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研究與審判實踐的融合發展，得以凝聚成推進審判工作現代化的強大合力。官方微信公眾號推出《實務思考》欄目，就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提供研究思路，分享調研成果。

任明艷

REN MINGYAN

民事庭副庭長

三級高級法官

法學博士

法官適用法律的過程，就是一個“目光之交互流轉”于法律規范與案件事實之間的過程，這一過程又被稱為“涵攝”。但是，法律條文的涵射范圍是有限的，而社會生活則是復雜多變的，“任何法律一經制定，就已經滯后”。故而，對于裁判者而言，應當具備的重要能力之一，就是能夠用有限的法律條文去應對無限的社會生活，用正確的法律方法去追尋、詮釋法律背后的真義。在面對模棱兩可的法律用語、紛繁復雜的利益沖突時，法官就像站在審判的十字路口，做出不同的抉擇，就會導致完全不同的審判結果。這需要我們在不同的利益之間進行權衡、取舍和協調，以便得出最優的裁判結論。這就涉及到一個重要的話題——利益衡量。

在個案中進行利益衡量是法官處理疑難復雜案件的黃金法則，是實現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的重要途徑，更是實現案件“三個效果”有機統一的固有要求。但其本身是一種主觀性較強的法律方法，對法官的法律素養、道德素養和實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民商事審判實踐中，利益衡量的適用條件是什么，如何進行利益衡量以及利益衡量的功能邊界在哪里，都是值得我們思考和總結的問題。

01

利益衡量的適用情形

利益衡量理論主張，當法律所確認的利益之間發生沖突時，法官依據社會環境、經濟狀況、價值觀念等，對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關系進行比較衡量，通過實質判斷確定需要保護的利益，然后再從法律條文中尋找依據，以便使結論正當化和合理化。利益衡量的目的在于矯正機械司法所帶來的弊端，防范利益顯著失衡和價值偏差，從而避免明顯不公正裁判結果的出現。該理論目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早在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2 年 02 期） 刊登的李萍、龔念訴五月花公司人身傷害賠償糾紛一案就詳細論述了利益衡量的具體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司法過程中普遍都存在著對各方利益的衡量，但作為一種方法和價值判斷，利益衡量并非在每一個案件中都會得到適用，其適用具有嚴格的場景和條件。利益衡量可分為兩個層次，即立法上的利益衡量和司法上的利益衡量。我國作為成文法國家，立法本身就是制度衡量的結果，而這種衡量又會通過所謂制度利益表現出來，此即“第一次利益衡量”。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關于商品房消費者權利保護問題的批復》（法釋〔2023〕1號）明確，在多個債權人就登記在開發商名下的房產主張權利的情況下，以滿足居住為目的的購房人的權利優先于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抵押權、普通金錢債權而獲得保護。該批復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的基本原則和立法目的，并參照《民法典》第四百零四條有關動產的正常經營買受人登記查詢豁免的機理，進行充分的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后作出的解釋，利益衡量的基礎就是生存權是高于其他一切的權利。因此，在司法裁判中，如果立法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利益衡量和安排，法官應當首先遵循這種利益安排，而不存在利益衡量的空間。

司法上的利益衡量主要適用于以下情形：

?一是涉及法律原則、一般條款或者不確定法概念的適用。《民法典》中有大量的原則性條款，如誠實信用原則、私法自治原則、公序良俗原則等，以及一般條款和不確定性法概念的適用要件均欠缺清晰界定，需要進行法律解釋和不確定條款的價值補充，以選擇最合理的準則解決利益沖突。

?二是涉及對法律條文的解釋出現多解或者復數解釋。在成文法中，法律規定可能存在復數解釋的情況，法官需要衡量現行環境及各種利益之變化，以探求立法者處于今日立法時，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以取舍選擇最合理的解釋。

?三是涉及法律漏洞或空白。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新類型案件層出不窮，法官的職責決定法官不能拒絕裁判，即使存在法律漏洞，法官也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裁判。而利益衡量是應對法律滯后性的有效方法，在充分查明利益沖突的前提下，對不同利益進行評價、確認和分配，能夠實現定分止爭、促進社會和諧的目標。

比如，體外冷凍胚胎的歸屬問題屬于新類型疑難問題，必然涉及到多方利益，理論和實踐中不無爭議。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形下，借助利益衡量方法進行分析論證，可以增強判決的說服力和公眾接受度。

?四是涉及利益沖突。如果法律未對某些利益沖突之情形作出安排，或者是某些兩兩沖突之利益受到法律相當程度的保護，那么這種利益沖突就屬于法律規則無法自行消解的情形，需要法官進行利益的權衡和取舍。我們發現，那些各方存在較大爭議、權利沖突激烈且極有可能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處理中常常需要法官依法進行利益衡量。

比如，在審理涉及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和個人權益的名譽權糾紛案件中，需要法官在個案中審慎把握，既要保護個人權益，也要防止司法對學術問題、言論自由作出不當干預，要在多個利益之間進行合理界分。

?五是涉及酌定情形。在民商事審判中，法律在很多領域賦予法官自由裁定的空間，比如對于當事人之間責任比例的劃分、違約金或損害賠償數額的酌定等，雖然現行法律有時規定了可供酌情參考的各項衡量因素，但個案中還是需要法官綜合衡量各方利益后作出裁判。

?六是個案機械適用法律將導致明顯不公。在少數例外情形下，雖然存在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是將法律規定適用到某一個案中將導致明顯的不公，此時需要法官在個案中進行利益衡量。

總之，如果現有的法律條文已經足夠清晰、無爭議，則利益衡量的適用空間較小，只有在法律規范過于原則、存在法律漏洞或者立法存在滯后性、權益存在沖突等時，才會涉及對利益衡量的適用。

02

法官在審判中

進行利益衡量的方法

利益衡量理論是在評判傳統法學及概念法學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法學方法論，其實質是一種裁判中的思考方法。眾所周知，傳統的三段論的裁判過程是先查明案件事實，再找到對應的法律規范，然后通過三段論式的形式邏輯推理獲得判決結果。而利益衡量方式更注重對個案的實質正義的追求，主張法律體系本身并非是邏輯自洽的，法官也并非機械地適用法律，裁判也不是根據法律規范來自動推斷判決結論的過程。恰恰相反，裁判的過程是當面臨各種利益沖突時，首先根據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及利益衡量的方法得出妥當的結論，然后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尋找最適當的法律規范，通過對法律規范的解釋，論證其適用于具體案件的理由，從而在一般規范與具體案件之間架起橋梁，以證明裁判結果的妥當性。

據此，利益衡量的過程可分為實質判斷+法律證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圍繞利益的分析、衡量進行實質判斷，形成基本理由，從而得出結論；第二個階段是為結論找到法律依據，即更強理由，令結論合法化。具體操作中，可細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一、確定利益主體和利益訴求

法官首先需要明確案件中涉及的利益主體，包括原告、被告以及可能受到案件影響的其他相關方。然后，要仔細傾聽各方的利益訴求，了解他們所主張的權利和利益的性質、范圍和依據。這是進行利益衡量的基礎，只有準確把握各方的利益訴求，才能進行有針對性地分析和判斷。

二、查明案件事實

準確查明案件事實是法官進行利益衡量的前提和基礎。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調查本身就是通過利益衡量做出的價值判斷，如舉證責任分配、對事實的推定等。在查明事實的過程中，法官要保持中立和客觀，不受任何偏見和先入為主的觀念的影響。同時，法官還要對證據進行認真地審查和判斷，確保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只有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才能對各方的利益進行準確地評估和衡量。

三、識別各方利益

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法官應當對各方當事人的利益進行識別和分析，通過對各方利益的梳理，可以明確利益沖突的焦點和關鍵問題。對于一些不正當的或者與案件無關的利益予以剔除，抽絲剝繭，去偽存真，篩選出重要的、值得考慮的利益。

要充分而完整地分析關涉各個利益層級的利益種類，既要厘清核心利益，也要注意社會問題的廣泛性和多元化。根據梁上上教授的理論，利益呈縱向與橫向兩個維度。在縱向上，利益分為當事人的具體利益、群體利益、制度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在橫向上，可分為支持原告的利益，支持被告的利益，支持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支持國家、社會作為抽象主體的利益。在司法實踐中，我們應當以當事人的具體利益為起點，考慮同類案件中同類當事人的群體利益，進而考量案件類型化形成法律制度后的制度利益，最終衡量是否符合社會公共利益，從而得出妥當的結論。

比如，在處理食藥領域職業打假人主張懲罰性賠償案件中，法官不能僅僅將視線落在經營者和職業打假人雙方的利益上，還需要重視同類案件同類當事人的群體利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背后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以及食藥領域社會公眾健康和安全這一社會公共利益的因素。

四、進行實質判斷

在識別各方利益的基礎上，法官需要進行利益的取舍和調和，這是利益衡量的關鍵環節。在諸多利益之間進行衡量時，應當先對諸利益的優先程度和分量進行估算；當價值之間出現沖突時，應當對價值進行判斷，最終確定在待決案件中選擇的價值取向。具體又可分為以下幾種方法：

（一）權利位階分析法

利益本身可以分為不同位階，確立價值優越性即利益位階，位階高者自然要優先保護。具體而言，在個體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一般應確認社會公共利益的位階高于個體利益，比如在環境資源與保護、社會保障與救濟等公共議題上，社會利益優先于個人利益。而在個體利益相互之間，基本利益要高于具體利益，如人身性權利大于財產性權利，言論自由要高于經濟利益。

?例如，在李萍、龔念訴五月花公司人身傷害賠償糾紛案中，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雖同在此次事件中受害，但李萍、龔念一家是在實施有利于五月花公司獲利的就餐行為時使自己的生存利益受損，五月花公司受損的則主要是自己的經營利益。二者相比，李萍、龔念受到的損害比五月花公司更為深重，為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受損結果，酌情由五月花公司給李萍、龔念補償一部分經濟損失。

（二）比例原則分析法

比例原則的本質是權衡方法，其旨在權衡所有利益及價值沖突，強調的是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合比例性或均衡性，即國家權力的行使應當兼顧目標的實現和保護相對人的權益，如果為了實現目標而可能對相對人權益造成某種不利影響，應將這種不利影響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和限度內，并保持二者之間適度的比例。在民事案件中，往往牽涉多方平等主體間的法益，引入比例原則可以保證各方的利益得到平衡和保護，避免單方權益過度受損的情況。司法實踐中具體可以關注考慮以下幾點：

1. 哪種利益受影響的程度更高，從而決定對哪方予以保護

?例如，在因犯罪分子利用借記卡制作成偽卡并盜刷的行為引發的儲戶訴銀行借記卡糾紛案件中，由于銀行具有更強的經濟、技術、法律能力可向有關責任方追償，與持卡人相比較，更容易獲得類似本案偽卡交易損失的成本、頻率和原因等詳細交易信息，因此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損失和預防損失。從保護儲戶作為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理念出發，通過對銀行和儲戶雙方的利益衡量，從偽卡盜刷所產生的損失分配、處理和預防等方面來看，讓銀行先行向儲戶承擔違約責任更具有合理性。

2. 對哪種利益保護更具有緊迫性

要看沖突的利益對于雙方當事人的緊迫程度，緊迫程度大的利益更需要得到司法保護。

? 例如，在無錫首例冷凍胚胎案中（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案件之一），二審判決指出，涉案胚胎由雙方父母監管和處置，既合乎人倫，亦可適度減輕其喪子失女之痛楚，在沈某某、劉某某意外死亡后，其父母不但是世界上唯一關心胚胎命運的主體，而且亦應當是胚胎之最近最大和最密切傾向性利益的享有者，最終生效判決確認涉案胚胎由雙方父母監管和處置。

3. 選擇保護哪種利益能使相對利益的損害程度最低

比如，在股東請求查閱會計憑證的案件中，法官應當對股東查閱理由與查閱的合理性進行審查，賦予股東的查閱范圍應當與其查閱目的相匹配，以確保對股東的知情權保護力度與對公司經營產生的不利影響合乎恰當比例，而非簡單地對股東的查閱請求予以全部準許。

又如，股東加速到期的情形下，債權人可以實現個別清償，是對股東認繳出資在特定情形下的一種例外和突破，但是在公司進入破產的情形下，如果允許個別債權人通過主張股東加速到期的情形實現個別清償，將有損其他債權人利益的實現，因此在公司破產的情形下，個別債權人的利益應當劣于公司全部債權人的利益的保護，即便股東應當加速到期，產生的相應責任應當作為公司財產，由全體債權人基于法律規定進行參與分配。

4. 利益并存時，可否使其各自實現一部分

在合同糾紛中，法官需要權衡合同雙方的利益，既要保護合同的嚴守原則，又要考慮到實際履行的可能性和公平性。當一方違約時，法官需要根據合同的約定、雙方的過錯程度以及實際損失等因素，來確定違約責任的承擔方式和范圍。在侵權糾紛中，法官需要平衡侵權人的行為與受害人的損害之間的關系，合理確定賠償數額，既要使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賠償，又要防止賠償數額過高導致對侵權人的過度懲罰。

比如，自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設立以來，對于職業打假人是否有權主張懲罰性賠償備受爭議。支持其合法性的一方認為，“職業打假”具有規范和凈化市場的正面效應，保障食藥領域的公眾健康；反對方則認為，“職業打假”“知假買假”已經異化成不勞而獲的牟利手段，浪費有限的司法和行政執法資源，應予遏制和打擊。兩種觀點均有一定的道理，關鍵在于在中間能夠找到一個平衡的點。因此，在判斷是否支持職業打假人的懲罰性賠償要求時，應該將經營者主觀過錯、損害大小、行為危害、獲利情況、采取補救措施等作為確定懲罰性賠償金額的考量因素，構建“罰過相當”的消費懲罰性賠償制度。

5. 實現各方利益整體上的最大化

某種意義上，一個最優的判決應是各方利益總體意義上的最大化。利益衡量的總體目標追求就是以最小的代價，最大限度地實現個人、群體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各方博弈中，法官應當要尋找一個平衡點，通過個案的判決從而使社會資源在整體上實現最佳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

這就要求法官在判案過程中遵循這樣一種思維過程：以當事人的具體利益為起點，在社會公共利益的基礎上，聯系群體利益和制度利益，特別是對制度利益進行綜合衡量后，從而得出妥當的結論。

比如，實踐中對于沒有取得經營許可而引發的合同類糾紛，法院并不當然認定合同無效。因為相比于一概否定合同效力，認定合同有效的做法更有利于維護市場經濟的良好穩定運行，合乎比例原則和司法的謙抑性質。

（三）價值衡平判斷法

人類活動總是在社會共同體中進行，而為了維系這種共同體關系，社會共同體會在一定程度上達致一定共識。這些共識可以從法律適用中需要遵循的法秩序上的基本價值、利益本身的位階秩序以及法律主體行使權利需要遵循的基本行為規范來考慮，這三個視角共同構成了利益衡量的價值判斷基礎。

因此，衡量的結果妥當與否，應當為社會基本價值觀念所認同，個案進行利益衡量時要關注社會的主流價值判斷、道德感、公眾輿論、社會效果等因素。一旦發現某一裁判尺度可能有違基本常識，我們要反思是否在某一邏輯推理環節出了問題，從而主動校正，在邏輯和價值的互動中實現“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

（四）進行法律證成+心證公開

梁慧星先生在論述利益衡量的時候指出，“作為法律解釋學方法論的利益衡量論，并不主張法官僅依利益衡量裁判案件，而是在進行利益衡量得出初步解釋結論后，還須進一步尋求根據，用現行法上的根據驗證自己的初步解釋結論，確定其范圍，并增強說服力”。法官在利益評估后得出的實質判斷并不能直接作為裁判案件的根據，接下來還需找到能夠支撐實質判斷或能夠與實質判斷相互驗證的法律條文。如果在作出實質判斷后無法找到能夠支撐、驗證實質判斷的法律條文，此時實質判斷將難以做到合法化，也將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這種情形，應當檢討實質判斷是否正確，考慮重新進行實質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在實質判斷的基礎上結合法律條文，并不是將實質判斷與法律條文機械地結合、簡單地疊加，而是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運用法律解釋和漏洞填補等方法，使法律的適用更加合理和恰當。

? 例如，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全國首例代孕子女監護權糾紛案件（該案被寫入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對于養育母親對代孕子女之間的身份關系的認定，在面臨立法空白的情形下，二審法院在利益衡量的基礎上確定了未成年子女利益優先保護的地位，在此基礎上對“有撫養關系的繼父母子女關系”進行了擴大解釋并適用于該案，完成了法律路徑之求證，從而使判決結果更具有妥當性和合理性。

此外，法官在裁判中應當進行充分說理，展現其心證過程，詳細論證利益衡量的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以增強判決結果的可接受性。

03

利益衡量的功能邊界

利益衡量有助于法官審理疑難案件，卻又帶來了新問題，即如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司法實踐中，法官必須謹慎地使用利益衡量方法，并應嚴格遵循利益衡量的功能邊界。

一、利益衡量不得違背基本的法律邏輯

利益衡量不能脫離法律框架，否則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利益衡量的對象必須是法律予以確認和保護的利益，是合法利益之間發生無法自行消解的沖突；二是利益衡量的結果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規則作為依據，以使裁判獲得正當性。對于法律規定存在不明確、不周延或者滯后的情形，要運用法律解釋的方式予以彌補，最終以證明裁判結論的妥當性和合理性。

二、利益衡量不得背離立法的意旨

立法是有目的的活動，利益衡量要求司法者去發現法律，找到法律條文背后的真義，并以此為指引來衡量利益分配。在利益衡量中，要充分考慮法律的目的、精神和價值，避免在判斷利益關系，取舍利益的時候，出現與立法者價值取向相違的選擇。

比如，在判斷合同效力是否因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時，要在考察規范性質、規范目的以及規范對象基礎上，權衡相互沖突的法益類型，諸如權益的種類、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規制的對象等，將法律規范所保護的法益和合同自由之間進行利益衡量進而判斷合同效力。

又如，異議股東回購請求權糾紛案件的處理涉及到公司經營自治權與中小股東退出權之間的平衡問題，在適用公司法規定救濟中小股東退出權益時不應過分僵化理解法律文義，關鍵要看公司事實上是否存在“連續五年未向股東分配利潤，而公司該五年連續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規定的分配利潤條件的”這一實質內容，要結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即保障中小股東退出公司的權益來作出判定。

三、利益衡量不得偏離基本的價值判斷

利益衡量的實質是從法律之外的視角進行價值判斷，因此，利益衡量不能脫離社會的樸素認識，不偏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關于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如何融入裁判文書以及其指導原則、適用范圍、適用方法等進行了全面規定，其中就涉及利益衡量效果的要求。比如，在哪些案件需要引入核心價值觀，指導意見明確了有關涉及國家利益、重大公共利益、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涉及搶險救災、英烈保護、見義勇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助人為樂等，可能引發社會道德評價的案件；涉及老年人、婦女、兒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以及特殊群體保護，訴訟各方存在較大爭議且可能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涉及公序良俗、風俗習慣、權利平等、民族宗教等，訴訟各方存在較大爭議且可能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涉及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對法律規定、司法政策等進行深入闡釋，引領社會風尚、樹立價值導向的案件。

上述領域的案件往往都是因權利沖突而要求司法機關必須進行利益衡量的案件。備受關注的“電梯勸阻吸煙者猝死二審案”（人民法院案例庫參考案例，入庫編號：2023-07-2-001-001）以及“行李箱絆倒老人案”【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4256號】中，法院最終的判決之所以能夠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就在于法官能夠在個體權利激烈沖突中準確衡量值得保護的價值，并根據社會普遍認可的社會共識來進行利益衡量和價值判斷。因此，法官在對具體個案進行審理時，必須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以考量，并將這些因素作為利益衡量的重要依據，要注重裁量的結果是否與社會公眾對公平正義普遍理解相契合，以期獲得積極的社會效果。

結語

利益衡量的過程本質上就是要通過引入實質判斷的思考方式，從案件事實中查明沖突的利益，通過獨特的衡量方法，以實現各方利益的總體最大化，從而實現案件“三個效果”有機統一。在此過程中，為防止法官恣意，就要求我們必須遵循法定程序，作到過程合法、結果能經得起歷史檢驗。

值班編輯：郭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