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之緣起：由電視媒體引發的思考

“司馬光砸缸”是宋代以來流傳甚廣、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因此事在宋代文獻中多有記載，且被寫入《宋史·司馬光傳》，故而人們對其真實性皆深信不疑，并將其奉為髫童智力超群、見義勇為的一個經典事例。古今學者編撰的各種有關司馬光的年譜、傳記無一例外，均對這個故事津津樂道。

司馬光畫像

明清時人共編纂過三種司馬光年譜。最早的一部是明嘉靖年間馬巒輯、司馬露校梓的《司馬溫公年譜》六卷，此譜于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公年七歲”條下，即轉述了《宋史》司馬光本傳有關其“砸缸”救人的記載。第二部是清雍正中顧棟高輯、民國劉承幹校刻《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八卷、卷后一卷、遺事一卷。據編者交代，此譜主要是以蘇軾所撰《司馬溫公行狀》為藍本編訂而成的，因行狀未載“司馬光砸缸”之事，故顧棟高在這部年譜的正文中并未提及此事，但在書后所附《遺事》中明確轉載了這個故事，并注明出處為“《宋史》本傳”。第三部系清乾隆間陳宏謀所編《宋司馬文正公光年譜》一卷，此譜乃是根據馬巒《司馬溫公年譜》縮編校訂而來的，所以它也因襲了馬譜關于“司馬光砸缸”的記事。

自近代以來，有關司馬光的各種傳記層出不窮，僅據筆者所見即不下十余種之多，它們也都記述了“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在這些著作中，以1918年孫毓修編纂的《司馬光》為最早，此書第二章“少年時代”轉錄了《宋史·司馬光傳》的相關記載。民國年間的另一部傳記章衣萍編《司馬光》，則以白話文的形式講述了少年司馬光“砸缸”救人的歷史典故。近幾十年來，如顧奎相《司馬光》，宋衍申《司馬光傳》、《司馬光評傳》、《司馬光大傳》，程應镠《司馬光新傳》，楊洪杰、吳麥黃《司馬光傳》，李昌憲《司馬光評傳》，李金山《重說司馬光》，趙冬梅《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等多種傳記，無不將“砸缸”救人作為司馬光年少聰慧、膽識過人的典型事跡來加以重點介紹。其內容皆大致相同，只不過關于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多數傳記根據《宋史·司馬光傳》的說法指為七歲時，地點不明；但有的作者則略微做了一些分析推斷，言之稍詳。如程應镠認為此事應發生在司馬光五六歲時，趙冬梅認為適時司馬光虛歲七八歲，而事發地李昌憲、趙冬梅等學者都判斷當在洛陽。

除了以上年譜、傳記資料之外，其實“司馬光砸缸”的故事還見于其他許多歷史文獻轉載，今人著作亦多有稱引，不勝枚舉。而且自晚清以來，這個故事還被廣泛編入各種初級語文教科書之中，成為蒙童啟智教育的一個絕佳案例，直到現在仍是小學生的必讀課文。更有甚者還從司馬光“砸缸”之舉中總結出諸如逆向思維、解放思想等等衍生意義，進而與現代營銷學、決策學等相聯系，頗有過度闡釋之嫌。總而言之，自宋迄今，人們對于“司馬光砸缸”故事是極為信服的，似乎從未有人懷疑過它的真實性。

司馬光砸缸

然而最近卻有人提出了對這個故事的質疑。2015年8月23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趙冬梅教授做客山東衛視一檔真人秀節目《我是先生》，與著名文物收藏家馬未都先生就“司馬光砸缸”故事的真偽有一段現場辯論。趙冬梅教授認為這個故事有明確的史料記載，應當是可信的，但馬未都則以宋代還沒有燒造大型水缸的技術為由，質疑其真實性。此事經過媒體報道，引發了眾人的關注和熱議，有不少網友也參與了討論，大家的主要觀點依然認為“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可信，并舉出了若干文獻史料和考古資料來反駁馬未都的觀點。客觀地來說，馬未都提出的質疑確實是站不住腳的，對此可結合網友的討論，做一點補充回應。

關于“司馬光砸缸”故事，一般皆引據《宋史·司馬光傳》的記載：

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群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后京、洛間畫以為圖。

從這段史料來看，我們所熟知的“司馬光砸缸”這個故事名其實是不準確的，文獻明確記載當時司馬光危急時刻的救人舉動乃是“擊甕”，而非“砸缸”，且《宋史》似有意將此事與司馬光七歲講《左傳》共同作為其“凜然如成人”的例證，所以許多學者都認為司馬光“擊甕”救人亦為其七歲時事。根據古今字書的解釋，“甕”和“缸”從器物學的角度來說，二者有相似之處，它們多為陶器，似罌，腹大口小，主要區別在于器形的差異，“甕”多呈束口罐狀，而“缸”為長頸敞口容器，兩者有所不同，但在近現代語匯中則往往將其混同。其實，司馬光所砸的是“甕”，而非“缸”，這個故事較為準確的稱法當為“司馬光擊甕”。據筆者檢索，清末民國年間印行的各種小學國文教科書講述這個故事，始以“缸”代“甕”，稱“擊缸”、“打破水缸”或“敲水缸”等，而最早明確稱“砸缸”者，就筆者所見，可能是《申報》1933年8月26日廣告版所刊登的兒童模范故事圖第十三種《司馬砸缸》，大概此后“司馬光砸缸”便最終固定為這個故事的名稱。

在明曉“司馬光擊甕”的準確名稱之后（以下皆用此名），我們再來回應馬未都的質疑。誠如網友所言，從文獻史料和考古資料雙重證據來看，他的說法都無法成立。故事中提到的裝人大甕其實早已有之，如《東觀漢記》謂王渙為洛陽令時，“盜賊發，不得遠走，或藏溝渠，或伏甕下”，可見漢代即已有可隱藏成人的大甕，唐代更是有大家耳熟能詳的“請君入甕”故事。考古方面，例如新疆沙雅縣古城曾出土寫有“薛行軍監軍”文字的唐代大陶甕，湖北襄陽檀溪宋墓壁畫“庖廚圖”于灶臺旁亦繪有一大甕形象，在杭州白馬廟巷南宋制藥作坊遺址還發現了口徑約一米的大水缸。這些證據說明唐宋時期完全有能力燒制出大型的甕（甚至缸），馬未都藏家之言實不足信。

盡管馬未都的質疑并無依據，可不予理會，但這一公眾事件卻給歷史學者一個值得注意的警示。在當今新媒體時代，普羅大眾獲取歷史知識的途徑十分便捷，出現了史學普及化乃至娛樂化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專業的歷史研究者不能固封于所謂“學界”內部的討論，而要接受來自公眾對歷史的質問和挑戰，其中就包括對于某些歷史知識真實性的懷疑，這或可為歷史研究帶來新的推進力。就“司馬光擊甕”故事而言，人們大多直接轉述《宋史·司馬光傳》的記載，而很少有人探究這個故事的最初來源及其出現背景，其實當我們從史源學的角度進行一番追蹤分析之后，或許會對這個故事的產生及傳播過程有一些新的認識，并有助于回應其真實性問題。

二、《宋史·司馬光傳》所載“擊甕”故事的史源分析

上文說到，人們談起“司馬光擊甕”故事，普遍引據《宋史·司馬光傳》。然而我們知道《宋史》修成于元末，盡管它是在兩宋實錄、國史等官修史書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但畢竟屬于晚出的文本。欲考察有關這個故事的最初記載，還應回到宋代文獻中去探尋。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在司馬光本人的著述中，從未提到過他兒時擊甕救人的事情。司馬光死后，蘇軾為其撰寫行狀，自稱“軾從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在這篇《司馬溫公行狀》中，蘇軾稱贊“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并舉了司馬光七歲講《左傳》的例子，這就是上引《宋史·司馬光傳》相關記載的原始出處，但行狀卻恰恰沒有提及擊甕救人之事。后蘇軾與范鎮又根據這篇行狀，分別撰寫了《司馬溫公神道碑》和《司馬文正公光墓志銘》，其內容皆未超出行狀的記述，故對此事亦無只言片語。

《司馬溫公神道碑》（局部）

關于司馬光的個人傳記資料，除了行狀、墓志、神道碑之外，另一重要的文獻系統就是官修史書中的《司馬光傳》。雖然宋朝實錄、國史早已不存，但我們仍可從其他宋代文獻中找到實錄、國史所載司馬光本傳的相關線索。《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是南宋王稱編撰的一部專記北宋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其中就有一篇《司馬光傳》。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王稱獻《東都事略》于朝，李心傳稱此書來源“特掇取《五朝史傳》及《四朝實錄附傳》，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其所謂“五朝史傳”是指北宋所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與仁宗、英宗《兩朝國史》的列傳，“四朝實錄附傳”即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實錄之附傳，這就是《東都事略》列傳部分的主要史源。由此推斷，《東都事略》中的《司馬光傳》應取自《哲宗實錄》的司馬光附傳，其內容也僅涉及七歲講《左傳》，而絕無擊甕救人的記載。

《宋史·司馬光傳》當本自宋神宗至欽宗《四朝國史》之《司馬光傳》。這部《四朝國史》的成書過程較為復雜，從紹興二十八年（1158）詔修神、哲、徽宗《三朝國史》開始，直至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全書告成，歷時近三十年之久。其中，本紀和志兩部分進呈較早，惟列傳遲遲未成，淳熙十二年九月朝廷命洪邁限期一年克成，次年十一月國史院遂按期進上《四朝國史·列傳》一百三十五卷。據洪邁交代，當時之所以能在短短一年之間修成四朝列傳，主要依賴的是和州布衣龔敦頤撰《列傳譜述》一百卷及王稱《東都事略》，故《四朝國史》之《司馬光傳》也應來自這兩部文獻。上文已知，《東都事略·司馬光傳》并沒有擊甕救人的記載，那么《列傳譜述》是否可能記有此事呢？《列傳譜述》全稱《元祐黨籍列傳譜述》，系專為《元祐黨籍碑》在籍三百九人立傳，于淳熙七年進獻朝廷，今已失傳。按司馬光作為元祐黨魁，必列于此書卷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該書“以諸臣本傳及志、狀、家傳、遺事之類集成之。其事跡微晦、史不可見者，則采拾諸書為之補傳”，像司馬光這樣大名鼎鼎的人物，自不屬于“事跡微晦、史不可見者”，所以推測《列傳譜述》之《司馬光傳》大概也是主要依據其行狀、墓志及官修實錄附傳等內容編撰而成的，如上所述，在這些資料中均未見司馬光擊甕救人之事，所以從《列傳譜述》到《四朝國史》可能也都沒有這一記載。

最先將“司馬光擊甕”故事明確采入司馬光傳記資料的是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編成《八朝名臣言行錄》，系統輯錄北宋除欽宗以外八朝名臣的言行事跡，分為前后兩集，即《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太祖至英宗）和《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神宗至徽宗）。此書的編纂體例是每一名臣皆首書小傳一篇，簡要介紹其生卒、籍貫、世系、仕履、封謚等個人信息，然后逐條匯輯文獻所見有關該傳主的言行事跡及時人評議，其史料采摭并非以官修實錄、國史為主，而大多依據私家著述，取材范圍甚廣，包括行狀、家傳、墓志、碑銘、語錄、文集、雜史、筆記、小說等。《三朝名臣言行錄·司馬光傳》征引文獻達十六種之多，其中在引蘇軾《行狀》記述司馬光七歲講《左傳》、“自是手不釋書”事后有一小注曰：“又《冷齋夜話》云：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登之，足跌沒水中，群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齠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這是在司馬光的傳記中首次出現“擊甕”故事，朱熹注明其出處為《冷齋夜話》，關于此書留待下節再作詳細討論。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成書后流傳很廣，影響極大，已有學者注意到元修《宋史》列傳時曾利用過此書。如明人朱明鎬謂《宋史·向敏中傳》所記敏中任右仆射事蓋取自《名臣言行錄》，柴德賡指出《宋史·王安石傳》“多取朱子《名臣言行錄》”。顧宏義認為朱、柴二氏所言不確，《向敏中傳》之任右仆射事直接取自《夢溪筆談》，《王安石傳》源于《四朝國史》本傳，非據《名臣言行錄》。然筆者以為，朱熹所編《八朝名臣言行錄》可謂北宋名臣傳記資料之淵藪，且眉目清晰，出處詳明，極適宜作為編纂《宋史》列傳的史料索引，故元朝史官利用此書的可能性很大，似不可僅憑個別情況加以否認。今檢《宋史·司馬光傳》，就有參考《三朝名臣言行錄》的跡象。

經筆者逐條核查，今本《宋史·司馬光傳》之記事大多可在蘇軾所撰司馬溫公《行狀》及《神道碑》中找到原始出處，不過這些內容可能不是直接來自《行狀》，而是經實錄、國史中的《司馬光傳》轉錄而來，此外還有若干條記載則不見于《行狀》、《神道碑》，茲表列于下。

《宋史·司馬光傳》部分記事史源表（上下滑動查看）

據上表，例2當出自司馬光所撰《訓儉示康》；例6、10、11見于今輯本《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或《通鑒長編紀事本末》，知其史源皆為李燾《長編》；例7、14見于《皇朝編年綱目備要》，推測其史源亦當為《長編》，只因此二條所記分別為神宗熙寧三年二月及徽宗崇寧二年九月事，今輯本《長編》闕佚罷了。除以上六例之外，其余八條記載源出《司馬光日錄》、蘇轍《龍川別志》、邵伯溫《邵氏聞見錄》、惠洪《冷齋夜話》、范祖禹文集諸書，材料十分零散，一般不易檢尋，但它們卻均見于《三朝名臣言行錄·司馬光傳》之轉引。據筆者推斷，元朝史官很可能就是通過《三朝名臣言行錄》提供的這些線索去查找史料，甚至直接依據此書編纂《宋史·司馬光傳》相關文字的。由此可知，“司馬光擊甕”故事之所以被采入《宋史》本傳，或許就是經由《三朝名臣言行錄》這一媒介，而究其最初史源則為《冷齋夜話》一書。

三、關于惠洪及其《冷齋夜話》

《冷齋夜話》是宋徽宗年間釋惠洪所編撰的一部詩話著作，兼記一些掌故雜事。有關“司馬光擊甕”事即見于該書卷三，題名為“活人手段”：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登之，偶墮甕水中，群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于齠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這段記載與上引《宋史·司馬光傳》的文字內容基本一致，此書所記稍詳。

此書作者惠洪，本姓彭，初名德洪，字覺范，筠州新昌縣（今江西宜豐縣）人，是北宋晚期著名詩僧。他一生筆耕不輟，著述頗豐，在禪學理論、僧史撰述、詩文創作、文學批評等方面都有建樹。其《冷齋夜話》一書在宋代流傳頗廣，諸史志著錄卷數不一，《通志·藝文略》及《直齋書錄解題》作十卷，《郡齋讀書志》作六卷，《宋史·藝文志》作十三卷，而存留至今者皆為十卷本，以元至正三年（1343）刻本為最早。

[明] 惠洪（傳）《蘆雁圖》

關于《冷齋夜話》的成書年代，已有學者做過研究。此書最后一條記蔡卞之死，按蔡卞卒于政和末年，不過這并非該書的成書時間下限，此后惠洪又有增刪修繕，大概至宣和三年（1121）才最終定稿。但事實上，《冷齋夜話》并非一時一地之作，在其定稿前早已有傳本在社會上流傳，各家書目著錄此書卷數頗有差異，可能就是由于這些傳本內容不盡相同而造成的。據筆者所知，《冷齋夜話》是記載“司馬光擊甕”故事年代最早的文獻，南宋諸書提及此事大多來源于此，如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及《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等類書轉載這個故事即明確注明出自《冷齋夜話》。

其實，此前已有人指出了“司馬光擊甕”故事的上述史源。早在上世紀30年代，柳詒徵即曾說司馬光“童年嬉戲，智已過人，《行狀》雖未及，而史傳采及《冷齋夜話》，非飾說也”。趙冬梅教授也認為這個故事出自《冷齋夜話》，又見于彭乘《墨客揮犀》，按《墨客揮犀》的作者實乃惠洪彭姓族人，該書多引《冷齋夜話》。那么，《冷齋夜話》記載的這個故事是否可信，果真“非飾說”嗎？在此需要首先交代此書存在的一些問題。

盡管惠洪及其《冷齋夜話》在文學方面自有其獨到的思想理論價值，但在史學方面卻頗為世人所詬病。宋代書目著錄均將此書歸入小說類，且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直言不諱地稱《冷齋夜話》“所言多誕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更是指出惠洪著作的一個通病：“著書數萬言，如《林間錄》、《僧寶傳》、《冷齋夜話》之類，皆行于世，然多夸誕，人莫之信云。”可見在南宋書目學家看來，惠洪雖勤于著述，但多言無實據，誕妄不經，常有一些夸張矯飾的成分。具體來說，《冷齋夜話》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偽托附會，如晁公武即已舉例指出該書多記蘇軾、黃庭堅事，“皆依托也”，對此其他學者也多有批評。實際上，惠洪雖聰慧有才華，然生性放浪不羈，作史很不嚴謹，陳垣評述此人“惟性粗率，往往輕于立論”，其史論暴露出不學、寡養、多口的弊病，且言“夫評詩，人不之信，其害小，作史人不之信，則可信者亦將為不可信者所累，豈不與作史初心相背哉”。

鑒于此，我們不禁會對“司馬光擊甕”的記載產生一點懷疑。關于此事，在司馬光生前，無論是其本人還是親友同僚皆未提及，也不見于詳述司馬光事跡、且比較可信的行狀、神道碑、墓志等第一手傳記資料的記載，而《冷齋夜話》之成書上距司馬光離世已有二十余年，那么惠洪這樣的禪林僧人是從何而知的，會不會有惠洪編造假托的可能呢？按比《冷齋夜話》稍晚成書的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也記有這個故事，謂“司馬溫公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且將其與文彥博少時灌水得球一事相并舉，稱“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邵伯溫居于洛陽，自其父輩邵雍始便與司馬光交誼甚深，對有關司馬溫公之言行事跡多有耳聞，故《邵氏聞見錄》的這一記載可增添“司馬光擊甕”故事的可信性，至少說明此事自有其來源。盡管惠洪《冷齋夜話》所記多有不實，但“司馬光擊甕”的故事大概是據時人傳言而記錄的，并非惠洪捏造。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冷齋夜話》所載“司馬光擊甕”故事大致可信，“非飾說”，且其謂“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說明此事在北宋末民間流傳很廣。然而歷史的復雜性在于某些文獻記載雖有所依據，但卻未必實有其事，就“司馬光擊甕”故事的產生及其真實性問題而言，我們還需要結合司馬光去世前后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輿論環境作更深入的分析。

四、“活人”與“拯溺”：“司馬光擊甕”故事產生的輿論環境

如上所述，“司馬光擊甕”故事在司馬光生前從未見人提起，而于北宋末期驟然流行，其中必有緣故，需從司馬光離世前后的政治局勢和社會輿論加以著眼。眾所周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然而在新法推行過程中弊端叢生，貽害無窮，致使百姓困頓，民怨沸騰。司馬光則因反對變法，政見不合，離開朝廷，在洛陽閑居十五年。元豐八年（1085），神宗卒，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下詔起用司馬光，入朝除為門下侍郎，后進拜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出任首相。此時，司馬光作為反變法派的領袖，久負盛名，被百姓寄予厚望，希冀他能革除弊政，乂安天下。蘇軾所撰司馬溫公《行狀》及《神道碑》記述司馬光入朝時的情形，提到兩個重要細節，或與“司馬光擊甕”故事的產生有關。

[明] 佚名《司馬光歸隱圖》

其一，《行狀》云：“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司馬光進京吊祭神宗，衛士皆行額手禮以示敬重欣喜，更有“擎跽流涕者”，庶民數千人聚觀遮道，“擁其馬，至不得行”，請求他留朝任相，所謂“活百姓”一語道出民眾心中的急切呼聲。不僅京師如此，他處亦然。據《神道碑》言，當時蘇軾“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于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余里不絕”。知希望司馬光重返朝廷拜受宰相以救活百姓乃是其時北宋各地民眾的共同心愿，就此王辟之《澠水燕談錄》也有一段記載可引以為證：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故公之退十有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于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余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為宰相矣。”余以為雖出于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據此可知，司馬光名重天下，閭閻婦孺皆知，“冀其復用于朝”，熙寧末年青州地區還出現了“司馬為宰相”的謠言，雖所傳不實，但卻真切反映出百姓之“素欲”。究其原因，當歸結于司馬光“活百姓”思想在社會上已深入人心，人們相信只要司馬光拜相任事，必能革弊除害，救民水火，故庶民莫不敬仰愛戴，《神道碑》謂光死后，“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于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余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當為實錄。《澠水燕談錄》又稱司馬光“及薨，京師民刻畫其像，家置一本，四方爭購之，畫工有致富者，公之功德為民愛如此”。

其二，《行狀》記載“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圣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然此時“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司馬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并援引歷史上漢景帝廢文帝斬笞之極刑、漢昭帝罷武帝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唐德宗革代宗縱宦官之風、唐順宗罷德宗之宮市等子變父政的事例，為哲宗改制提供歷史依據，且稱“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最后“眾議乃定”，遂悉廢新法。司馬光認為哲宗即位后當務之急是要革除王安石、呂惠卿等人所行弊政，且形容其局勢“如救焚拯溺”，此語后來流傳頗廣，并成為宋人用以稱譽元祐諸臣改弦易轍、施行仁政的一個固定語匯。例如，曾從學于司馬光的劉安世謂“溫公當揆路日，蓋知后必有反復之禍，然仁人君子，如救焚拯溺，何暇論異日事”，即推崇司馬光當機立斷、厲行革弊的做法，又呂中《大事記講義》徑稱“司馬光之變法如救焚拯溺”。南宋科舉類書《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在概述各類考題答題要點時多次提及元祐更化事，均有“拯溺救焚”之語，如“元祐以拯溺救焚之仁，為改弦易轍之舉，罷青苗、免役之法，去市易、均輸之政，吾民至是始有慶歷之望”，“元祐天子變更新法，司馬洛中召用，奮然以拯溺救焚為意，寧逐熙豐之黨，而不念異日之禍，寧罷青苗之法，而不忌小人之怨”，“諸賢以拯溺救焚之心，為改弦易轍之舉，詔令一新，老稚稱快，賢才相望，夷狄知畏”。在一部面向普通士人的日用科舉參考書中頻繁出現“拯溺救焚”一語，說明其作為司馬光罷廢新法的一個形象比喻，在民間社會已有相當的普及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肩負天下人冀其“活百姓”之厚望，入朝拜相，變更熙豐之法，有“救焚拯溺”之喻，廣為傳頌，這構成了司馬光死后博得盛譽的重要輿論背景和社會基礎。這種獨特的政治輿論環境與“司馬光擊甕”故事的出現應當存在密切關系。按“司馬光擊甕”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拯溺救人故事，而惠洪《冷齋夜話》對此事的解釋是說“蓋其活人手段已見于齠齔中”，所謂“活人手段”即是司馬光“活百姓”之仁心的一個具體表現，“活人”與“拯溺”兩者結合相得益彰，可以很好地展示司馬光的仁者形象，并說明其“仁術”已孕育于兒時。而且這個故事不見于司馬光生前，恰恰出現于其蓋棺論定之后，當非偶然，實際上它正是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氛圍和輿論環境之下應運而生的。

在此不妨對“司馬光擊甕”故事的產生及傳播過程作一大致推測：司馬光死后人們感念其在危急時刻行“救焚拯溺”之舉以“活百姓”，遂在民間逐漸傳出司馬光兒時擊甕救人的故事，以宣傳其仁者形象，并繪成《小兒擊甕圖》流行于京洛之間。惠洪《冷齋夜話》是目前所見最早記載此事的文獻，其后這個故事便風行于南宋，被采入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最終進入《宋史·司馬光傳》。至于司馬光年幼時究竟有沒有發生過擊甕救人之事，則已不得而知。一種可能是它確有其事，但在司馬光生前人們并不覺得此事有何異常之處，不值一提，直到司馬光去世后，在特定的政治輿論環境下才被人發掘出其獨特的宣傳價值。同時也完全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司馬光兒時本無其事，至北宋末有人將當時民間發生過的髫童擊甕救人事件嫁接假托于司馬光，從而編造出這樣一個故事。因此，“司馬光擊甕”本事之真偽尚可存疑，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考究的是它產生并流行的原因和背景，這其中具有一定的復雜性。

最后，附談一點歷史知識傳播過程中所發生的焦點轉變問題。今人對于“司馬光擊甕”故事大多是從急中生智、啟迪智慧的角度去加以闡釋的。但在宋代，人們關注的焦點似乎主要不在于擊甕救人的過程，而是這個行為本身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即司馬光從小養成的救民之心，《冷齋夜話》稱之為“活人手段”，南宋王十朋亦言“君不見溫公年方髫齔時，奮然擊甕，活小兒，至今遺事在圖畫，活人手段良可奇”，另有人解釋為“仁術”，這是司馬光后來施行仁政、救護百姓的一個思想源頭。這個有趣的現象或可提示我們在考察某些歷史故事時，除辨析其真偽之外，更應回到當時人的敘述語境之中，去探究這些故事產生的輿論環境及其政治文化涵義。

（摘自《正聲新奏：新媒體時代的歷史學》之《“司馬光砸缸”故事的由來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