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都市報報道，4月1日，兩位母親各陪同孤獨癥孩子乘坐東方航空航班，準備從大理飛往西安，遭到“拒載”。在大理一機場，她們出示了醫院開給孩子的孤獨癥證明，希望得到幫助，以便申請綠色通道。

登機時間臨近，她們在服務臺詢問時被告知，兩名22歲的自閉癥孩子都被拒載了。工作人員展示了微信“旅服登機群”內由“大理機場地服生產調”發送的一則消息：“MU5725兩位自閉癥旅客，機組通知影響客艙其他旅客乘機，拒載。”

4月1日，兩位母親陪同22歲的孤獨癥孩子準備搭乘東方航空MU5725航班從大理飛往西安，卻在登機前被告知“機組通知影響客艙其他旅客乘機，拒載”。令人唏噓的是，次日（4月2日）正是第18個“世界孤獨癥日”，今年的主題是“落實關愛行動實施方案，促進孤獨癥群體全面發展”。這一事件無疑讓公眾質疑：航空公司拒載孤獨癥旅客的法律依據究竟是什么？

從程序上看，東航的拒載決定似乎并非毫無依據。根據交通運輸部2021年施行的《公共航空運輸旅客服務管理規定》第三十一條，承運人有權拒絕運輸“旅客的行為有可能危及飛行安全或者公共秩序”的情況。東航的《旅客、行李運輸條件》也規定，若旅客的“精神或身體狀況可能對自身或他人造成威脅”，航司可拒絕承運。

然而，問題在于：孤獨癥是否天然等同于“危及飛行安全”？ 孤獨癥（自閉癥）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主要表現為社交溝通障礙和重復刻板行為，但絕大多數孤獨癥患者并不具備攻擊性。此次事件中，兩名青年在家長陪同下出行，且此前有多次乘機經歷，并未出現過激行為。機組在未進行任何現場評估的情況下，僅憑“孤獨癥”標簽就拒載，顯然缺乏客觀依據。

事實上，我國法律對殘疾人的出行權有明確規定，《殘疾人保障法》 規定，殘疾人享有平等出行權，禁止基于殘疾的歧視。《殘疾人航空運輸管理辦法》 第七條明確指出，承運人不得因殘疾人的“外表或非自愿的舉止可能對機組或其他旅客造成冒犯、煩擾或不便”而拒載。

此次事件中，兩位母親主動申請綠色通道，本是為了獲得更好的服務，卻因“暴露”孩子病情而被拒載。諷刺的是，次日他們乘坐同一航司的另一航班，未提及孤獨癥，反而順利登機。這種“申報反被拒，不報卻通行”的現象，恰恰暴露了航司執行標準的隨意性，甚至涉嫌歧視。

此次拒載事件的核心問題在于，航司是否建立了科學的特殊旅客評估機制？若機組擔心孤獨癥旅客可能影響飛行安全，應進行專業評估，而非僅憑醫學證明草率決定。事實上，東航曾在2020年春運期間成功服務一名自閉癥少年，乘務組全程關注，盡管孩子撕了雜志，但未影響其他旅客。這說明，只要妥善安排，孤獨癥旅客完全可以安全乘機。

然而，目前航空業對心智障礙旅客的認知仍停留在“潛在風險”層面，缺乏系統培訓。業內人士坦言：“特殊旅客最好的辦法就是低調一點。” 這種“不報沒事，報了可能被拒”的潛規則，無疑讓殘障家庭陷入兩難。

此次事件發生在“世界孤獨癥日”前夕，更具諷刺意味。我國現有超1300萬孤獨癥患者，他們的出行權不應被隨意剝奪。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恰恰取決于它如何對待最需要支持的群體。

我呼吁民航局介入調查，明確此次拒載是否合規，并推動行業建立科學的特殊旅客服務標準。航司加強員工培訓，消除對孤獨癥等心智障礙群體的偏見，確保《殘疾人航空運輸管理辦法》落實到位。完善投訴與追責機制，避免航司濫用拒載權，讓殘障人士的出行權利得到切實保障。

真正的無障礙社會，不是讓殘障人士“隱藏”自己的需求，而是讓公共服務能夠包容每個人的不同。航班拒載孤獨癥旅客，不能僅以“安全”為名草率決定，而應回歸法律與人性的雙重考量——畢竟，法律的終極目的，是讓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