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王梅，今年42歲，初中畢業，婚后一直生活在一個小縣城里。

丈夫叫劉建國，比我大兩歲，是個普通電焊工，收入不高但還算穩定。

我們有兩個孩子，大女兒17歲，正在讀高中，小兒子才上小學三年級。

我的工作也不算體面，在鎮上的一家小飯館里做服務員，早出晚歸，一個月也就三千來塊錢。

生活雖然不富裕，但我們一家倒也其樂融融。直到六年前，大伯突然提出要把他的一百萬元積蓄留給我，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和家人的命運。

那年大伯剛剛70歲，在縣里的一家國營廠退休，退休金還不錯，每月拿五千多。

他沒有兒女，年輕時談過一個女朋友，后來因為家庭反對沒結成婚，就一直一個人住在老宅子里。

大伯平時話不多，為人節儉，鄰里之間對他印象不錯。

我們一家跟他也一直有來往，但不算特別親近。

大伯突然說要立遺囑，把他的一百萬留給我，說是因為他沒有孩子，而我小時候特別聽話，經常去幫他買菜做飯，印象好。

聽到這個消息，我一開始是懵的，后來才反應過來這意味著什么。

丈夫劉建國更是激動得不行，說咱家這是要翻身了。

從那天起，我們一家對大伯的態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02

最開始是丈夫主動提議，要把大伯接到家里來住。他說：“爸一個人在那老屋子里多孤單，咱家有空房，正好讓他住來熱鬧熱鬧。”

我本來還有些猶豫，畢竟大伯性子古怪，每天早睡早起，說話帶刺。但想到一百萬的遺產，我也點頭了。

大伯搬來的第一天，我特地在鎮上買了條豬蹄，燉了一鍋他最愛吃的黃豆豬蹄。飯桌上，他吃得津津有味，還說：“梅子，手藝沒變。”我笑著說：“大伯，您喜歡就好，以后天天給您做好吃的。”

丈夫也殷勤，給大伯倒茶、捶背，孩子們也被我們要求要多陪大伯說話，逗他開心。

起初，大伯似乎挺高興，還把我叫到屋里，說：“我已經立了字據，錢以后就是你的。”我心里一陣雀躍，表面上卻故作鎮定：“大伯，咱是一家人，您別老提這事。”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一家對大伯照顧得無微不至。

每天早上我起早給他蒸雞蛋羹，中午做他愛吃的紅燒肉，晚上還給他泡腳。

丈夫甚至親自帶他去體檢，買了幾千塊的保健品。

逢年過節，我們一家三口陪著他一起過，連老人家喜歡的京劇我都學著放給他聽。

但漸漸地，日子沒那么美好了。

大伯脾氣越來越大，經常因為一碗湯咸了點，就把筷子一摔：“你是不想讓我活了吧？”我忍著脾氣賠笑：“大伯，我這就換。”

有一次我下班晚了，晚飯晚了十分鐘，大伯在飯桌上一句話不說，吃一口就吐出來：“冷得像豬食！”我心里一股火直往上冒，卻還是咽下了。

丈夫開始覺得受累：“天天像伺候祖宗一樣，早知道這樣，不如讓他住自己家。”

我攔住他：“忍忍吧，等他百年之后，這筆錢能供我們孩子上大學，咱也能換個新房子。”

但我們沒想到，這一“忍”，就是六年。

這六年里，大伯的身體越來越差，但精神卻越來越敏感。他說我們偷他的錢，說我們在飯菜里下藥。一次他弄丟了手機，竟然報警，說我們一家合謀要害他。

警察來了，我們解釋得滿頭是汗。大伯卻坐在那兒，冷冷地說：“我早就知道你們是沖著我那點錢來的。”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針扎了一樣。

我開始懷疑：大伯真的會把錢留給我嗎？

我試探著去問丈夫：“你說他會不會臨時改遺囑？”

丈夫不以為意：“別想太多，他那份遺囑不是還在你這兒嗎？”

可我心里越來越沒底。大伯開始拒絕吃我們做的飯，說要自己煮面，我怕他出事，還是堅持給他做。他卻把整鍋湯倒進水池里：“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加了什么？”

我哭了。

孩子們也開始抵觸：“媽媽，我們不想每天都看著大伯黑著臉。”

我心疼孩子，卻無能為力。

直到去年，大伯病重住院。我們一家輪流守著，花了一萬多買營養液，住的是最好的單間。我每天都給他擦身、翻身、喂飯，眼睛都熬紅了。

臨終前，大伯拉著我的手，說：“梅子，謝謝你這些年。”我哭成了淚人：“大伯，咱是一家人，您別說這個。”

他閉上眼，再沒睜開。

之后是料理后事，我和丈夫幾乎傾盡所有地辦了場體面的葬禮。

等到一切塵埃落定，我才想起那份遺囑。拿出來一看，愣在原地。

——大伯在三年前已經重新立了遺囑，把他的一百萬捐給了當地福利院。

我癱坐在地上，淚水止不住地流。

丈夫捶著墻：“白伺候了六年！”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03

現在回想起來，我并不怪大伯。

他晚年孤獨，敏感，多疑，也許我們真的沒做到讓他安心。也許，他只是想用那一百萬試探人心，看看誰是真心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六年，我們的確換來了一場空。但我也從中看清了很多東西：人心不能用金錢衡量，親情也不該被利益裹挾。

那一百萬，我們沒拿到，但我希望將來我的孩子，不會為了錢而去“孝順”一個人。

我更希望他們能明白，真正的孝順，是出于愛，而不是期待回報。

這筆賬，誰也算不清。只是我心里知道，我雖然腸子悔青，但也終于明白，有些東西，錯過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或許這就是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