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堂村的青磚墻在晨霧中洇出水痕，艾草香氣凝成細小的露珠，順著何首烏藤的脈絡滾落。藥柜第三格抽屜卡澀的滑動聲里，碾藥的石臼已候在陰影里，等待與老人布滿褐斑的手掌重逢。

木門吱呀推開時，銅杵正與石臼相撞出清響。八十九歲的孫廣耀佝僂在藥碾前，白熾燈管在他背上投下斑駁的弓形。相機自動對焦的紅光掃過墻面，驚飛了伏在《赤腳醫生手冊》上打盹的貍花貓。“后生坐。”老人左腳一勾，三個包漿發亮的馬扎便滑到我們跟前。攝像機剛支穩三腳架，一柄烏木戥子忽然塞進我手里。“手穩的娃子，幫我稱三錢茜草炭。”老人缺了門牙的嘴漏著風，拇指在銅桿上摩挲出包漿，“72年接王家媳婦頭胎，剪子抖得豁了刃，最后硬是拿牙咬斷臍帶。”泛黃手冊里滑出幾根枯卷的益母草，我的筆剛寫下“婦科秘方”，墨跡已在糙紙上綻成皂莢裂紋。

暮色為竹匾織出菱形暗紋時，柴胡根在青石板上拓出年輪狀的褐斑。老人蹲在泛著桐油味的藥箱前，掏出的鋁制糖果盒上，“豐收牌”字樣已被磨成模糊的光斑。藍布賬本掀起的塵埃在斜照里起舞，紙頁間夾著的煙殼紙突然滑落——背面用紅鋼筆描著“1983.3.8池子”，墨跡暈染處還粘著半片干透的益母草。“臘月廿八那掛后腿肉，肥膘足有兩指厚。”龜裂的指甲劃過賒賬人歪扭的簽名。月光漫過夯土墻的裂縫時，啟封陶罐的悶響撞醒了檐角銹蝕的鐵馬風鈴。蛇床子在53度散裝酒里舒展蜷曲的果瓣，猶如冬眠初醒的蛇群。煤油燈暈開的光圈中，老人舉著搪瓷勺的手微微發顫——枸杞在琥珀色酒液里載沉載浮，當歸須分明是當年接生簿上那些被紅筆描重的生辰。“都是鄉親們往診療車縫里塞的。”他忽然指向墻角堆著的麻袋，曬干的益母草還纏著幾縷田間稻草。記憶倒帶回1978年立春：張家媳婦往他藥箱里硬塞了半布袋枸杞；王家漢子扛來整株當歸，根須上的泥土還帶著北大荒的黑油光。這些零散的饋贈最終凝成墻上的獎狀——“齊齊哈爾市先進個人”的鋼筆字已褪成鴨蛋青，唯獨市衛生局的朱砂公章還紅得驚心（注：孫老先生年輕在齊齊哈爾市支援邊疆衛生事業，后回到家鄉山東省聊城市孫堂村）。此刻老人舀起的藥酒里，浮沉著半個世紀的晨霜夜露。當酒液注入回收的鹽水瓶時，玻璃壁凝結的水珠蜿蜒如獎狀上暈開的墨跡，那些“自愿支援邊疆衛生事業”的鉛字，正在53度的醇香里重新舒展筋骨。

調研收尾時，老人突然掀開對襟衫內袋。枯竹節似的手指捏著藍布帕，將裹在其中的決明子倒進我背包側兜，簌簌落下的草籽里還混著幾粒未篩凈的蒼耳。“老看電子屏傷肝陰。”他屈指彈了彈我厚重的鏡片。返程時，汽車碾過曬藥場殘留的柴胡碎屑。后視鏡里，老人站在診療車旁的身影漸漸坍縮成墨點，唯有那件洗得發白的衣角仍在暮色里招搖。高速公路的LED廣告牌明滅如浮動的河圖洛書，我攥著尚存體溫的草籽，忽然想起他送別時那個欲言又止的抬手——龜裂的掌心懸在半空，既像要抓住流逝的什么，又似在推送某種無形之物。

回校后，電子顯微鏡將決明子切片放大成六邊形蜂巢時，實驗室的金屬冷光里好像突然漫出艾煙。4萬字訪談稿在U盤里蓄著體溫，或許田野調查的真諦，是讓年輕的心學會在艾煙繚繞間，把脈五千年未曾斷絕的溫熱。

陳書源（徐州醫科大學）

校對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