狹隘的。換言之，只要收入水平受到抑制，消費需求必然是有限度的。

結語

近年來，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為核心的數字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生產生活乃至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并成為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重塑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無論是著眼于暢通國內經濟循環，還是致力于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積極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技術創新都是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但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種種悖論性后果，也日益引發人們的憂慮。隨著各類數字平臺對注意力及數據的爭奪日趨激烈，無論是對人類能量的過度耗費，還是對于人類睡眠時間的剝奪，都使得倦怠問題在數字時代變得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嚴峻。面對技術發展引發的悖論性后果，不能如歷史上曾出現的盧德運動那般一味否定或摧毀技術，而是應當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為尺度引導和規范技術的發展。尤為重要的是，要將技術發展從服務于資本積累的單向度中解脫出來，通過抑制資本無序擴張，實現數字技術發展的經濟效益與社會價值的統一。正如馬克思所言：“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不可分離的矛盾和對抗是不存在的，因為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

韓炳哲對倦怠現象的分析為我們審視現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了重要視角，但其理論框架更多聚焦個體心理及社會意識形態層面，忽略了資本邏輯的核心作用。借助于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倦怠的結構性根源，并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更為根本的路徑。事實上，馬克思在論述由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帶來的相對過剩人口問題時，已經觸及了由現役工人與產業后備軍之間的激烈競爭所帶來的自我剝削。換言之，自我剝削無論是在機器大工業時代還是數字時代，都與資本積累的矛盾及內在要求緊密相關。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體系及意識形態所起的作用不過是掩蓋了自我剝削背后的客觀機制，將個體處境的惡化解釋為個體不夠努力，遮蔽了資本對個體的隱蔽操控及剝削。

從文化層面來看，當今時代的倦怠現象從根本上反映了人們對增長的過分渴求，社會加速、優績主義等無不與建基于資本增殖基礎上的“增長癖”緊密相關。面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增長的渴望及對停滯趨勢的深深憂慮，19世紀的經濟學家約翰·穆勒展現出獨到的智慧，他寫道：“固然，對于國家的獨立和安全來說，一國在人口和資本的增長方面不大大落后于鄰國，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如果人民大眾從人口或任何其他東西的增長中得不到絲毫好處的話，則這種增長也就沒有什么重要意義。”在穆勒所設想的積極的靜止狀態中，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都趨于停滯，但與此同時，技術的進步、財富分配的改善、生活方式的改進卻使人們有了更多的閑暇，并且能夠在身心兩方面培養高尚的生活情趣。當前，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增長依然是重要的社會目標。但是，穆勒的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只有破除唯GDP主義及優績主義對人們生活及身心發展空間的擠壓，并探索一條經濟增長與人的全面發展相互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倦怠問題才有可能真正得到緩解。

【本文轉載自《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原標題為：康翟 | 數字時代倦怠的生成機制與深層邏輯——兼與韓炳哲商榷 | 創刊40周年青年學人專刊·爭鳴②。】

來源：康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