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喬的異想世界》

1945年，同盟軍攻占柏林，納粹德國的政權正式宣告覆滅。盡管殘酷的戰爭已經結束，但是對于柏林的民眾來說，這只是一段瘋狂歷史的結束和一段混亂歷史的開始。來自敵人的報復、混亂的社會秩序、詭譎的冷戰局勢，無不使他們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境地。

柏林，在整個20世紀，一直處于歷史的中心。這里一度是科學的殿堂，有愛因斯坦、海森堡等科學家，西門子、歐司朗等企業；這里還是藝術的中心，電影從這里蛻變為華麗的藝術。

但是，柏林也是一座罪惡之都，“一戰”后的柏林動蕩不安，街頭斗毆不斷、犯罪事件激增，大量底層人民躲在陰暗的貧民窟里茍活。更不用提納粹掌權以后發起的血腥戰爭和屠殺行徑，給世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辛克萊·麥凱的《柏林:世界中心之城的生與死》詳細敘述了20世紀柏林的繁榮、衰敗與重生，它曾在“二戰"中化為廢墟，又在戰后的報復與冷戰的夾縫中艱難求生。當地的貴族、音樂家、科學家、演員等不同階層，以及戰俘、女性、兒童等不同群體的生活，因納粹、戰爭和政治等因素，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悲劇性改變。

我們會看到，當一個國家陷入瘋狂，人民過著怎樣的生活？當一個政權覆滅以后，人民又會遭遇哪些不幸？

崛起的納粹，失落的貴族

盟軍轟炸機拋下的炸彈不分社會階級。理論上，柏林的豪宅與最為簡陋的廉租公寓一樣扛不住灼人的烈火，但與窮人不同，貴族的優勢在于有不止一處住所可以選擇。不過，盡管繼承的財富和世襲的爵位帶來了物質上的保障，但自“一戰”結束以來，柏林的貴族階級在其他方面卻很脆弱。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擁有古老姓氏的皇親貴戚能留在柏林，只是因為納粹當局的勉強默許。很多貴族成員嘗試適應這個惡魔般的新政權。還有不少貴族成了納粹政權的殘酷鷹犬。但他們還是后知后覺地意識到惡魔對他們的蔑視。

出身于信仰羅馬天主教之貴族家庭的馮·帕彭，雖然親友均遭到納粹的殘忍且極端的暴力對待，他本人卻與德國的新領導人相處融洽。

在世界經濟蕭條不斷加重的陰霾中，馮·帕彭的權威在1932年11月崩塌，從前的盟友馮·施萊謝爾將軍倒戈相向，一度威脅要實行軍事獨裁。因被迫讓位給馮·施萊謝爾而感到憤怒和屈辱，且早與赫爾曼·戈林混得熟絡的馮·帕彭，于1933年1月同意由興登堡總統出面任命希特勒繼任總理，他本人出任副總理，其他志同道合的保守人士共同組閣的方案。

《希特勒：惡魔的崛起》

貴族就這樣將權柄授予了希特勒，完全沒有想過要征求一下選民的意見，不過，他們打的小算盤是，這份權柄對于納粹來說將是致命的毒藥。在他們看來，此時當政無異于在怒號的暴風雨中掌舵：讓希特勒承擔全部責任，在大旋渦中航行，這樣一來，國家大事的冷酷現實將遏制臨危受命的希特勒和納粹黨原本的極端主義沖動。而待到他們力量被削弱之際，馮·帕彭將得以再次出山收拾殘局。

這不僅是重大的失算，其背后更是對魏瑪共和國憲法發自內心的憎惡。這幫達官貴人在希特勒的崛起并非大局已定之時，親手將他擁上了最高權位。

馮·帕彭自以為自己的權力擁有深厚的根基。1933年，他的副總理辦公室和團隊進駐名頭響亮的博爾西希宮——這座砂巖砌成的意大利風格建筑曾是普魯士一家銀行的總部。盡管馮·帕彭并非和平主義者，但他想要引導納粹改變對街頭暴力的癡迷和對拘禁、折磨政敵的鐘愛。上任數月后，馮·帕彭在未征詢希特勒意見的情況下發表了一篇演說，表達了希望普遍的暴行就此終止的愿望。他以為希特勒會虛心接受自己的意見，卻不承想，這篇演說讓他最親近的伙伴喪了命。至此，馮·帕彭終于看清了這些他眼中粗鄙的新貴那嗜血病態的真面目。

希特勒的“長刀之夜”除了殘忍地清洗沖鋒隊，冷血地殺掉多年摯友恩斯特·羅姆，還擴大范圍，將矛頭對準所謂的“帕彭小圈子”。黨衛隊和蓋世太保沖進了博爾西希宮。他們推推搡搡地把馮·帕彭的新聞秘書赫伯特·馮·博澤帶進一間會議室，讓他落座。他剛坐下，背后的黨衛隊隊員就舉起了槍。馮·博澤背后中了10彈。馮·帕彭的律師、渴望德國政府回歸威廉時期專制傳統的埃德加·尤利烏斯·榮格也被帶走，并于當天晚些時候被殘忍槍殺。

在這突如其來的恐怖之中，馮·帕彭本人也被幽禁在其位于柏林的別墅中，納粹還不忘切斷他家中的電話線。看守他的黨衛隊隊員對這位副總理施以巧妙的睡眠剝奪手段。幾天后，被折騰得頭暈眼花、膽戰心驚的馮·帕彭突然被召到總理府。到了那里他才發現，完全由納粹黨員組成的新內閣已經沒有了他的一席之地。他懇求單獨覲見元首，并最終宣布自己已經無力報效祖國。希特勒對此感到十分滿意，他所需要的不過是將這位貴族踢出政府。

這不是小孩能得到母親解救的世界了

在往年，4月20日是柏林大張旗鼓、舉城慶祝的日子，公眾放假一天，街上張燈結彩。對于全德國的人民來說，慶賀自己國家領袖的生日再正常不過。

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50歲生日那天，也即德國占領捷克領土后不久，整個柏林都陷入展示軍事奇觀的狂熱當中：元首站在寶座前檢閱三軍正步儀仗，講臺四圍花團錦簇，公共建筑上懸掛著“元首，我們感謝您”的巨幅標語。

希特勒曾對一位親信談道，他的生命正是在首次聆聽《黎恩濟》之后完成了升華。“這一切，”他說，“都從那個時刻開始。”

1945年4月20日，他是否想到過這一切將于何時結束？他一方面明令手下不愿民眾為其慶生，另一方面卻逐漸開始讓自己相信——至少他身邊的人是這樣看的——他可以找到一種擊潰盟軍的方法。

當天晚些時候，元首最后一次走出地堡，最后一次在天空下行走，讓人們得以一窺他頹唐的模樣。

《帝國的毀滅》

不過，在他令人震驚的現身之前，柏林城西部和西南部、迄今為止尚在蘇軍炮擊范圍之外的居民被告知，元首將在生日當天向他的人民獻上一份禮物：當周的物資配給量將小幅上升。

身心俱疲的母親們鉆出地下室，進入這個灰蒙蒙的世界，指望著能得到一點額外的黃油、一些蔬菜（作為對偶爾才能吃到一個土豆的補充）、一瓶水果罐頭或者一份果醬，以及少量真正的咖啡（而不是那種以橡果為原料制成的代用品）。城內其他區域有消息說，突然出現了少量香腸、大米和小扁豆。

時年29歲已經做了母親的多羅特婭·馮·施萬嫩弗呂格記得那次元首的大發慈悲，但在室外耐心排隊的時間也讓她見識到了降臨這座城市的恐怖。她看到在商店對面的街上有一個最多不過12歲、矮小瘦削的男孩。他坐在“自己挖的戰壕”里，似乎對任何靠近的大人都滿腹狐疑。她湊上前去，驚訝地看到淚水正順著他的臉頰流下來。他的身旁放著一只反坦克手雷。她輕聲細語地問小男孩在那里做什么。他告訴她說，他接到的指令是在那兒蹲點，只要看到蘇軍坦克出現在視野之內，便要拿起反坦克手雷沖到坦克下方并引爆它。看來是有人說服他——或者強迫他——犧牲自己的生命。

《穿條紋睡衣的男孩》

馮·施萬嫩弗呂格女士打量著這個男孩，又看了一眼地上的炸彈，心里懷疑他是不是連手雷的使用方法都不知道。她清楚，無論發生何種情形，他的自殺式攻擊都將是雙重的徒勞：不等到他靠近坦克，就會被紅軍戰士擊斃。然而，與此同時，盡管這位母親的本能是把他帶回家藏起來，她卻不能這樣做。

黨衛隊正在街上巡邏，以一種新的、越來越失去理智的狂熱來執行他們的意志，如果這個男孩擅離職守，定會與柏林城各處的其他很多人一樣，被人用繩子徒手吊上路燈，隨著繩套不斷收緊而緩慢地窒息而死。況且如果她真的把他帶回家藏起來，黨衛隊的人會四處搜捕他，這樣一來，不僅他必死無疑，馮·施萬嫩弗呂格女士和她的孩子也將性命不保。

最終，她領到了那份特殊的壽誕配給，分給那個小男孩一些后就走開了，留下小男孩一個人坐在戰壕里“抽泣著”“嘟囔著”。第二天，馮·施萬嫩弗呂格女士懷著不安的好奇心再次回到那里時，那個小男孩和手雷都已不見蹤跡了。她希望是小男孩的母親找到了他，而他現在已經安全了。但與此同時，她又懷疑或許并不是那么回事，而這才是這個白日夢想的悲哀之處。這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可以得到母親解救的世界了。更可能的情況是，黨衛隊帶走了那個男孩，又把他安排在了更靠近前線的陣地上。

淪為貨品的女性

在最外圍地區，一些與家人、鄰居共同居住在擁擠地下室里的女性，想方設法避開即將到來的危險。在兩側排列著滿目瘡痍的聯排公寓樓的長街上，有人看見蘇軍士兵在這一帶出沒的消息不脛而走。

大多數柏林女性的第一要務，便是確保樓內沒有身穿軍服的德國男人，否則不單那男人性命不保，她們遭到的報復也將不遠。下一步要做的便是隱藏或者偽裝。有年輕的女子往自己的頭發里抹煙灰，把衣服里塞得鼓鼓囊囊的，并遮住部分面部，以給人留下又老又丑的印象。其他人則在住宅樓里四處尋找藏身之地：地窖里被遮蓋的隱秘角落，抑或是閣樓里容易被忽視的夾角。但這樣的策略同樣容易適得其反：這些所謂的藏身之地恰恰是緊張又恐懼的蘇軍士兵在搜尋隱蔽的德國狙擊手時不會放過的。當然，不會因對方姿色欠佳便輕易放棄的男人更比比皆是。

《我們的父輩》

交戰各方都明白，無論戰斗多么慘無人道，強奸也是犯罪，但似乎從未有犯下這項罪行的人受到嚴厲的懲罰。

蘇聯小說家、記者列昂尼德·列昂諾夫不無諷刺地道出了蘇軍對柏林女人的態度：“我軍戰士在柏林城中昂首闊步地巡邏，德國的女士用充滿誘惑的目光凝望著他們，準備立即開始償還‘賠款’。”這令人毛骨悚然的意象將強奸的暴行簡化為某種正義，讓柏林的女人為納粹軍隊在東方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作出補償。這或許就是一些蘇軍戰士對公然施暴的殘忍行徑毫無愧意的原因。

有一次，一個在雜貨店工作的年輕女子甚至被蘇軍士兵按在商店柜臺上，在店外街上往來人流的眾目睽睽之下被強暴。正如紅軍隨意取用他們可以找到的一切物資一樣，柏林的女人也成了一種貨品。而另一方面，驚人的事實在于，柏林的女人在痛苦中明白，正在瓦解的納粹父權政治——一個建立在雅利安丈夫保衛家庭的形象之上的社會——從來都只是幻影。

在戰爭最后的幾年里，柏林的女人在承擔起照顧家庭的重擔之外，還在維持這個城市從工廠到交通的正常運轉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納粹政權終究未能保護這些女人免遭這最令人斷腸的傷痛，似乎沒有人對此感到意外。受害人在講述時，無一不對被奸污的命運早有預料，這表明柏林人已被徹底放棄，任由墮落的勢力肆意踐踏。

1945年4月時柏林共有百余萬名女性，其中被辱者的準確數字無從知曉，但據估算有數十萬人。接下來的數周，柏林的流產手術多達數千例，禁止流產的法令也被暫時廢止。在余燼未熄的殘垣斷壁之中，這些手術只能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進行——柏林的醫院、 診所里麻醉藥的供應少得可憐——而對于這些在承平時期不愿考慮這種極端情況的女人而言，這就成了全城范圍內的苦痛和絕望的殘酷代名詞。

多年來，納粹逐漸侵蝕了柏林的現代性——它的財富、它的文化以及它的溫文爾雅——更消解了對很多柏林市民安全的保障。政治異見者、殘障人士、猶太人和男同性戀者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權利被逐漸剝奪，直至當局最終決定，結束他們的生命也沒什么了不起。

柏林的女人深知，她們同樣不再享有任何形式的保護，她們與眾多同胞一樣，不過是一具具肉身，沒有任何權利，她們的家園、她們的街巷也已褪去了一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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