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與孫中山，作為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們曾是并肩戰斗的同志，更是彼此信賴的好友，可為何最終卻走向了決裂、分道揚鑣呢？

兩人首次激烈爭執在1906年，焦點就是未來中華民國的國旗。當時參議院選定五色旗，紅、黃、藍、白、黑，分別象征著漢、滿、蒙、回、藏五個民族，寓意五族共和。但孫中山堅決反對，他認為五色旗曾被清朝海軍用過，且其上下排列的樣式極易讓人聯想到階級差異，這與平等理念嚴重相悖。孫中山力薦青天白日旗，可黃興卻持有不同看法，他覺得青天白日旗與日本的旭日旗太過相似，一旦采用，仿佛像是中華民國被日本吞并了。聽聞此言，孫中山頓時大怒，據章太炎記載，孫中山厲聲吼道：“在南洋依靠這面旗幟的有幾萬人，要是更換旗幟，就先從我身上踏過去！”黃興同樣被激怒，憤而回懟：“既然你如此堅持，那我退出！”

孫中山之所以對青天白日旗這般執著，是因為它不僅是興中會的會旗，更是由摯友陸皓東精心設計。陸皓東還未來得及親眼見證這面旗幟廣泛飄揚，便在廣州起義中英勇犧牲，這面旗幟對于孫中山而言，承載著太多難以忘懷的情感與非凡意義。經過長時間的激烈爭論，最終孫中山還是做出了妥協，接受了五色旗。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和黃興流亡日本，分歧再度浮現。孫中山深刻反思后認為，革命失敗的主要根源在于內部的不團結，黃興的“自以為是”與“獨斷專行”更是直接導致了革命的失利。因此，孫中山下定決心創建中華革命黨，準備發動第三次革命，還提出“日助我則我勝”，試圖尋求日本的支持。

黃興則有著不同的見解，他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并非不可挽回，只是公理暫時被強權壓制，黨內存在的問題通過改革便可解決，實在沒必要另起爐灶。而且，中華革命黨黨章規定黨員入黨時需立下“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的誓愿，還要按手印保證至死不渝，若有違背就得接受極刑。黃興覺得這分明就是在搞個人崇拜。此外，中華革命黨將黨員分為首義黨員、協助黨員和普通黨員三個等級，在黃興看來，這與袁世凱用金錢和權力拉攏人的手段并無本質區別，基于這些原因，所以他堅決拒絕加入。

孫中山也有自己的憂慮，他深知若不采取這些措施，黨組織恐怕還會像過去一樣如同一盤散沙，毫無凝聚力。由于兩人分別作為興中會和華興會的領袖，矛盾一旦爆發，黨內成員迅速分化。孫中山一派創辦了《民國》雜志作為機關報，黃興則主持《甲寅》雜志。孫中山陣營中的激進革命黨人邵元沖，甚至沖動地直接搗毀了《甲寅》的印刷工廠。

1914年5月，孫中山給黃興寫了一封信，信中誠懇地說道：“若兄當日能聽從我的建議立即出兵，上海就不會落入袁世凱之手。如今我們又產生了分歧，能否給我兩年時間？若兩年后仍未成功，今后一切都由你決定；若僥幸成功，我也一定會邀請你前來協助。”黃興很快回了信，一方面坦然承認自己在南京戰事失敗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另一方面堅定表示革命絕非一個人的事，毅然拒絕了孫中山讓他“歇兩年”的提議。孫中山再次回信，信中表達了深深的感動，同時無奈地表示今后兩人的私交依然會維持，但只談論私人事務，不再談論公事，這番話讓黃興感到無比痛心。

黃興一生都秉持著“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的理念，每次起義他總是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他多次婉拒擔任領袖之位，還主動提議讓孫中山擔任同盟會總理，甚至都無需經過選舉程序。當陶成章公布孫文罪狀時，黃興更是全力以赴地維護孫中山的領袖地位。革命成功后，黃興拒絕接受任何職務，一心等待孫中山從國外歸來主持大局。章太炎都曾評價：“若推舉總統，論功勞黃興當之無愧，論才能當屬宋教仁。” 即便如此，黃興始終力排眾議，堅定不移地支持孫中山。然而如今，孫中山讓他“歇兩年”，怎能不讓他感到無比心寒？于是，黃興懷著滿心的失落與無奈，決定離開日本前往美國。

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后，孫中山擔任總理，特意為黃興設立了協理一職。但直至黃興逝世，直至黃興離世，他都未曾加入中華革命黨，那個特意為他設立的協理一職，也始終空懸著。

191年，孫中山與黃興這兩位曾經親密無間的戰友，無奈走上了不同道路。再次相見已是1916年，可此時的黃興，生命已如風中殘燭，垂危至極。興去世后，孫中山送上挽聯，那句“只十載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滿是對黃興的緬懷與悲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