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最終選擇了陜北作為目的地，這個目的地是什么時間確定的呢？事實上，在1934年、中央紅軍從江西根據地突圍時，究竟要轉移到哪里、并沒有定數。

當時，紅軍決策層的做法是邊打邊走、邊走邊看，不斷地調整著方向；到陜北、去建立中央根據地，并不是開始長征時的初衷。直到1935年9月上旬、紅軍進了小鎮哈達鋪之后，目的地才得以選定。

哈達鋪是個處于隴南宕昌縣（現屬于甘肅隴南市）的普通小鎮。紅軍當年在這里做出了改變前途、奠定未來的選擇，源于在小鎮郵政所里發現的一摞舊報紙。毛主席等中共領導從報紙中得知：在西北方向的陜西北部，有劉志丹等人領導的紅26軍5000余人和六七個縣域大小、十數萬民眾的蘇區根據地。

同時，在報紙上、主席還看到：徐海東等人領導的紅25軍3000余人已與紅26軍在陜北會合。這些消息，讓一直在迷茫中尋找出路的紅軍里看到了方向，主席迅速作出向陜北進發的決定。

那么，這里就有一個問題了：主席當年看到的報紙，是那一家報紙呢？2005年版的《隴南市志》相關章節記載：紅軍在哈達鋪找到的報紙是《大公報》，報紙日期分別是1935年7月23日、27日、29日和8月1日。

胡政之（前排右一）和報館同事

《大公報》館

《大公報》是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創刊的，起初因為“敢言”而名滿動全國；后因傾向于北洋政府而衰落。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6月，吳鼎昌出資5萬元，邀胡政之、張季鸞組成新記股份公司接辦該報。

這里要著重說一下《大公報》的胡政之。胡政之，1889出生、成都人。當時在《大公報》任總經理、副總編輯，創造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被視為“報界巨子”。

當時，他絕對不會想到，他的報紙、給迷茫中的紅軍指明了一條出路。他當時也絕對也不會想到，他手下的一個記者，會在56年之后、成為中國最高新聞獎項的名字。1991年，中國設立最高新聞獎項“范長江新聞獎”；2000年，范長江創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被國務院確定為“中國記者節”。

1935年5月，26歲的范長江從北平趕到天津，找到《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說：“我要去考察西北，去了解紅軍。”胡政之立即答應，支付這個年輕人每月15元稿費、請他為《大公報》寫稿。

接下來，這個年輕人開啟了自己的“成(都)蘭(州)之行”。歷時10個月，獨立進行了長達3000公里的新聞采訪活動，寫下的一系列報道，滿足了國統區讀者了解紅軍和長征的渴望，可謂轟動一時。1936年，《大公報》將范長江的相關文章結集出版了《中國的西北角》，“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影響”。

到了1937年2月9日，在延安采訪的范長江與主席徹夜長談后，回上海寫了《動蕩中之西北大局》，更是將國民黨在“西安事變”上的謊言掀了個底朝天。

胡政之

胡政之家庭照

據說，遠在延安的主席看了范長江的文章后，親筆致信，以“弟”自稱：“長江先生：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時祈為發布。甚盼時賜教言，匡我不逮。弟，毛澤東。”

如果說以上這些，是《大公報》胡政之的“無心插柳柳成蔭”，那么在重慶談判期間，他和主席之間的交流就是有意而為之了。1945年8月，毛澤東飛抵重慶參加國共談判。9月20日，胡政之以個人名義設宴歡迎。宴會上，有人提到“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主席當即指出：“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的爐灶里不許我們做飯?！?/p>

在座人士無不為主席含義深刻、一針見血的幽默作答頻頻頷首。宴會結束時，外勤記者張蓬舟提出讓毛澤東為報館職工題詞的請求。他當場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這是毛主席第一次手寫此五字。

據稱，抗日期間，曾有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主席舉行歡宴時，執意要《大公報》的記者孔昭愷坐在首席，并舉杯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

胡政之1949年4月14日在上海病逝。此去經年，值其忌日，如去特以此短文以致對胡先生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