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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余亮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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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國總統特朗普以“解放日”之名實施新的關稅政策，對中國及歐洲、亞洲等主要經濟體展開大范圍的關稅覆蓋。此舉標志著美國自二戰以來所倡導的自由貿易秩序遭遇空前挑戰，引發全球貿易摩擦急速升溫，出現新冷戰式對抗的苗頭。在此背景下，中國的超高凈值人群（UHNWIs）和家族辦公室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與挑戰。本文將深入探討這一系列關稅措施對中國家族財富的多重影響，并結合歷史教訓，分析在新形勢下如何進行資產保護與傳承。

全球貿易博弈升級：

主要經濟體的回應與地緣格局巨變

美國關稅政策的根本改變

4月2日，美國政府宣布對所有進口商品建立10%的“對等關稅”基準，并對與美國有大額貿易逆差的國家加征額外關稅，最高可達49%。雖然其后又突然宣布暫緩對多個國家的加征關稅措施，但對中國卻是繼續追加稅率至125%。美國政府聲稱要“重新改寫全球貿易規則”，更具進攻性地搶占貿易話語權。這不僅在企業層面帶來嚴峻沖擊，更在國際政治與外交層面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反彈與陣營化趨勢

美國的單邊行動迅速引發其他經濟體的反制：歐盟表示將針對美國農產品或高值出口品實施對等關稅；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國家也宣布“絕不退讓”；澳大利亞、韓國等傳統盟友對美國此舉表達了強烈不滿，甚至威脅要退出相關自貿協定談判。美國與其盟友間因此產生的裂痕日益顯著。全球貿易圖景逐漸呈現出“多極化”“陣營化”的趨勢：一方面，美國竭力通過大幅加征關稅來迫使對方在談判中讓步；另一方面，歐盟、亞洲等地區則通過簽署更多區域自貿協定或加深彼此經貿往來，以在新秩序中謀求相對優勢。

中國的應對與亞洲區域協作

作為美國的重點目標，中國政府迅速提出強烈抗議，并宣布對美國大豆、農產品和其他高敏感度商品加征相應的報復性關稅。此后，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在東亞合作平臺上加強政策協調，試圖利用區域自貿安排來沖抵中美貿易戰帶來的不確定性。如中日韓重啟自貿協定談判，東盟成員加快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實施，以降低對美國市場的過度依賴。這些舉措在客觀上強化了亞洲內部的產業分工與協作，為企業提供更多替代市場。

地緣經濟格局的深層變動

美國關稅策略的全面升級，使全球經濟體逐漸分化成不同陣營。美歐關系因貿易分歧出現裂隙，亞太地區則在美國之外尋找新的貿易組合——包括RCEP、CPTPP乃至中日韓自貿區等多邊機制的地位明顯上升。全球貿易正從過去的自由化進程向多極化競爭的格局轉變。關稅與供應鏈管理成為各國施壓或自衛的關鍵工具，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讓人不禁聯想起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只是這次的戰場從傳統軍事外交領域擴展到世界經濟體系。

新冷戰式貿易戰下的中國家族財富挑戰

全球對抗對中國富裕階層的影響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超高凈值人士（UHNWIs）和家族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首先，涉足出口導向型產業的家族企業利潤空間驟減。高關稅意味著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大幅下降，不得不通過轉移生產基地或開拓非美市場來維持運營。同時，中美之間的政治緊張局勢也令部分在美國持有不動產、股權資產的中國富豪擔憂未來的安全性。參照俄烏沖突時相關富豪財產被全球凍結的情況，一旦中美沖突進一步升級，中國家族在美資產可能面臨政治層面的凍結或限制。

海外持股結構與實業投資轉移

針對這種風險，中國家族企業往往通過在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BVI）注冊離岸公司，以紅籌架構等方式持有海外業務。然而，美國監管部門可能以國家安全等理由加強對中資背景企業的調查與審查。同時，中國政府也在收緊對敏感行業的海外上市許可。一些在美上市的家族企業被迫考慮私有化退市并轉向香港或內地資本市場，以降低政治和合規風險。在境外實業投資方面，曾將美國、歐洲作為重點投資方向的企業家們，正逐漸轉移目標至東南亞或非洲等新興區域，并傾向于通過合資或并購當地企業來分散單一國家政策變化帶來的沖擊。

跨境信托與稅務籌劃的復雜化

伴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各國政府也在加強稅務審查與金融監管。離岸信托在政治風險隔離中的價值日益凸顯，因為以家族信托為載體的資產更具獨立性，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認定為個人或企業直接持有。但各國反避稅政策與CRS金融賬戶信息自動交換機制的普及，也要求家族在信托設立與運營過程中，遵守更嚴格的披露與合規要求。家族辦公室需在多國法律框架下統籌規劃，防止重復征稅和潛在的監管沖突。如若美國與中國互相修訂稅收協定，或單方面取消對對方的稅收優惠，將令跨境架構的稅務成本顯著上升，這就迫使家族需定期審核、調整投資和財富傳承方案。

資產外移與安全港選擇

越來越多中國富豪傾向于將部分海外資產或家庭成員遷往新加坡、迪拜、瑞士等被視為“安全港”的法域，以降低潛在的政治與經濟沖擊。新加坡近年來成長為全球家族辦公室增速最快的中心，其政治和社會穩定、稅收政策與金融環境都對財富跨境流動相對友好。與此同時，香港依然具有深厚的金融市場與對內地市場的便利性和穩定性，盡管因出海需要有部分家族產業布局海外，但對于扎根大中華區的家族而言，香港仍是重要橋頭堡。因而，不少家族采取“雙中心”或多中心策略，在新加坡等地打造全球資產平臺，又保留香港以連接內地資源，實現安全與市場優勢兼備。

歷史鏡鑒：

斯穆特-霍利關稅與全球財富階層的興衰

回顧19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美國為了保護本國產業而提高進口關稅，卻引發其他國家的猛烈報復，各國貿易壁壘相繼筑起，最終將世界經濟推入長時間的蕭條。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該法案是“把經濟危機推向極點”的誘因之一。對當時的全球財富階層而言，許多原本富可敵國的實業財閥及家族企業都在經濟大蕭條和市場封鎖的沖擊下大幅衰落。只有少數具備跨國視野、積極尋找替代市場、進行多元化投資的家族才能幸存并在戰后全球化浪潮中重新崛起。這一歷史教訓再次警示我們：保護主義的大規模蔓延往往帶來兩敗俱傷，跨國分散配置才是長期穩健之道。

法域選擇：

香港、新加坡、離岸屬地的法律與監管差異

香港

香港在法律體系、金融服務、低稅環境、與內地緊密聯系等方面具備傳統優勢。在資產保護、融資渠道、商業生態的成熟度上，香港仍保持領先地位。對于側重大中華區市場的家族來說，香港依舊難以替代。

新加坡

新加坡奉行英美法系，政局穩定，金融業高度發達，為家族辦公室提供稅務優惠、可變動資本公司（VCC）等多種法律與金融工具。其嚴格的金融保密環境與同時符合國際監管的平衡，使新加坡成為亞洲管理跨境資產的熱門地點。

開曼群島與英屬維京群島（BVI）

在搭建海外控股公司、進行紅籌上市或基金架構時，開曼與BVI依舊是常見首選地，主要因為公司法靈活、稅負極低。然而，全球反避稅與反洗錢要求越來越嚴格，開曼、BVI也在被動提升信息披露標準，并根據國際形勢對部分資產可能采取凍結或配合制裁。家族辦公室需要結合更安全或更可靠的司法管轄區，以實現架構穩健。

其他司法管轄區

瑞士、盧森堡、列支敦士登、迪拜等地也各有其優勢，例如銀行保密傳統、相對寬松的監管、中立的政治環境。但就中國家族而言，使用這些地區的比例相對較低，更多是為了特定資產種類（如歐洲房地產）或特殊需求（如藝術品收藏等）。

家族辦公室的策略調整：

架構優化與風險抵御

全球資產配置再平衡

在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的形勢下，“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已成為家族辦公室的核心理念。分散投資于多個區域及行業有助于分散政治與經濟風險，不論是提升在歐亞新興市場的布局，還是增加對避險資產（如黃金）或穩健型工具（如基礎設施基金）的配置，皆屬務實之舉。

法律架構優化與隔離

復雜的架構設計往往能為家族提供更高層級的風險對沖。例如，通過不可撤銷信托、有限合伙和多層離岸公司等方式，將家族的核心資產與個人風險、企業經營風險相分離。這樣即便企業或個人受到制裁或起訴，信托層級的資產仍能較大程度獲得法律保護。但需留意各地區的法律要求與信息披露義務，不宜盲目追求“極度隱蔽”。

強調跨境合規與信息透明

自金融危機后，各國政府加大反避稅與洗錢監管，CRS框架的普及使得跨境金融賬戶的匿名性大幅下降。家族辦公室若想在國際環境中長期穩健，必須保持相對“陽光”的運作模式，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進行全球資產調度。這不僅可避免遭遇監管打擊，也能保證在可能出現的政治或經濟摩擦中，資產不會輕易被認定為非法或不合規。

動態調整與情景演練

家族辦公室應定期進行情景推演，例如模擬中美“金融脫鉤”、美國制裁升級、某地區爆發重大社會動蕩等多種極端情境，并評估對家族資產與業務運營的影響。通過這些演練，可以提前完善備用計劃，如轉移部分資產至第三國或提前終止風險項目等，最大限度降低潛在沖擊。

專業協同與多領域整合

貿易戰、金融監管、法律糾紛、稅務合規等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需要多領域專業團隊協作才能制定出兼顧安全與效率的解決方案。例如，稅務顧問在設計跨境架構時需考慮法律層面的制裁風險；而法律團隊在進行家族信托搭建時也需兼顧資產流動性與企業經營實際需求。只有在“投行—律師—稅務—風控”多方協同之下，家族辦公室才能保持運轉靈活又不失安全。

結語

特朗普“解放日”關稅不僅改變了全球貿易博弈格局，也讓各國富裕階層深刻感受到新冷戰式沖突對家族財富傳承的潛在威脅。對中國家族辦公室而言，這既是極具挑戰的時代，也是倒逼深化、升級家族財富管理的契機。

回顧歷史，我們看到保護主義浪潮往往引發世界經濟動蕩和金融市場寒冬，那些先行布局跨境、注重分散投資并保持合規透明的家族，更能平穩地度過危機甚至把握機遇。面對眼下和未來可能出現的貿易紛爭與政治緊張，家族辦公室需要筑牢風險防火墻、強化合規與法律架構、廣泛吸納各領域專業資源，從而在動蕩局面中依然穩健前行，護航家族基業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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