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建設革命公墓一事提上日程。根據周總理指示，北京市政府經過多次勘察后，決定在八寶山修建革命公墓。由于當時八寶山上有褒忠護國祠，寺內還有些道士、太監居住。因此，在修建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過程中，還曾遭到他們的抵觸。

八寶山革命公墓建成后，革命先烈、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等都靜靜地安睡在此處。此外，還有一些國外友人也埋葬在這里。比如中國人民的朋友，來自美國的女記者史沫特萊和女作家斯特朗等人。在安睡于此的外國人中，還有一位因反對國內反華而選擇來到中國的領導人。他就是曾擔任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的黃文歡。

黃文歡于1905年出生于越南義安省，19歲時投入到了革命斗爭活動中。后追隨胡志明從事革命活動。期間，黃文歡還曾來到中國，參加了胡志明在我國創辦的革命訓練班。

1945年，胡志明率領越南人民推翻國內封建王朝，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但不久后，越南便再次陷入了戰爭的泥潭中，抗擊法國侵略者。

1950年初，胡志明公開發表聲明，指出：

“越南民主共和國隨時準備同任何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與越南進行合作的國家建立外交關系。”

4天后，剛剛成立不到半年的新中國宣布與越南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我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同越南建交的國家。越南也將這一天，即1月18日確定為“外交勝利日”。

中國和越南建交后，受胡志明委派，黃文華作為首任越南駐中國代表赴華。他不僅有著豐富的革命經驗，深受胡志明信任，早年也曾來到中國學習，不僅擅長講中文，而且還能夠寫出一手漂亮的毛筆字來。

雖然黃文華對中國十分熟悉、親切，但開展外交工作要求嚴謹。在此之前，黃文華從未接觸過外交工作。

有意思的是，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為開展外交工作選出了第一批駐外大使，這些大使也幾乎沒有外交工作的經驗。為此，我國特意舉辦了培訓班。

越南方面得知后，便向中國請求能否讓自己的大使參加。后來，經過周總理同意和批準，黃文歡也成為了這個培訓班的一員。

不過，考慮到他的身份，他對外的身份是歸國華僑“老蔡”。至于他的真實身份，只有李克農知道。

黃文歡在擔任駐華大使期間，受到了中國政府的熱情招待和歡迎，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國人民的情誼。

為了方便黃文歡開展外交工作，中國有關方面為他提供了一處位于史家胡同的房子作為大使館館舍。

1950年5月，黃文歡受越南政府指派，先后前往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出席活動。由于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外交活動，黃文歡缺乏經驗。為了不出錯，他來到蘇聯后，特意來到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尋求幫助。王稼祥大使熱情地接待了他。

黃文歡將自己準備的一篇祝詞交給王稼祥，并對他說道：“希望能夠幫忙修改一下，并將它翻譯成法文。”

王稼祥認真地看完了祝詞后，說道：“內容可以了，沒必要再修改了。”

說罷，王稼祥又找人幫忙翻譯成了法文。

盡管是第一次出席外交活動，但在中國大使館的幫助下，黃文歡完成得很好。

在與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交往的過程中，黃文歡經常感動于他們的熱情招待和發自內心的歡迎。他也因此與中國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中國和越南之間的關系逐漸變得敏感起來。尤其在1975年越南抗擊美國侵略結束后，時任越南領導人黎筍，開始走向了與胡志明路線相背的道路，甚至大肆反華，向蘇聯遞交投名狀。

在黎筍集團反華的過程中，黃文歡與其展開了爭鋒相對的斗爭。這樣一來，他也成為了黎筍集團的眼中釘和肉中刺，并不斷遭到打壓和排擠。

1976年，黎筍集團通過不正當手段讓黃文歡在黨的四大中落選，離開了中央，只剩下了一個沒有任何實權的頭銜——國會副主席。

此后幾年間，黃文歡在黨內遭到孤立、排擠，出行也受到跟蹤和監視。而在公開場合講話的權利也被剝奪，就連出現在電視、報刊等鏡頭中的機會也沒有了。

1979年，黃文歡一連多日發燒不退，被送進了河內108軍醫院。經過會診后，醫生懷疑是肺結核，但他卻懷疑自己患上了癌癥。

根據醫生建議，黃文華計劃前往東德接受治療，黎筍特意安排了一名秘書和一名醫生隨行。

飛行途中，飛機要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停留幾個小時。期間，越南駐巴基斯坦大使館派了一名秘書前往迎接。

黃文華與來人一起吃過飯后，以身體疲勞為由，提出在卡拉奇休息幾天再出發，同時建議只留下一名醫生即可，秘書可以先去東德做準備。

就這樣，黃文華如愿留在了卡拉奇。當晚，黃文華趁眾人不注意，攔了一輛出租車便來到了中國駐卡拉奇大使館。

盡管當天正值大使館休息，但他還是堅持不懈地一直敲門，直到里面有人打開了門。由于開門的年輕人并不認識他，黃文華便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托他交給領導。

很快便看到中國總領館的領導便匆匆出門迎接，將他帶了進來。因擔心自己的行蹤被人發現，他直奔主題說道：“希望總領館能夠幫我跟中國國內取得聯系，同意讓我盡快趕往北京。”

中國總領館立即將這一消息報告給了北京，北京方面當即決定派人前往卡拉奇迎接。

第二天傍晚，根據與中國總領館的約定，黃文歡再次悄悄離開房間，一走出賓館，他便看到了中國總領館的汽車。

很快，黃文歡便順利地來到了北京。作為越南高層領導人，他秘密輾轉來到北京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國際輿論軒然大波。外界更是將他稱為是：

“叛逃至中國的級別最高的外國領導人。”

與此同時，越南的黎筍集團收到消息后，憤怒不已，不僅開除了他的黨籍，還宣布以“叛國”罪處以死刑。

對于越南國內的種種反應，黃文歡心里或許早已有了準備，在中方的幫助下，他召開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并在會上對黎筍集團的錯誤路線進行了揭批。

來到北京后，他被安排住進了醫院接受治療。這一時期，他沒有受到外界輿論的影響，而是積極配合醫生治療。最終，在醫護人員的精心照料下，黃文歡終于徹底痊愈。

黃文歡在中國的生活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親自指示和關注。1983年9月，鄧小平同他舉行了親切會見，并邀請他共用午餐。

晚年，黃文歡將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創作上，他先后出版了回憶錄和詩集。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隨著中越關系緩和，黃文歡的家人還被允許來到中國探望他，越南方面的高層領導人來華期間也曾私下與他見面。

1991年5月18日，黃文歡在北京病逝。在他病重期間和逝世后，中方領導人都曾親自前往慰問，并參加了葬禮。

參考資料：湘潮（上半月）2015年5期、黨史博覽2012年7期、百姓生活2019年11期、百年潮2015年6期、文萃報·周二版2021年48期、鳳凰資訊報2014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