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因夢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九月十五日，地點是蕭孟能先生花園新城的家中。

在這之前“李敖”兩個字對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簡直就是中國文人里面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這股癡迷的崇拜是自小種下的因。

當年李敖的父母住在臺中一中的宿舍里，離我們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時常聽光夏表哥和母親談論李敖的奇聞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親的喪禮中落淚，不愿依規矩行禮，甚至還傳說他曾經從臺北扛了一張床回家送給李伯母。當時我心想：不知道這怪人的廬山真面目會是什么模樣。

此外我時常看見李伯母穿著素凈的長旗袍，頭上梳著髻，手里卷著小手帕，低頭深思地從長長的溝渠旁走過。母親曾經低聲對我說：“這就是李敖的母親，她一定是去看電影，李敖在文章里提到過她媽媽喜歡看愛情文藝片。”后來聽父親說他和李敖的爸爸過去是同事，感覺好像更熟悉了一些。

在蕭家見到李敖的第一眼，我的心里頗感意外。大學時讀他的文章，主觀上認定他應該是個桀驁不馴的自由派，沒料到本人的氣質完全是基本教義派的保守模樣。他看到我們母女倆，很規矩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躬，后來母親告訴我他那個躬鞠得還怪嚇人的，這個年代已經沒人行這么大的禮了。他的穿著很保守，整體看來帶點陰柔的氣質。

當天晚上我穿了一件淡檸檬綠的棉質長袍，光著一雙大腳，連拖鞋也沒穿。李敖一整晚都盯著我的腳丫，我以為他在檢查些什么，后來才從他嘴里得知他有戀足癖。

他的身邊站著他當時的女友，劉會云，嬌小細致的她看起來和李敖相當登對，整個晚上我都很自在，這證明李敖和我并不是一見鐘情，否則我不可能輕松得起來。后來李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書，書中他為我簽下的那行字(“正紅旗下的夢游者”)，令我不禁生起了一些遐想。

過了沒多久，有一天李敖約我出來喝咖啡，我們談到我在《工商日報》的專欄里為他寫的那篇《特立獨行的李敖》以及其他的瑣事；我發現我們之間真正能產生交集的話題并不多。

后來他帶我到他金蘭大廈的家見識一下十萬冊的藏書。他用深色木材沿著客廳的墻面做出一整片書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體看來是個氣質嚴肅的家，可墻上掛的竟然是從《花花公子》雜志里剪下來的裸女照片；這樣的組合令人感覺有點不搭調。

我告訴他裸女照片看起來有點廉價，破壞了這個家的氣質，他說這些照片和畫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已經伴隨他多年了。我發現他是一個想怎么樣就怎么樣的人，別人發展出來的美學和設計理念與他無干，他關著門自有方圓。

進到臥室，抬頭一看，天花板上竟然貼了一整面的鏡子，又是一項出人意外的裝潢，有點像《花花公子》的老板休?赫夫納(HughHefner)和某某文豪一起做出的室內設計。

我們后來坐在沙發上聊天，聊著聊著他突如其來地吻了我。

李敖的土令我覺得十分新鮮，他人格中的沖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傾向，愈是矛盾、復雜，愈是像謎團一般的人，我的興趣愈大。當我們開始進入狀況時，我曾經問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劉會云該怎么辦。李敖說了一句令我絕倒的話，他說他會告訴她：“我愛你還是百分之百，但現在來了個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暫時避一下。”

我聽了之后不免心生疑惑，繼續追問李敖什么叫做“暫時避一下”，李敖說：“你這人沒個準，說不定哪天就變卦了，所以需要觀望一陣子。我叫劉會云先到美國去，如果你變卦了，她還可以再回來。”

李敖的多疑與防衛令我很不自在，他對女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態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滿著期望與投射時通常是被未來的愿景牽著走的，這些重要的小節也就用立可白粉飾掉了。

十月中旬我和寶哥(葛小寶)到印尼登臺，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開那么久，但當時的酬勞很高，輕輕松松一天可以凈得臺幣十萬元。于是我們一站又一站地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長途電話。二十一天下來我花了十萬臺幣的電話費，李赦也打了臺幣八萬元。母親那時還是“舉雙手雙腳贊成”的階段，她認為臺灣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二十天好不容易熬過了，回臺灣時李敖親自到機場接我，記者顯然守候已久，看見我們立刻蜂擁而上，當時我們的戀情早已轟動海內外。

回到世界大廈的新家，發現李敖不但幫我們安裝了新的熱水器，買了新的錄影機，同時也打點了樓下的管理員，他的周到和仔細令母親非常滿意。只要母親不阻撓，我的兩性關系一定順利些，這一點李敖是非常清楚的。

不久我們決定同居，那時李敖已經準備送劉小姐一筆錢，請她到美國“觀望”一陣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蘭大廈，兩個人開始過起試婚的生活。

當李敖覺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勢很安全的時候，他真的是這個世界上最寵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睜開眼睛，床頭一定齊整地擺著一份報紙、一杯熱茶和一杯熱牛奶。那時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鬧鐘每天都按時把自己喚醒)，一個人在書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資料、做剪貼，開始一天的寫作活動。

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準的機器，在例行公事中規律地運作著，他不抽煙、不喝酒、不聽音樂、不看電視、不打麻將，可以說沒有任何娛樂活動而只有工作。

他認識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幾乎沒有，我問他為什么不多交些朋友，他說他對人性抱持悲觀的態度，就算最親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

我當時的生活和外界的來往仍然頻繁，他因為我的關系生活圈子稍微擴大了一些，否則他可以足不出戶，窗簾遮得密不透光，連大門都不開，甚至曾經在墻壁上打過一個狗洞，讓弟弟李放按時送報紙和糧食，過著自囚的生活。

他的才華和精神狀態令我時常在崇拜和憐憫的兩極中擺蕩。我想帶給他快樂，不時地放些我愛聽的音樂，跳我自己發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戲。那種時刻我確信他是快樂的、不設防的，他臉上自然流露的老實和羨慕，透露了這些訊息。

在感性層面李敖抱持的是傳統未解放的男性價值觀，似乎只有性這件事是優于其他各種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帶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親密的時刻，他仍然無法充分融入你的內心。

多年的牢獄生活，他已經太習慣于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相當物化的，精神層面的展現幾乎完全被壓抑了。

換言之，你感覺不到他內心深處的愛；似乎展現忘我的愛對他而言是件羞恥的事。性帶給他的快感僅限于征服欲的滿足。我的幸與不幸都在于我很早就性解放了。

只愛一點點

李敖在示愛上既保留又靦腆。你別看他在回憶錄中把自己寫成了情圣，甚至開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實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潛存著一種相反的東西。

研究唐璜情結的精神醫學報告指出，像唐璜這類型的情圣其實是最封閉的，對自己最沒有信心的。他們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戲人間而又魅力十足，他們以阿諛或寵愛來表現他們對女人的慷慨，以贏取女人的獻身和崇拜，然而在內心深處他們是不敢付出真情的。

對這樣的心態詮釋得最好的，認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里所寫的一首打油詩《只愛一點點》：

不愛那么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的愛情像海深，

我的愛情淺，

不愛那么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的愛情像天長，

我的愛情短。

不愛那么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眉來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這首詩的后面，李敖又說了一些他對愛情的觀點，替唐璜情結做了進一步的詮釋。

與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閉和不敢親密外，還有他的沽癖、苛求、神經過敏以及這些心態底端的恐懼。

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歡光著腳丫到處走，因此腳底經常是灰黑的，李敖對這件事的反應就非常強烈。灰黑的腳底對他來說簡直是一項不道德的罪名、連離婚后都時常向人提起，當做打擊我的話題。

我記得有一回我的婦德突然發作，想要下廚為他燒飯，但除了煎過年糕之外，母親一向不準我進廚房，因此那一天當我把冰箱里的冷凍排骨拿出來熬湯時，我并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續。我興高采烈地把排骨往開水里一丟，正準備熬排骨湯時，李敖氣急敗壞地沖到我的面前，暴跳如雷地對我說：“你怎么這么沒常識，冷凍排骨是要先解凍的，不解凍就丟到開水里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這個沒常識的蠢蛋！”他說得沒錯，我確實是個缺乏生活常識的人，在母親的掌控下我沒進過廚房，沒上過菜市場，也沒去過郵局，連支票怎么開我都不知道。李敖說話總是振振有詞，但也總是輕忽了據理力爭背后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寶貴的品質。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辭中的鄙視令我覺得那鍋排骨湯比我的存在重要多了，于是我轉頭走進臥室，拿了幾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語不發地回家了。李敖后來心軟了，把我從世界大廈接回金蘭，兩個人又重修舊好。還有一天我把洗干凈的切菜板搭著紗窗晾干，李敖走到廚房時看到這個動作，又是一陣歇斯底里的囂叫：“你看到沒？這片紗窗已經松了，這么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久就會把它壓垮的。然后板子會從十二樓掉到地面，再加上重力加速度，這時如果剛好有人走過，他的腦袋一定會被砸出腦漿來，那時我們就得賠大錢了。”他無遠弗屆的危機意識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這樣的日子怎么過得下去，于是收拾收拾衣物拎著箱子又回世界大廈了。如此來來回回地往返于世界和金蘭之間不知有多少趟。

有一天我很沮喪地走出金蘭，李敖的鄰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對，于是好意地對我說，他們和李敖已經做了好幾年的鄰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一些。他建議我不要以常人的標準要求他，應該把他視為一個需要幫助的坐過牢的病人，可能還容易相處一些。經過旁觀者的提醒，我開始確定李敖是需要幫助的。然而我不是醫生，他又那么強硬，我能幫到什么程度呢？從那天之后我開始學習以冷靜的態度面對他，我發現他確實有些反常的身心現象。

占有欲和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李散的占有欲是超乎常人的。他的歇斯底里傾向總是令我神經緊張。我和他很少有戶外活動，有一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進一下血液循環。慢跑了一小時后我回到金蘭，李敖問我出去做了什么，我據實以告，他聽了很不開心地說我出去慢跑一定會跟路上的男人眉來眼去，所以不準再跑了。

有一回他和我吵架，他拿出一把大剪刀，把我剛買來的一件古董上衣咔嚓咔嚓便剪成了兩半，我為了制止他繼續鬧下去，很快地搶下那把剪刀用刀鋒對著自己的心臟，他見勢馬上冷靜下來。但是長夜漫漫，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趁著他不注意，光著腳就溜出了大門。他的精神展現使我認清，人的許多暴力行為都是從恐懼、自卑和無力感所發出的“渴愛”吶喊。我來來回回地搬出搬進，其實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沒有辦法包容他、安慰他、給他一些快樂，然而后果總是令自己失望。

我很氣餒自己的有限、狹隘和無法寬恕，但我真的是自身難保，盡力了，還是自身難保啊！

從結婚到離婚

話說李敖拿了一筆錢給劉小姐，請她到美國standby一陣子，但一陣子過后李敖突然又心疼起這筆錢來。有一天老母在金蘭和我們聊天，李敖話鋒一轉突然對老母說：“我已經給了劉會云二百一十萬，你如果真的愛你的女兒，就該拿出二百一十萬的‘相對基金’才是。”

老母一聽臉色大變，撂了一兩句話轉頭就走，李敖的臉色也很難看。

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廈，母親斬釘截鐵地對我說：“李敖已經擺明了要騙我們的錢，你可是千萬不能和他結婚啊！”

我聽了心里很不舒服。本來對這門婚事心里是很猶豫的，現在為了爭取自主權，反倒意志堅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著睡衣蹺家回到金蘭。五月六日的早上在李敖家的客廳里，由《中國時報》主編高信疆和作家盂絕子證婚，我的新娘禮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禮過程中還得派人緊盯著門眼，怕老母半路阻撓。至于婚后所發生的事，結婚證書在當天下午就被我撕成兩半。

事情是這樣的，當我們決定結婚時，李敖答應了我一個條件：結婚的當天下午必須由干爹陪同我們回世界大廈，和老母重新建立良好關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從此不與母親往來，如果要往來，關系還得維持和諧才行，否則我不又成了夾心餅，兩面不是人了。

婚禮結束后余紀忠先生請我們吃午飯，飯后回到金蘭大廈，沒想到李敖竟然坐在馬桶上要我給他泡一杯茶喝，嘴里還得意揚揚地說：“你現在約已經簽了，我看你還能往哪兒跑，快去給我泡茶喝！”

我起初以為他是鬧著玩的，后來看他臉上的表情非常認真，我想這個人真的是有精神問題，于是到抽屜里把結婚證書拿出來，站在他面前刷的一聲就把這“合約”撕成了兩半，然后對他說：“你以為憑這張紙就能把我限制住嗎？”

沒多久干爹來訪，李敖很不客氣地對干爹說他怎么可能去跟一個莫名其妙的老太婆賠不是，干爹氣得臉都漲紅了，我只能陪著干爹返回世界大廈。

過了幾天李敖打電話來談判，他說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門口挨胡老太的罵，罵足一個小時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蘭，我說：“好，我答應你這個條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門造訪，手上還帶了一盒禮物，老母門一開一看是李敖，二話不說劈頭就罵：“你這個沒人性的東西，還好意思上門來？……”

老母罵足了一個小時，李敖動也不動地站著，后來時間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履行承諾，拿著箱子又跟他回金蘭了。

我在前文說過，我的人生沒事則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應。本來已經遠赴南美智利的蕭盂能先生突然在二月多回到了臺灣。他人在國外時，李敖、我和李敖曾經到他花園新城的家搬了許多古董和家具回金蘭。我當時問李敖為什么把東西都搬空了，他說為的是替蕭先生處理財物。

蕭先生在天母有幢房子取名靜廬，李敖說為了便于處理，必須把這幢房子暫時過戶在我名下，我沒有多心，不久他就辦了過戶手續。

蕭先生回臺灣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見面，但我并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親請了出去。

六月十日那天，蕭先生坐在世界大廈家中的客廳里當面告訴我說，他因為和李敖多年共患難，可以說是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敖在處理財務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錢之事全部交由李敖總管，李敖要他簽什么，他就簽什么，連問都不問一聲的。

后來在閑聊中蕭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說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塊紅絹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錢的傳家之寶，這才是他唯一心疼的東西。我突然想起李敖曾經很得意地給我看過一塊紅絹布的乾隆御批，他說十年前他從牯嶺街的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價收購了這個寶貝，因為那個老板不識貨。我聽完蕭先生的話心里已經有了譜。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發生了糾紛。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體上看到李敖所寫的《忘了我是誰》，很想把它譜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婦約我和李敖在財神酒店談出版這首歌的事宜。

邱晨問李敖對歌詞的酬勞有什么要求，李敖說沒問題，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了。

后來邱晨錄完了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正準備把酬金給送李敖，李敖卻開始避不見面。

不久廖先生從國外回來，親自帶著禮物來見李敖，李敖說付款的時間遲了兩天沒照規矩來，所以要訴諸法律，不過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價二百萬元(看來他很迷信這個數字，大概是曾經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二百萬臺幣吧)。

廖先生要李敖給他一星期的時間做考慮，李敖答應了。廖先生趁這一個星期把所有發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報聲明，經銷商如果繼續出售那張唱片，必須自己負法律責任。后來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詞改成了錢、錢、錢。

這段期間我已經心生警覺，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動聲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戶口名簿、畫和衣物，一點一點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就不再回金蘭去住了。這時我開始提出離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說他要拖我一輩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這么做的。

沒想到有天晚上他打電話來，要我到劉維斌導演家，他愿意無條件離婚。劉導演也是在臺中新北里長大的世交，他的妻子孫春華則是我一直很喜歡的女人之一。

我到達劉大哥家，和春華聊了一會兒，大家便坐定下來。李敖拿出紙筆開始寫離婚協議書，我心里有一種立刻可以得到解脫的期待感。

他寫到一半突然轉頭對我說，我必須把私章和戶口名簿交給他，他好辦理靜廬的過戶手續。他不知道我已經在李永然律師的協助下將那幢房子物歸原主了。

我告訴李敖說這么重要的東西我不能交給他，因為我不知道他會拿去做什么。這時李敖臉色一變，氣急敗壞地開始罵出各種不入流的話，他又跳腳，又比武，像瘋了一般地要和我單挑。

我先是靜靜地聽著，聽到忍無可忍的時候，拿起旁邊茶幾上春華養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著他腦袋的方向正準備用力砸過去的時候，劉大哥一把抱住了我；我用力過猛，反彈力當場令劉大哥閃了腰。

兩個人就這樣鬧了好幾個小時，后來猛然意識到天都快亮了，于是獨自走到飯桌一個人低頭吃起春華為我們準備的宵夜(已經成了早餐)，這時李敖突然變了一張臉走到我的身邊，和顏悅色地對我說：“因因啊！我們還是好好解決這件事吧！”我頭都沒抬地對他說：“太遲了，我們走著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蕭盂能先生召開記者會，接著四海唱片公司和我又聯合起來招待記者，公布了李敖的真相。第二天所有的報紙都登出這則消息，輿論為之嘩然，我整個人充滿著戰斗意志。八月二十八日李敖在友人勸說之下決定和我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