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晚唐五代的梟雄李克用是沙陀人出身，但是何謂沙陀，很多人或許還是不甚清楚。沙陀在諸多古籍中都被視為是西突厥的一支，其記載主要見于《通鑒》、《新唐書·沙陀傳》以及《舊唐書》、《新唐書》、《新五代史》、《舊五代史》的有關人物傳記。《通典》把沙陀作為西突厥的一支提到，《冊府元龜》的外臣部對其也有所涉及。

《新五代史·莊宗本紀》中記載，“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仆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新唐書·沙陀傳》中說：“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

綜合上述文獻，可以認為沙陀是西突厥屬下的處月部的分支。沙陀原是地名，而非族名，只是由于處月居于“金娑山之陽，蒲類(今新疆巴里沖)之東”，此處“有大磧，名沙陀”的緣故，而將這一支部族名為“沙陀”。

唐貞觀十二年(638年)，西突厥酋長乙毗咄陸可汗建立“北庭”，其下包括處月、處密、射脾以及西域許多部落。此時，處月的活動范圍主要在今新疆阿爾泰山東南，巴里坤以東地區，這里也是處月最早的活動地區。

貞觀十六年(642年)，處月部跟隨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攻打伊州(今新疆哈密)、天山(今新疆托克遜北)，被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西突厥葉護賀魯與處月部的首領朱邪闕俟斤阿厥率眾投降唐軍。

唐高宗永徽三年(653)，西突厥葉護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漸漸又有叛離唐朝之心。由于阿史那賀魯漸趨強大，處月部也追隨其反叛唐廷。此時的處月酋長朱邪孤注率處月部軍隊據守牢山，但是被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芯何力打敗，九千余處月部人被俘。

為了安置這些處月部降人，唐朝在今日新疆木壘哈薩克自治縣境內設都督府，以其首領拔野為都督。有關這個都督府的建置，很多人以為其名為“沙陀都督府”，其實正如歐陽修在《新五代史·莊宗本紀上》的末尾中所說，“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材都督府，仆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事實上，貞觀年間并未有什么“沙陀都督府”。雖然《新唐書·沙陀傳》中說唐王朝在平定阿史那賀魯叛亂后，“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的說法。

但是，同樣還是《新唐書·沙陀傳》記載，“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為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為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從上面這個記載看，處月酋長沙陀金山當過金滿州都督，而且他們家族幾代人都世系這個職位，卻沒有提到什么沙陀都督，可見當時只有這個金滿州都督，所謂的沙陀都督是不存在。

至于為什么會有“沙陀都督”的叫法，或許是因為這個職位是用來羈縻沙陀人的。唐德宗貞元中，沙陀歷史上重要的領袖朱邪盡忠出任都督。這一時期，吐蕃正急攻唐朝的北庭都護府，“沙陀六千余帳與北庭相依”。在吐蕃強勢進攻之下，貞元五年（789年）冬，吐蕃軍隊以葛邏祿、白服突厥作為向導，聯合大舉進攻北庭。貞元六年（790年）六月，北庭淪陷，“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于吐蕃”。

吐蕃將歸降的沙陀部舉族七千帳安置于甘州。在對唐王朝的戰爭中，由于沙陀人的能征善戰，吐蕃常常以其為先鋒。不久，沙陀部首領朱邪盡忠受到吐蕃的猜忌，被懷疑在對回鶻的戰爭中通敵。吐蕃人并不信任沙陀人，于是醞釀“徙沙陀于河”。

吐蕃人不信任沙陀人，那么唐朝這邊就開始了對沙陀的爭取拉攏。當時，唐朝坐鎮朔方的是振武節度使范希朝，是一位很有建樹的邊帥，被人比作西漢的趙充國。在范希朝的策動下，元和三年（808年） ,朱邪盡忠及其長子朱邪執宜共同商議，決計脫離吐蕃的控制。他們率領沙陀人眾部落三萬循烏德犍山東行，邊走邊與追擊的吐蕃人作戰。

這場投唐之行的代價很慘遭，酋長朱邪盡忠戰死，朱邪執宜身負重傷，只剩下騎兵兩千余人、戰馬七百騎、雜畜千余頭，輾轉來到了靈州(寧夏靈武西)。沙陀人歸順，唐朝政府對其很是優待，將其安置于鹽州(大致在今陜西定邊及內蒙古鹽池縣境)，并設置羈縻性質的陰山府，授朱邪執宜為陰山府兵馬使，其弟葛勒阿波為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

沙陀降眾與范希朝之間的個人依附色彩很嚴重，這也就會導致很多具有深刻歷史影響的變化。元和四年（809年），范希朝從振武節度使專任河東節度使，坐鎮太原，沙陀部族隨之繼續東遷。遷徙至河東的沙陀人一部分被安置于神武川的黃花堆(今山西應縣西北)，一部分被安置在定襄川(今山西定襄縣)。

河東是唐王朝的龍興之地，西接長安，南臨汴州，北捍蠻夷，地理位置相當重要，遷徙至此的沙陀部族將會以此為基業，攪動天下風云。范希朝對于手下的沙陀人，也是做到了人盡其才，“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建立了一支驍勇彪悍的沙陀騎兵。沙陀部族在唐帝國內部合法的軍事化似乎有利于唐軍武力的加強，但更重要的是助長了沙陀勢力的發展。

元和五年（810年），繼任河東節度使的王鍔遠比范希朝有憂患意識，他認為“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啟野心，愿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唐朝廷采納了王鍔的建議，“建十府以處沙陀”。但是，唐朝的這種分而治之的辦法并不徹底，沒有將其部族打亂與別的民族混雜在一起，他們仍然是聚族而居，仍具有極強的部族凝聚力和自身的特點。沙陀人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越來越壯大。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因“沙陀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于是奏以沙陀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鎮守北部邊疆。這時，沙陀不但居于代北，而且具有地方權力，其自治政權的色彩愈發突出，其與唐朝的關系也更加復雜。

沙陀酋長朱邪執宜大約死于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年)，他的兒子朱邪赤心接班了。朱邪赤心繼續為大唐帝國東征西討、四處作戰，曾經率部參加了武宗會昌年間(841-846年)唐朝討伐回鵲和昭義鎮的戰爭。會昌四年（844年），因為參加平定澤潞鎮，因功升為朔州刺史、代北軍使。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吐蕃聯合黨項及回鵲襲擾河西地區。朱邪赤心又奉命率部隨河東節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河西戰事平定之后，朱邪赤心因功被任命為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九年(868年)，桂州（廣西桂林）戍卒擁糧料判官龐勛為主，發動叛亂，從桂州一直打到徐淮地區，還攻陷了彭城（江蘇徐州）。

一時之間，帝國震動······

朱邪赤心又率部隨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康承訓前往鎮壓龐勛之亂，因功被唐授予大同軍防御使，后又遷為鄜坊、振武節度使的職務，還被賜予唐朝國姓李氏，朱邪赤心因此得了個榮耀的漢名李國昌，“預鄭王屬籍”。突厥別部沙陀人從此成為榮耀的隴西李氏，隸屬于大唐皇族，被這對于沙陀集團的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義。

事實上，沙陀人從元和三年內遷后，一直被唐廷所防范。唐廷之所以會把沙陀人從靈州遷到代北，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復”。

但是，到了代北之后，還是被唐朝當賊防著，河東節度使王鍔又向朝廷提出一個“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建十府也是分散削弱沙陀人的辦法，但效果并不怎么樣。

盡管沙陀的勢力并未被分散，反而越來越強大，但是管轄他們的河東節度使始終會采取各種手段戒備沙陀勢力。朱邪執宜、赤心父子雖然為唐朝屢建戰功，但唐授予他們的職務都不過為一州刺史，隸屬河東節度使管轄。

沙陀人出征，也要受他軍的節制，元和時隸屬忠武軍，之后隸屬河東軍。這一切，無疑對沙陀勢力的發展不利。龐勛之亂改變了這一切，朱邪赤心變成了李國昌，還當上了大同防御使，并進而出任鄜坊、振武節度使。

雖然大同、鄜坊、振武在當時都算不上強藩，但這畢竟是藩鎮，李國昌也正式躋身地方節帥序列。另外，賜姓一事意義重大，沙陀人的漢化進程進入了一個加速時期。后來李國昌的孫子李存勖建立后唐，被宋人視為正統王朝，這恐怕與賜姓關系甚大。

勢力越來越大的沙陀李氏集團，必將與唐帝國發生沖突，與忠誠與否無關，這就是大勢！

沙陀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李克用是李國昌的第三子，是將沙陀李氏帶入輝煌的關鍵領袖。李克用生于大中元年(847年)九月，根據《舊五代史·唐武皇紀上》記載，“獻祖之討龐勛也，武皇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為‘飛虎子’。”

十五歲的少年英雄李克用以自己的勇猛和戰功在軍中建立了威信，龐勛之亂被平定之后，李國昌被授予振武節度使的職務，“飛虎子”李克用也成為云中牙將。成年之后，李克用又當上了云中守捉使，其上司是云中防御使支謨。

在軍中嶄露頭角的李克用漸漸顯露出桀驁的本色，發生于乾符五年（878年）的斗雞臺事變就充分暴露了梟雄的野心。支謨之后出任云中防御使的是段文楚，就是那位名臣段秀實的孫子。李克用則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馬使，戍守蔚州。當時，代北連年荒旱，百姓饑寒。既然百姓饑寒，那么軍糧供應也會緊張，漕運不濟，糧食運輸成本比以前增加數倍，而且承運重役常使供差者破產斃命。

段文楚憐憫百姓可憐，于是下令縮減軍士糧餉，“而且又用法稍峻”，所以引起“軍士怨怒”。這時候李克用的叔叔云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乘機派部將康君立秘密到了蔚州，慫恿當時擔任副兵馬使的李克用起兵，以取而代之。

李克用對這件事起初還是很猶豫，對康君立說：“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康君立說：“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于是乎，李克用這才下定決心發動兵變。那邊李盡忠連夜率部攻入云州，抓了段文楚和節度柳漢璋，自己掌控了云中軍政大權。然后，李克用得知叔父得手之后，率領一萬多兵馬馳抵云州，軍駐斗雞臺（今山西大同城郊）。

李盡忠是想捧李克用出來做頭領，將防御使大印送給了李克用，請他做云中防御留后，也就是代理防御使的意思。李克用要上位，段文楚就不能活，數日之后，李盡忠將段文楚一家五口送到李克用駐軍的斗雞臺下。晚唐藩鎮的驕兵悍將兵變作亂，殺掉節帥，其實不足為奇。但是，李克用殺死段文楚一家五口人的手段實在是殘忍至極，《資治通鑒》上的記載是“克用令軍士剮而食之，以騎踐其骸”，將人家殺死，還吃了人肉，再讓戰馬去踐踏尸骸，這還是人能做出來的事情嗎？

李克用在殺掉段文楚一家之后，堂而皇之地“入府舍視事”，以防御使自居了。事情發生之后，朝廷的反應似乎很淡定，在給予云州的詔書中寫道“若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則事出權宜，不足猜慮。若便圖軍柄，欲奄大同，則患系久長，故難依允。”

朝廷意思是說，斗雞臺事變如果僅僅是一般意義的兵變，驕兵悍將不滿待遇降低而引發的，李克用如果能乖乖聽從朝廷進一步人事安排，那就算不得大事。但是，如果李克用的心思是進一步占據大同，那就要收拾一下了。

李克用的父親李國昌似乎對這場兵變真的不知情，他在事情發生之后，立即上書朝廷，以表忠心：“乞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李國昌的態度讓唐廷覺得這事情并不大，還有政治解決的可能性。唐廷下旨，任命大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并且命李國昌去勸誡李克用，讓他安分守己，聽候發落，同時又任命太仆卿盧簡方為大同防御使。為了增強控制效果，四月又進行了進一步人事調整，“以前大同軍防御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看上去，李國昌還是忠于大唐的，但是到了五月，形式急轉直下，李國昌竟然被兒子李克用說服了，也參加了叛亂。這一事變的主謀之一李盡忠就曾分析當時的形勢，“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即李國昌）功大官高，名聞夭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

所以，五月之后，“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父子二人合兵造反了！李國昌父子想要的是整個代北，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幕后的主謀究竟是誰，那就真的不好說了。

代北沙陀自進入河東以來，長期經營代北（雁門關以北）地區，已經形成了比較強大穩定的軍事政治力量，但是在唐廷的刻意分割削弱下，始終沒有能真正完全掌控代北地區。自從李克用等人發動斗雞臺事變，占據云州之后，朔州和蔚州也很快被沙陀李氏集團控制。至此，代北之地全為李克用所據。

勢力膨脹的沙陀李氏集團很快就主動南下侵擾唐朝州縣。五月，李國昌就與李克用合兵，攻陷遮虜軍，并進擊寧武、岢嵐軍。六月，“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很顯然，斗雞臺事變的后果很嚴重，唐廷政治解決的方案失敗了，只能以武力對武力了。在代北完全失陷的情況下，唐軍只能依靠雁門關及太原作為支撐點進行防御，但是“太原屢隙警急，雁門不足提防”，形勢非常危急。

唐廷當時雖然衰弱，但還沒到等死的地步。當李國昌父子拒命后，便發動河東、幽州、昭義諸鎮及吐谷渾赫連鐸進討。在唐朝的嚴厲打擊之下，廣明元年(880年)六月，沙陀酋長、李國昌的族弟李友金及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等率沙陀三部落降唐。七月，李克用、李國昌父子先后連連大敗，部眾潰散，李氏父子、宗族及康君立等向北逃入韃靼部落。

在取得對沙陀李氏軍事勝利之后，唐廷任命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為大同軍防御使，白義成為蔚州刺史，米海萬為朔州刺史，振武帥位也落入吳師泰之手，不久又落人契芯璋之手。李克用不僅未能“旬日而定代北之地”，而且將朱邪執宜、朱邪赤心(李國昌)苦心經營數十年的代北地盤喪失殆盡，這在沙陀李氏集團的發展史上，是一次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如果沒有后來的黃巢之亂，沙陀李氏就看沒有翻身的機會了。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起義軍攻占長安，這為沙陀勢力的復興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中和元年(881年)二月，李友金奉命率沙陀、薩葛、安慶三部落及吐谷渾諸部5000人救援京師。

李友金的兵馬到了絳州，絳州刺史沙陀人瞿稹對監軍陳景思說：“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于是，李友金返回代北。半月間，募兵3萬，“皆北邊五部之眾”。代北之眾是李氏集團的老班底，是李國昌、李克用父子的基本盤。

這個李友金當時投降唐朝，原本就是迫于無奈，更有人認為他是奉李國昌之命假投降，借以保存實力，李國昌是“遣李友金偽背己以降而為之內謀”。不論真假，李友金是肯定希望沙陀李氏能夠復興的。于是，李友金就以自己駕馭不了代北軍士為理由，慫恿監軍陳景思上奏朝廷，請求赦免李國昌父子，讓他們帶兵平叛。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唐廷下詔赦免了李國昌和李克用父子，李友金奉詔去韃靼部落迎接。

在平叛的旗號下，沙陀李氏迎來了復興的機會，勢力急劇膨脹。中和三年（883年）李國昌就病死了，李克用取代了父親成為沙陀李氏的主要領袖，他不僅恢復了沙陀人在李國昌時期的鼎盛，而且建立了一個以沙陀人為核心的強大的地方割據政權，為后來的后唐王朝奠定了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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