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的歷史長河中,韓侂胄是一個極具爭議且影響力頗大的人物。
他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一手推動北伐,試圖恢復中原,卻又深陷弄權與復雜的政治斗爭的泥沼,給南宋王朝帶來了復雜而深遠的影響。
有關于他的故事,還得從其出生講起。
韓侂胄出身相州韓氏,是北宋名相韓琦的曾孫,韓侂胄祖父韓嘉彥娶淑壽公主,獲駙馬都尉之銜。
靖康之變后家族南遷,其父韓誠娶宋高宗憲圣吳皇后之妹,他自己也迎娶吳國舅之女。復雜姻親關系,為韓侂胄恩蔭入仕鋪就道路 。
后來,他的侄孫女韓氏被宋寧宗聘為皇后,韓侂胄身為后族,在朝中的地位愈發穩固 。
紹熙五年(1194 年),南宋朝廷風云突變。宋孝宗病逝,宋光宗卻因與孝宗不和,稱病拒絕主持喪儀且不再上朝,政事多由李后決斷。
樞密院知事趙汝愚想立宋光宗之子嘉王趙擴為帝,由于韓侂胄與慈福宮內侍張宗尹交好,趙汝愚便請他通過張宗尹密啟憲圣太后。
韓侂胄兩次前往慈福宮求見不得,后來偶遇沖重華宮提舉關禮,說明緣由后,才得以入宮面見憲圣太后。
他言辭懇切,最終獲得太后認可。
七月,憲圣太后在宋孝宗靈前垂簾,宣布宋光宗退位,趙擴繼位,即宋寧宗,韓侂胄的侄孫女韓氏被冊立為皇后,這便是 “紹熙內禪” 。
寧宗即位后,韓侂胄想求定策之功,趙汝愚卻認為自己是宗室,韓侂胄是外戚,不應以此論功。
韓侂胄只升遷為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院都承旨,但他能時常面見寧宗,逐漸開始在朝中竊弄權柄。
趙汝愚因與理學士大夫來往密切,朱熹提醒他應厚賞韓侂胄并逐漸疏遠,趙汝愚卻沒有放在心上。
右正言黃度準備彈劾韓侂胄,事情泄露后被貶斥。
早在 “紹熙內禪” 之前,韓侂胄就因外戚身份被理學家議論,內禪之后,朱熹更是多次提醒孝宗謹防外戚專權。
韓侂胄為此請伶人扮作儒生戲弄朱熹,最終朱熹被罷官。
彭龜年請求貶斥韓侂胄而挽留朱熹,結果沒多久自己也被貶為郡守。
韓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他與趙汝愚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寧宗朝官員也逐漸分化成以兩人為首的兩大集團 。
為了排除異己,韓侂胄在劉衟的建議下,開始掌控臺諫系統。
紹熙五年九月至十二月間,他讓劉德秀、楊大法等成為臺諫官員,將吳獵等趙汝愚的人換掉,臺諫系統和宰輔要津幾乎都被他的黨羽占據。
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而無由,京鏜獻策,以宗室為相危及社稷為由,為其提供了排擠趙汝愚的借口 。
韓侂胄以此為借口,果然趙汝愚因此被罷相,其黨羽徐誼、朱熹、彭龜年等人也一并被驅逐,這就是 “慶元黨禁”。
此后,韓侂胄又設 “偽學” 之名,打壓趙汝愚、朱熹門下的知名之士,將反對他的人一網打盡。
他不斷加官進爵,先后拜保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少傅、豫國公、少師、平原郡王、太傅等,權力達到頂峰 。
嘉泰三年(1203 年),韓侂胄拜太師。有人勸他立蓋世功名以鞏固地位,于是他力主北伐。
他追封岳飛為鄂王,削去秦檜的王爵,改謚 “謬丑”,大大鼓舞了主戰派的士氣,同時啟用了辛棄疾、陸游等一批主張抗金的大臣。
開禧元年(1206 年),韓侂胄自任 “平章軍國事”,親掌軍國大事,專營北伐大業,他的心腹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
他甚至假借御筆,擅自任命官員,獨斷專行 。
開禧二年(1206 年)四月,韓侂胄下令北伐。北伐初期,在南宋軍民的配合下,宋軍攻克了不少縣城,捷報頻傳。
五月,宋寧宗正式發布北伐詔書。
但好景不長,宋軍很快暴露出準備不足、將領指揮不力等問題。
皇甫斌兵敗唐州,秦世輔在城固軍潰。金人渡淮,攻打廬州、和州、真州、揚州等地,又進攻襄陽、棗陽。
韓侂胄捐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但局勢依舊難以挽回。
更致命的是,金人誘降了吳曦,吳曦所領興州兵力是南宋北伐的西翼主力,他的叛變徹底打亂了北伐的戰略部署 。
面對不利局勢,韓侂胄不得不求和。
他先讓丘崈持文書、幣赴敵營,稱用兵是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的個人意愿,并非朝廷本意,但金人回信傲慢且趁機勒索。
八月,他又令方信孺使北議和,金人卻以南宋侵略疆界為由,索取軍銀數千萬,并要求將韓侂胄綁至金國,和議因此終止。
韓侂胄決定再次出兵,啟用趙淳為江、淮制置使 。
然而,南宋朝廷內部主和派勢力抬頭。禮部侍郎史彌遠想取代韓侂胄,他與榮王密謀,楊皇后因韓侂胄曾反對自己被立為皇后也參與其中。
他們假傳圣旨,稱韓侂胄久居中樞,隨意出兵,致使南北百姓遭受兵禍,可罷平章軍國事。
開禧三年(1207 年)十一月,史彌遠聯合楊皇后、夏震等人,在臨安玉津園假傳圣旨將韓侂胄騙來,夏震用鐵鞭將其擊殺 。
韓侂胄死后,史彌遠將其首級獻送金朝乞和。
嘉定元年(1208 年),南宋與金簽訂 “嘉定和約”,金朝與南宋的關系由 “叔侄之國” 變成 “伯侄之國”。
韓侂胄的首級送到金國后,金國言官認為其忠義可嘉,金章宗賜謚 “忠繆”,將其葬于先祖韓琦墓旁 。
韓侂胄,作為南宋屈指可數、矢志北伐的宰相,行事風格果敢強硬。
在南宋長期積貧積弱、偏安一隅的困境下,朝堂上下充斥著妥協求和的聲音,急需一位強勢人物力挽狂瀾。韓侂胄挺身而出,試圖打破這一沉悶、屈辱的局面。
然而,他雖有一腔恢復中原的熱血,卻在對局勢的判斷上存在重大偏差。
他對金國的實力,尤其是其軍事力量、內部政治結構以及戰略布局缺乏深入洞察;對南宋自身的國情,諸如軍隊的實際戰力、后勤保障能力、朝堂各方勢力的博弈等,也未能精準把握。
這種對雙方實力的誤判,使得北伐在倉促中展開,最終功敗垂成,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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