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媒體的宣傳中，博古都是毛主席的對立面，因為有王明和共產國際撐腰，多次反對毛主席的正確主張，最終讓中國革命受到了慘重的損失。

但是，博古的女兒秦摩亞后來專門為父親伸冤，說父親從來沒有反對過毛主席，反而處處尊重毛主席。

秦摩亞為了證明這一點，舉了幾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在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誰來擔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當時有好幾個人選，比如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張聞天等等。

博古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任命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

秦摩亞說：“從這可以看出博古對毛澤東創建紅軍的尊重。”

第二個例子，是在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上，蘇區中央局對毛主席“誘敵深入”的游擊戰術提出了嚴厲批評，并決定撤銷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讓他離開部隊，去后方負責政府的工作。

但是，當蘇區中央局把這次會議的情況上報給上海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后，上海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是：同意實行進攻路線，但反對讓毛主席離開紅軍。

上海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在回復中寫道：“與毛澤東同志的分歧，請嘗試著用同志的態度爭取他贊成積極的斗爭路線，不進行反對毛澤東的公開討論，現在我們反對他從軍隊中召回，目前這一步驟會給紅軍與政府造成嚴重后果。”

當時，博古就是上海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可以看到，他是不同意讓毛主席離開紅軍的，因為他知道毛主席的軍事指揮能力，還是希望由毛主席繼續來指揮紅軍。

秦摩亞說：“現在有些文章把攻打贛州、讓毛離開紅軍說成是博古中央造成的，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第三個例子，是1933年初的第四次反“圍剿”，這次戰役是由朱德和周恩來指揮的，取得了勝利，但是在戰后的總結中，博古說：“如果有當年朱毛紅軍游擊隊配合這次作戰，可能會取得更大的勝利。”

由此可見，博古對朱毛紅軍的游擊戰術還是很認可的，并非一味地反對。

第四個例子，是在1934年1月的六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雖然沒有出席，但仍然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為他日后能參加遵義會議打下了基礎，因為遵義會議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如果毛主席不是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是沒有資格出席的。

秦摩亞后來說：“如果博古反對毛澤東，他能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嗎？”

第五個例子，是在長征開始前，中央收到了毛主席的來信，說他不想走，想留在蘇區繼續打游擊，但博古和周恩來商量后，決定讓毛主席一起走。

在不少媒體中，都說是博古不想讓毛主席走，在周恩來的極力爭取下，才勉強同意了。但秦摩亞并不認可這個說法，而是恰恰相反，是毛主席自己不想走，博古和周恩來一起勸他走。

第六個例子，是在遵義會議時，很多媒體說博古對這次會議的決議不服，拒絕交權，但實際上，博古雖然情緒很低落，但對組織的決定還是沒有抵觸的，第二天就把自己保管的中央印鑒都交了出去。

據張聞天的妻子劉英回憶，遵義會議后，凱豐勸博古不要交權，但博古沒有聽他的，還反過來勸凱豐，說我們要服從組織的決定。

還有第七個例子，就是在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野心膨脹，與中央分庭抗禮，博古就堅定地站在了毛主席的一邊，駁斥張國燾的分裂行為。

從這些例子來看，博古跟毛主席確實是沒有矛盾的，雖然有過一些工作上的分歧，但也都屬于正常的工作范圍，有不同的意見也是正常的，不能說是“反對毛主席”。

延安整風時，有人曾經對這些問題批評過博古，博古說，在我心里有兩條底線：“一是朱毛是紅軍的締造者，他們是革命的旗幟；二是共產國際曾要求我要團結毛，所以我不反毛。”

（參考資料：《博古傳》《黨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