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全名為《春秋公羊傳》，簡稱《公羊傳》或《公羊》，“春秋三傳”之一，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政治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公羊傳》書名的由來，與其傳授者和注解者的姓氏有關。根據傳統說法，《公羊傳》的講解最早出自戰國時期齊國人公羊高（也作公羊夷、字子高），因其復姓公羊，后人便稱其所傳授的《春秋》注解為《春秋公羊傳》，簡稱《公羊傳》。但也有觀點認為公羊高可能并非該書的唯一作者。

這里的“傳”字，意為傳述、解釋，即《公羊傳》是對儒家經典《春秋》的解釋之書。

為了便于理解，下面先引用《公羊傳·隱公元年》的開篇一段文字，作為下文相關段落的“參照物”。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公羊傳》的主要內容

1.經傳合一的結構特點

《公羊傳》的內容分為兩部分：一是作為基礎的《春秋》經文，二是對經文的解釋，即“傳”。《公羊傳》以《春秋》經文為綱目，逐條進行解釋，采用“問答體”方式，即以“何謂”“何以”“曷為”等發問，再予以答復，結構明晰，邏輯嚴密。

2.“大一統”思想的提出

《公羊傳》的一大核心思想是“大一統”。書中明確提出“王者無外”“王正月”之類說法，強調天下應由一個中央政權統一治理，各諸侯國只是王政體系的組成部分。這種“大一統”觀念在秦漢之后成為歷代王朝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發展。

3.禮治與名分觀念

《公羊傳》極力推崇禮治，強調社會等級和君臣父子的名分秩序。書中多次討論“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等話題，提出通過“尊尊”“親親”來維系社會穩定。尤其是“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等觀點深刻影響了后世帝王專制社會。此外，《公羊傳》解釋春秋經文時，往往著重指出禮制失序和名分錯亂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予以警示。

4.微言大義與褒貶筆法

《公羊傳》獨到之處在于對《春秋》“微言大義”的解釋。其認為《春秋》雖文辭簡略，但含義深遠，具備“善惡褒貶”的功能。例如，《春秋》中對某一事件使用不同的動詞或稱謂，《公羊傳》都加以詳細解釋，認為這些用字體現了對人物和事件的道德評價。

如《隱公三年》：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5.政教合一與王道政治

《公羊傳》認為《春秋》的最大功用是“為王者師”，其解釋不僅止于歷史事實，更追求引導君主施政。因此，《公羊傳》中體現出明顯的政教合一傾向，主張通過文化教育、禮儀規范來約束政治權力，推行“王道政治”，即以仁義為基礎的統治方式。

《公羊傳》的文學成就

雖然《公羊傳》是一部經學注釋作品，其主要目的在于闡釋《春秋》大義，但它本身也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獨特的“問答體”敘述方式

《公羊傳》以問答體寫成，是古代典籍中較為少見的形式。這種形式不但增強了文本的邏輯性和條理性，而且使得學者在閱讀時如同師徒之間進行探討，具有濃厚的教育氛圍和對話色彩。這種形式不僅提升了閱讀的趣味性，還使論證過程清晰直觀，便于傳播和記憶，在后世的諸子百家著作中也有傳承發展。

2.簡練精確的語言風格

《公羊傳》的語言承襲《春秋》的風格，注重簡潔、含蓄、典雅，力求以最少的文字表達最豐富的意義。其對《春秋》用詞的每一細節都極為重視，體現出古人對文字運用的高超技巧和嚴謹態度。例如，《春秋》對一位大臣的死亡使用“卒”或“薨”，《公羊傳》都詳細分析其中的尊卑區分，揭示出極其深刻的文化意涵。

3.強烈的褒貶色彩與人物描繪

雖然《公羊傳》不以敘事為主，但通過對春秋事件的解釋，傳達出鮮明的道德評價，從而對人物形象進行了間接塑造。例如，稱某人為“弒君者”而非“殺君者”，稱“亡”而不言“死”，都是道德價值觀的體現。這種寓褒貶于字里行間的寫法，使得人物形象雖不完整，卻極具批判力和感染力。

4.富有哲理與論辯色彩

《公羊傳》中的解釋不僅注重事實層面，更引申到哲理層次，體現出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理念。例如，解釋“春王正月”時提出“天子居正朔，諸侯無得擅改”，寓含了對政治正統的深刻思考。這種對表面文字背后哲理的探討，使《公羊傳》超越了單純的史書注釋，具有類似政論文的思想深度。

5．對后世文學與思想的深遠影響

《公羊傳》的文學手法和思想觀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漢代董仲舒即深受《公羊傳》影響，提出“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等學說，將儒學推向官方意識形態。《公羊傳》也成為西漢“今文學派”的代表典籍，開創了以經解政的學術傳統。此外，其對語言精細運用、褒貶寓意的風格也對后世史學、筆記體小說等文體的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

（大眾新聞記者 武宗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