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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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是黎族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見證，是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文化遺產視角出發，基于GIS空間分析和二項Logistic回歸等方法，文章探討了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的文化表征、空間分布及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①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既反映出自然景觀特征，又體現著黎族文化特質。自然景觀型地名以山、水和動植物等命名，直接記錄和表征著黎族人民的生活環境和自然生態文化；文化型地名以古黎峒、家族合畝、民俗技藝等命名，展現了黎峒文化、民俗文化、合畝制文化等黎族多元特色文化；復合型地名以田園景觀類地名為代表，反映出自然與人文的融合。②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的空間分布不均衡，呈現出“漢在沿海平原，黎在內陸山林”的空間分異特征。黎語地名的空間分布格局與黎族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活動分布密切相關。③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的空間格局形成受多種因素影響：歷史政治因素是形成地名分布格局的先決因素，地形因素對地名空間分布起著基礎性作用，交通輻射因素是影響地名空間分布的動力因素。通過發掘和解讀黎語村落地名蘊涵的景觀特征與文化特質，厘清其空間格局及影響因素，以期有助于黎語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弘揚與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黎語村落地名；地名文化；空間分布；影響因素；海南島

1 引言

自1987年以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UNCSGN）多次做出決議，強調地名是各個國家和民族重要的歷史和文化遺產，特別是2007年的第九屆大會指出：“地名完全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近年來，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與理論研究取得顯著成效。2012年民政部制定的《全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實施方案》明確指出，少數民族語地名文化遺產為八類重點保護對象之一；2021年國務院修訂通過《地名管理條例》，進一步重視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2023年民政部部署開展“鄉村著名行動”，加強挖掘與保護、弘揚與傳承鄉村地名文化。因此，如何發掘和保護地名（尤其是少數民族語地名）的文化內涵與地方性特征，促進少數民族語地名文化遺產的弘揚和發展是地名研究的重要議題。

地名是在歷史長河中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相互作用形成的“活態遺產”，既可以表征特定區域的自然地理環境，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交流聯系、指示定位的空間工具。同時又承載著地方情感記憶、文化興衰、經濟生產、政治權力等地域人文信息，是感知地方文化的符號印記。地名提供著寶貴的信息來源和研究線索，日益成為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和數理統計等定量方法的引入，更是興起并豐富了地名的文化景觀研究。總的來說，研究的重點是以地名專名、通名的主要用字（詞）為線索，劃分不同地名類型，利用GIS技術和數理統計方法研究地名與景觀以及文化之間的相關性關性。在自然景觀方面，學者們側重于探究地名的分布格局及其與地理環境的相，或使用地名來“重建”過去的自然景觀，如利用地名來反映歷史氣候變化、推斷動植物分布空間變化開墾過程等、重建河流水體的歷史分布、解釋歷史土地利用變化與土地。在地名文化方面，學者們多借鑒文化景觀的理論及其相關界定開展地名研究，聚焦于發掘和解讀地名的地域文化及聯系。如國外有學者將GIS空間分析與批判性分析相結合，探討了美國中西部地區日耳曼語地名的空間分布及其表征的社會、政治及族裔文化；國內學者研究了寧夏中衛縣地名蘊含的邊塞文化與移民文化、南海諸島土地名折射出的國家主權象征、海南漁民文化與社會文化生態、廣西壯語地名反映的民族分布與遷徙、藏族村落地名映射出的文化景觀特質與藏族鄉土文化、城市地名文化景觀演變與城市演進的關系等。

國內基于GIS的地名研究成果較多，不僅研究尺度全面，全國省、市、縣區域的地名都有涵蓋，而且研究對象廣泛，城市街巷地名、跨界自然實體地名、邊境地名等都有涉及。但目前對于少數民族語地名文化遺產研究還存在不足：在研究對象上，關注少數民族語地名的研究較少，且明顯缺乏關注海南黎語地名；在研究方法和內容上，現有研究多側重于簡單的空間統計分類和可視化分析，科學選擇因素指標探究地名的空間分布及影響因素的研究尚不多見。

海南島位于中國南部的熱帶地區，擁有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民族文化。海南島是中國唯一的黎族聚居區，黎族人民千百年來的歷史人文活動，在海南島留下了瑰麗璀璨的黎語地名文化。但在中原文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沖擊之下，大量黎語地名被漢化和破壞，保護黎語地名文化遺產刻不容緩。因此，本文選取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為重點研究對象，構建地名數據庫，基于GIS空間分析和二項Logistic回歸等定量方法，從文化遺產視角解讀黎語村落地名的命名類型、文化內涵和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旨在發掘黎語村落地名蘊涵的優秀地名文化，厘清黎語村落地名的空間格局及影響因素，以期有助于海南黎語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弘揚與可持續發展，為少數民族語地名文化遺產的文化發掘與保護利用提供參考。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數據來源及處理

2.1.1黎語地名由于黎族沒有產生與黎語相對應的古文字，黎語地名只能以音譯為準借用漢字記錄。參考覃鳳余《壯語地名的語言和文化》一書中對壯語地名的定義，本文將黎語地名定義為：“黎語地名是用黎族人民的語言來命名的地名，表現為借用漢字記錄音譯黎語，能夠體現黎族文化內涵的地名”。根據相關黎語地名研究文獻，黎語地名的特點和判定標準是：①黎語地名是以音譯為準借用漢字記錄，以黎語的諧音或近音得名。②黎語地名喜用齊頭式地名，結構為“通名＋專名”，常用的領頭字有“抱”（含“保”“報”“布”）“番”“方”“芬”“什”“扎”“打”“大”“那”“南”“俄”等，詳見表1。③黎語地名與黎族密切相關，能夠體現出黎族文化內涵。

2.1.2地名數據來源 鄉村一級的聚落地名深居區域地名系統中的底層，遠離行政中心，受統治階級意志的影響較少，保持有良好的穩定性與原真性，是存在于現階段的承載地域文化的重要信息源。黎族地區遠離中原大陸且深居海南島腹地，處于底層的村級地名往往是保存良好的原生態黎語地名，最能反映人地關系互動和地方性特征，為研究提供寶貴線索與信息來源。本文探索了分析海南島所有村莊地名的可行性，然而，由于時間和數據可用性有限，本研究僅專注于行政村一級的地名。首先，整個海南省大約有2萬個自然村，從國家地名信息庫和其它地名資料中解讀相關信息（地名含義、來源、沿革等）并將其輸入GIS數據庫是一個復雜困難的過程，超出了筆者的分析能力。其次，記錄海南自然村地名詳情的資料少。尤其是黎語地名，目前還沒有專門系統收集整理海南黎語地名名錄的地名詞典，只有零星有關黎語地名的研究文獻，如劉劍三《地名：海南民族活動史的“化石”》《海南地名及其變遷研究》。要想識別并獲取整理所有黎族自然村地名的含義來源、沿革演變等詳情信息十分困難。

綜上，為盡可能地貼近聚落地名，本文收集整理了海南省行政村一級的地名數據。第一，可以確保同一級別的地名覆蓋完整，從而提供系統的視角。第二，行政村作為中國行政區劃最基層的一級，其地名已經官方民政部門深入調查和標準化，數據可信度好。第三，在國家地名信息庫和《海南省政區標準地名圖集》中收集整理黎語地名數據時發現，海南島黎族行政村地名基本上都源自于其下轄的其中一個自然村地名，具有較好的原真性和代表性。

海南島行政村地名名錄獲取來自于國家統計局網站（www.stats.gov.cn/）的2023年度海南省統計用區劃代碼和城鄉劃分代碼、《海南省政區標準地名圖集》和《海南省志·地名志》。通過查詢、整理并排除海南街道社區居委會地名以及三沙市的相關地名，獲得海南島行政村地名共計2534個，每個地名都被劃分為黎語地名或非黎語地名（主要是漢語地名），發現海南島行政村以漢語地名為主，黎語地名占比還不到四分之一，約有604個。同時，地名的屬性數據是構建地名數據庫的關鍵，地名的經緯度地理坐標信息來自百度地圖API的拾取坐標系統（https：//api.map.baidu.com/lbsapi/getpoint/），以便進行空間可視化和空間分析。對于研究的重點對象，黎語村落地名的識別、含義、命名由來及歷史沿革屬性數據主要來自民政部的中國?國家地名信息庫（dmfw.mca.gov.cn）。同時結合《海南省政區標準地名圖集》《海南省志·地名志》、海南省各市縣志等史料，進行校對確認與補充完善，保證黎語村落地名數據的可信度。

2.1.3影響因素數據 海南省行政區劃邊界數據來源于海南測繪地理信息局網站（http：//hism.mnr.gov.cn/），研究范圍為海南島主島，未包括海南三沙市下轄的島礁及其海域。土地利用類型數據（2020年）和NDVI（2022年）數據來自中國科學院自然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www.resdc.cn）的中國1km多時期土地利用遙感監測數據集（CNLUCC）和中國30m逐年NDVI最大值數據集。DEM數據來自地理空間數據云（www.gscloud.cn）的GDEMV330M分辨率數字高程數據，并利用ArcGIS10.8的“表面分析”工具集提取地名點的高程、坡度和坡向數據。河流水系、道路數據和火車站點數據來自于OpenStreetMap（OSM）（www.openstreetmap.org）的開源數據，結合天地圖在線地圖服務進行配準完善，最后利用ArcGIS10.8的“鄰域分析”工具集獲取相關距離影響因素數據。以上數據的地理坐標系統一為GCS_WGS_1984，基于ArcGIS10.8平臺處理分析并制圖。

2.2研究方法

2.2.1疊置分析法 疊置分析法是在同一研究區范圍中把兩個或多個元素的屬性層疊加，有利于研究分析該區域元素兩兩或多個屬性之間的關系。本文應用疊置分析方法分析地名點與地形、河流、交通道路和行政區劃等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通過建立地名點與上述要素的聯系，有利于直觀呈現黎語村落地名分布與其地方性自然、人文特征的影響關系。

2.2.2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在空間可視化分析點數據時極其有用，充分體現了地理學的距離衰減規律，直觀反映對象密度變化的空間分布圖示，強化地理要素在空間中的分散或集聚特征。因此，本文利用ArcGIS10.8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對海南黎語村落地名的空間分布特征進行可視化與制圖，客觀準確地可視化表達各類型黎語村落地名的空間分布格局。

2.2.3二項Logistic回歸分析 本文構建二項Logistic回歸模型來解釋預測在多種因素綜合影響下某個地名是黎語地名的可能性，進而分析形成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異現象的主要影響因素。二項Logistic回歸中，以“是否為黎語地名”作為被解釋變量（二分類變量，即賦值1為黎語地名，0為非黎語地名），基于上述影響因素數據獲取的指標作為解釋變量，構建二項Logistic回歸模型：

式中：pi為黎語地名的概率；α常數項；m為自變量個數；xi為自變量；βi為自變量系數。

3 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的文化表征

從海南島黎語地名的主要用字（詞）和命名由來整理中發現，黎語村落地名既反映出黎族村寨聚落的自然景觀特征，又體現著黎族特色文化的文化特質。基于此，將黎語村落地名劃分為自然景觀型、文化型和復合型地名，自然景觀型地名包括地貌特征、河流水系和動物植物3個亞類；文化型地名包括黎寨黎峒、黎族民俗、家族合畝、歷史故事和美好祈福5個亞類；復合型地名則以田園景觀亞類地名為代表（見表1），分類詳細解讀黎語村落地名的景觀特征與文化特質。

3.1 自然景觀型地名

自然景觀型地名是人類認識自然、感知環境的直接產物。黎族人民用自己的語言描述并命名自然，表達對大自然的掌握與征服。在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中，自然景觀型地名的數量最多，共有296個，占總數的49.01%，說明黎語村落地名傾向于以自然景觀特征命名。其中出現數量和占比由大到小的地名亞類依次為：地貌特征、動物植物、河流水系。自然景觀型地名，以山、水和動植物等海南物華土產命名黎族村落，直接記錄和表征著海南島黎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生態環境。

（1）地貌特征類地名，共114個，占比18.87%，是自然景觀型地名乃至整個黎語村落地名中數量最多的一類。根據黎語音譯，此類地名常用漢語借字領頭，如“俄”“峨”“邱”表示高山峻嶺，“空”“昂”“道”表示山谷山林[26]，還有“陀”（山崗），“查”（山溝），“串”（坑穴）等用字直接反映自然地貌信息；以“朗”（平坦低洼），“炳”“龍”（寬闊），“炮”（沙子），“定”“丁”（紅黃色土壤），“抄”“朝”（下方）等用字記述地形、地理方位和景象特征。地貌特征類地名，直接映射出黎族村寨所處的山林谷穴居住環境、地貌形態及其地理方位等自然特征。

（2）動物植物類地名，共106個，占比17.55%。植物類地名多以海南地區常見的瓜果、種植作物和富有利用價值的樹種為名，如“賽”“寨”（荔枝），“密”（波羅蜜），“運”（木瓜），“孟”（芒果）等常見熱帶瓜果作物；“志針”（雞尖），“什奮”（烏墨），“力秀”（花梨）等地名字詞則記錄了嶺南地區的特有珍稀名貴樹木。動物類地名也是類似，反映海南黎族地區豐富的動物資源，如“界”“介”（四腳蛇），“飛”（鳥），“巴”（狗），“梅”“美”（熊），“黃加”（黃猄）等地名字詞。動物植物類地名，顯現了黎族村寨周邊豐富多樣的動植物資源，也生動體現出黎族人民與動植物和諧共處的生態文化。

（3）河流水系類地名，共76個，占比12.58%，根據黎語音譯，漢語借字“南”（水，河流），“牙”（兩條河流交叉處），“溝”（河溪）為主要地名領頭字。水為萬物先，海南島中部山區發源的三大河流及其支系滋養孕育了黎族同胞的繁衍生息，五指山一帶的昌化江更是被黎族人民稱為“黎母水”。以水為名充分表征了黎族人民生活中的親水性與水文化，也反映出黎族人民聚落選址倚山傍水的傳統智慧。

3.2 文化型地名

文化型地名是人類歷史文化在地理空間上留存的文化烙印。在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中，文化型地名共有257個，占總數的42.55%，體現了黎族文化對地名命名的深遠影響。其中出現數量和占比由大到小的地名亞類依次為：黎寨黎峒、美好紀念、黎族民俗、歷史故事、家族合畝類。文化型黎語村落地名，以古黎峒、紀念故事、家族、民俗等命名黎族村落，展現了黎峒文化、民俗技藝文化、合畝制文化等黎族特色文化，體現和刻畫了黎族特色的多元文化特質。

（1）黎寨黎峒類地名，共90個，占比14.90%，是文化型地名中數量最多的一類。主要以“抱”“報”“保”“番”“方”“芬”作地名冠首通名，是“村，村寨”的意思，此類通名+專名派生組成的地名就譯為“XX村”的意思，如“番曼”特指舊村，“抱班”指新村，“方龍”指大村，是黎族人居文化的體現。黎寨黎峒類地名還有許多地名以“弓”字為名或沿用古黎峒名，如三弓、首弓、白沙、七坊、加杈。“峒”是黎族最早的基層社會政治組織，原意是“人們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弓”是指古黎峒下轄的政區組織，相當于自然村。相應的古黎峒政區名稱一直沿用至今成為黎族村落地名，充分體現了黎語村落地名具有厚重的歷史淵源和珍貴的文化價值，是記錄黎族歷史文化發展的活化石。

（2）美好紀念類地名和歷史故事類地名，分別有55個和34個，占比9.11%和5.63%。這兩類地名無明顯的通用字，部分地名受到漢化影響，借用漢語“新”“加”字結合黎語專名命名。黎族人民的浪漫美好與歷史充分體現在地名中，如“水滿”意為“古老，至高無上”，最受黎族人民崇敬的黎祖大殿就建在水滿鄉，背靠五指山最高峰；“本號”意為“吹軍號”，反映出歷史時期黎族部分地區的邊屯歷史。總而言之，這兩類地名一方面多表達美好希冀和吉祥祈福，體現了黎族人民自信自強、積極進取、熱愛生活的美好態度，另一方面紀念相關重要人物和歷史事件，追憶先賢、銘記歷史，為后人傳遞健康向上的正能量與價值觀。

（3）黎族民俗類地名，共45個，占比7.45%，充分展示著黎族人民智慧古老的手工技藝與民俗。其中不少以“羅”“佳”字命名，“羅”意為“銅鑼，圖騰”，是黎人權威與財富的象征。“佳”意為“壇罐”，展現了黎族原始制陶工藝的成熟與繁榮。民俗類地名還記錄了黎族樹皮布制作技藝和黎族傳統紡染織繡技藝（黎錦技藝），如“江邊”原為“幫辯”，漢語意為煮山麻以織布制衣，“報英”“什奮”（烏墨樹）則與黎錦染色工藝的染料相關，還有關于喪葬、生產、山蘭稻、船型屋等技藝與民俗的地名。值得一提的是，黎族制陶工藝、樹皮布制作技藝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黎錦技藝更是被列入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黎族民俗類地名，是黎族技藝與民俗文化的結晶，保存并再現了黎族的特色民俗與古老技藝。

（4）家族合畝類地名，共33個，占比5.46%，反映了黎族最古老的最原始的勞動合作方式——合畝制。合畝是海南島在1950年前五指山中心地區黎族特有的一種生產和社會組織，合畝黎語稱“紋茂”或“翁堂沃工”，漢語意思是“大伙做工”或“家族”。黎族社會中原生形態的合畝，由有血緣關系的若干父系家庭組成，畝頭主持合畝的生產和分配，畝眾按嚴格的男女分工進行集體勞動。學者劉劍三研究發現，“合畝”的“畝”黎族大部分地區稱為“mou”，漢語借字原作“畝”“磨”，后來多寫作“毛”。五指山地區黎語地名中“毛”“母”“茂”現多指“同一氏族、宗族”，與黎族歷史時期獨特的合畝制文化密切相關。

3.3 復合型地名

復合型地名，是人將地理景觀經感情認知轉化為文化景觀的過程的類型，即“人化的自然”所顯示出的文化性和自然性的融合。海南島復合型黎語村落地名，以田園景觀類地名為代表，田園和其上的莊稼是黎族人民改造利用自然，經營生產活動的產物，反映出自然與人文的相結合。

在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中，復合型地名共51個，占比8.44%，雖然數量較少，卻是獨特的一類黎語村落地名，主要以田園景觀為名，常以漢語借字“什”（發音為‘za’）“扎”“三”“打”“大”“那”“祖”作地名冠首字，為“農田，水田”之意，如“什運”，意為“田邊種植有木瓜”。黎族分布區普遍多山而少耕地，田園景觀類地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在山區生產生活的黎族人民改造并利用自然的辛勤智慧和對農田的珍惜與重視，也折射出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的稻作傳統與文化。

4 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的空間分布特征

海南島行政村一級的地名總體上空間分布不均衡，存在著明顯的空間分異：“漢在沿海平原，黎在內陸山林”（見圖1）。地理位置上，相較于漢語地名主要分布在海南島的外圍沿海地區，黎語村落地名主要分布在海南島的中部和中南部山區。越靠近海南島中部的核心，黎語村落地名的分布密度越大，黎語地名文化遺產保存的原真性越高。行政區劃上，黎語村落地名集中分布在海南的少數民族自治縣，以五指山市、樂東縣和保亭縣的聚集密度最高。其中，黎語自然景觀型、文化型、復合型以及各亞類地名的空間分布格局與自然地理環境、黎族人文活動分布密切關聯。

4.1 自然景觀型地名的空間分布

黎語自然景觀型地名的空間格局與黎語村落地名總體分布相似，在空間分布上與山林、河流等自然地理實體緊密相貼合，呈組團狀或帶狀分布（見圖2a）。

（1）地貌特征類地名主要聚集在海南島西部和中南部雅加大嶺、黎母嶺和五指山等區域，呈現出“圍山”的組團型分布特征（見圖2b）。海南島中部山區散布著山谷和丘陵性盆地，這些谷地和丘陵性盆地正是地貌特征類地名的集聚分布區域，大體呈現為“五大團狀”：中南部的樂東盆地、西部的白沙盆地和東方盆地組團，以及瓊中、保亭和陵水縣山麓丘陵地帶的組團，圍繞著海南島中部山區分布。

（2）動物植物類地名主要在海南島西南部核心聚集，呈“V字型”分布（見圖2c）。海南島山區保留有大片熱帶雨林，動植物資源豐富，擁有樂東尖峰嶺、昌江霸王嶺、陵水吊羅山和瓊中五指山四個熱帶原始森林區，大田坡鹿和邦溪坡鹿自然保護區，霸王嶺國家級黑冠長臂猿自然保護區等，黎語村落動物植物類地名的核心分布區域恰好與以上區域相對應。

（3）河流水系類地名多分布在海南島中部，并呈現出“沿江”向四周發散的條帶型分布特征（見圖2d）。海南島中部山區是海南主要河流的發源地，地勢中間高、四周低，形成輻射狀水系。河流水系類地名空間格局和海南水系分布高度重合，主要依昌化江、南渡江、萬泉河及其支流成呈條帶型分布，表現出沿江河流域要素的依賴性分布特征。

4.2 文化型地名的空間分布

黎語文化型地名的空間分布較為分散，海南島西北部一線沿東方、儋州、澄邁等城市中心，甚至文昌部分地區呈現出點狀聚集分布，在東南部五指山、保亭、陵水等市縣是核心集聚區，呈帶狀連片分布（見圖3a）。

（1）黎寨黎峒類地名有4個明顯的核心分布區域：文昌、臨高、海南中部和南部（見圖3b），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黎寨類“抱”字地名如“抱羅”“抱蛟”，在文昌和臨高兩地均有明顯的集聚分布，可如今海南人盡皆知“文昌無黎”，臨高亦是如此，但地名和眾多史料證明歷史時期這兩個區域確實有黎族人民在此聚居生活。而在海南島中部和南部，尤其是保亭留存有許多以“弓”為名和沿用古黎峒名稱的黎峒類地名，與歷史時期黎峒的分布相契合。黎寨黎峒類地名是黎族活動史的化石，有助于再現黎族的歷史活動分布。

（2）黎族民俗類地名分布較為發散，呈現出以瓊中點狀集聚為中心，昌江、儋州、屯昌、陵水、三亞、樂東6個點狀集聚環繞的空間分布形態（見圖3c）。黎族地區各地皆有各自獨具特色的民俗技藝，黎族民俗類地名的分布與其密切關聯，以瓊中、樂東和東方最為密集。例如，在東方市的黎族民俗類地名集聚對應了以白查村為代表的黎族船型屋及其建造技藝，還有東新村至今還流傳著的黎族原始制陶工藝。

（3）歷史故事類地名和美好紀念類地名，尤其是前者，呈現出均勻分散的空間分布特征，多分布在海南島中部的黎族自治地區（見圖3d、圖3e）。家族合畝類地名的空間分布范圍最小，圍繞著五指山呈“O字型”環狀分布（見圖3f），僅集中分布在五指山腹心地帶，今五指山、保亭、瓊中及樂東交界地區。家族合畝類地名的分布地區，與《中國黎族》一書中所調查記錄到的黎族合畝制區域大體一致。

4.3 復合型地名的空間分布

（1）黎語復合型地名以田園景觀類地名為代表，多分布在海南島中南部，西部的東方、昌江和白沙地區也有明顯集聚，總體上大致呈“幾字型”分布（見圖4）。除少數分布在東方和萬寧的沿海平原外，大多成片分布在海南島中部，分布區中有黎族同胞特色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砍山欄”，涌現出許多梯田景觀，呈現出所謂的“山包圍村，村包圍田”的村落形態。

5 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影響因素

地名的分布和演變往往受到自然、社會、經濟環境等多重因素相互耦合作用的影響，參考前人的特色鄉村、聚落地名等空間分異成因研究，結合海南村落地名點特性與數據的可獲取性和關聯性，選取高程、坡度、坡向、距水系、距主要道路、距火車站、距海岸線、土地利用類型、植被覆蓋和歷史政治（距主要歷史治所）共10項指標變量，以二分類變量“是否為黎語地名”作為因變量，借助Logistic逐步回歸方法，探究影響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格局形成的關鍵因素。

二項Logistic逐步回歸模型結果表明：在所選取的影響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10項指標變量中，8個變量表現為有顯著影響，NDVI和坡向變量影響不顯著，未包括在方程中（見表2）。概括而言，歷史政治因素是形成黎語村落地名分布格局的先決因素，自然環境因素對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起著基礎性作用，交通輻射因素是影響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動力因素。

5.1 歷史政治因素是形成黎語村落地名分布格局的先決因素

選取“距主要歷史治所”指標作為歷史政治因素，具體是距珠崖郡（今海口瓊山區）、儋耳郡（今儋州中和鎮）、臨振郡（今三亞崖州區）中心的距離。作為歷史上海南島的三大古治所，瓊山區是珠崖郡、瓊州府（瓊州）駐地，即古時海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和鎮是古儋州（儋耳郡）治所，歷史悠久，是歷朝歷代設置在海南島的重要行政治所；瓊南的崖州，自隋朝起則一直是鞏固島南封建統治的重要治所，雄踞千年直至今日。

“距主要歷史治所”指標能有效代表和反映歷史政治因素的影響作用，以此探討其對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分布格局的影響作用。“距主要歷史治所”的顯著性p值為0.039<0.05，回歸系數符號為正，表明歷史政治因素對黎語地名分布影響顯著，且距歷史政治中心越遠的地區，越有可能是黎語村落地名集聚分布與得以留存的地區。

漢元封元年（前110年），漢王朝正式在海南島開始設置珠崖、儋耳兩郡。自隋大業六年（610年）起，全島南北重新分置珠崖郡（今海口瓊山區）、儋耳郡（今儋州中和鎮）、臨振郡（今三亞崖州區）三郡和十四縣，將統治覆蓋全島，改變了西漢僅將郡治設置在島北的局面。此后，在歷朝封建統治日益加強的情況下，這三大古治所駐地一直是中原漢人遷入海南島后的聚居地，導致許多土生土長的黎族人被迫離開原來的居住地，逐漸退居到海南島南部和中部的五指山、黎母嶺山區地帶，遠離行政中心。未能遷移的黎族人，逐漸同化到漢族中。因此，演變至今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的空間格局呈現出“黎在內陸山林”的特征（與距海岸線指標呈顯著性影響相印證），所以歷史政治因素奠定了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影響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先決因素。既往研究也發現，距離行政中心城市越近，受統治政權影響越大，文化碰撞交融、地名演變越多，對地名遺產的存續帶來一定的沖擊。

5.2 地形因素是影響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基礎因素

地形因素由高程、坡度和坡向3個指標變量來衡量，其中高程和坡度的p值小于0.01，回歸系數符號為正，表現出顯著性影響，坡向則無顯著性影響。坡度和海拔是影響黎族先民聚落選址的重要因素，黎語村落地名往往分布在海拔較高和坡度較大的地帶，具體在空間分布上表現為集聚分布在海南中部五指山、黎母嶺山區（見圖5）。

顯然，以自然景觀命名為主的黎語村落地名的分布格局與地形因素密切相關。其一，海南島內陸山林一直是黎族先民的重要生存地。傳說黎母嶺正是黎族祖先聚居地，“黎母”為“黎人祖母”之意。原始社會的黎族祖先多靠狩獵和采集為生，海南島中部的五指山、黎母嶺山區動植物資源豐富，發源有多條河流，又有山谷洞穴可以棲息藏身，正是良好的生存之所。同時，海南于1954年和1957年先后開展過兩次規模較大的考古調查，在黎族聚居區發現了大量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已比較清晰地反映出就是黎族先民創造的文化，與百越文化應同屬一個文化系統，印證了黎族歷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而且根據《昌江黎族自治縣史》記載，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分布比較密集的地方在昌化江流域，是黎族早期先民重要的活動區域。昌化江流域考古發現過大量石斧、石錛等新石器工具，大而刃部鋒利和裝上木柄的石斧、石錛、石鏟，反映了早期黎族人民在內陸山崗臺地上砍伐森林，鉆木取火，從事“砍倒燒光”的原始的鋤耕農業。

其二，在進入封建社會后，海南島被納入到中原的封建統治中，大量漢人遷徙到海南島，黎人被迫退回到海南中部山區。而崇山峻嶺與原始雨林密布的中部山區被中原統治者視為荒蠻瘴癘之地，漢人不敢踏足，成為了保護黎族村寨的天然屏障。因此，受自然條件的庇護，利用地形以增強防衛能力，加之黎族先民村落選址依山傍水的智慧，黎語村落地名在往往多保留分布在海拔和坡度較大的山區。總而言之，地形因素穩固了“漢在沿海平原，黎在內陸山林”的空間分布特征，是影響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基礎因素。

5.3 交通輻射因素是影響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動力因素

選取“距主要道路和距火車站”兩個指標來反映交通輻射因素的影響作用，“距主要道路和距火車站”的顯著性p值均小于0.05，但可能是出現了較強的共線性問題導致“距火車站”回歸系數符號異常為負。“距主要道路”結果表明，黎語村落地名多分布在距主要道路較遠，路網密度小，受交通輻射影響小的地區（見圖6）。

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受交通輻射因素影響顯著，海南島中部內陸地形復雜，重巒疊嶂，溝谷遍布，因此交通道路基礎建設阻力大，路網密度遠不如沿海地區。交通路網密集、運輸能力越強，地區城鎮化發展加快，黎漢文化交融、民族融合演變越多，但給弱勢的傳統黎語地名文脈的延續帶來了不利影響，加速形成了“黎在內陸山林”的空間格局。總之，交通輻射因素是影響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動力因素：在海南島沿海地區交通發展帶來的輻射作用強，加速了大量黎族傳統村落地名的漢化與消逝；在中部山區地帶受交通輻射作用影響小，許多古老原真的黎語村落地名得以存續。

5.4 水文和土地類型因素是影響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重要因素

“距水系隨著漢人大量遷入到海南島，平坦肥沃的土地又大片集中在沿海地區，漢人憑借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占據了沿海平原的耕地資源。黎人重新退居中部山區，重操刀耕火種的生產生活方式，所以許多黎語村落地名留存在海南島中部山林河谷地帶。”的回歸系數為負，具有顯著性影響，表明距離河流水系越近的地方，更有可能是黎語村落地名保留分布的集聚區。土地利用類型為分類變量（耕地、林地），設置為啞變量納入回歸分析，回歸結果顯著性p值小于0.01，Exp（B）值為1.576，表明黎語村落地名多集聚分布在土地利用類型為林地的地區。

水是萬物之源，自古人類都是與水為鄰，逐水而居，黎族人民更是有著濃厚的親水文化。海南島河流水系眾多，主要發源于地勢挺拔的中部山區，滋養著黎族及整個海南人民的繁衍生息，昌化江河源段被黎族人民親切稱為“黎母水”。在靠近河流的河谷、山崗和臺地上考古發現過大量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最典型的就是黎母嶺和五指山山脈之間的昌化江河谷地帶，現如今還集聚分布著眾多黎族傳統村寨。

隨著漢人大量遷入到海南島，平坦肥沃的土地又大片集中在沿海地區，漢人憑借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占據了沿海平原的耕地資源。黎人重新退居中部山區，重操刀耕火種的生產生活方式，所以許多黎語村落地名留存在海南島中部山林河谷地帶。

6 結論與討論

6.1 結論

本研究從文化遺產視角，基于GIS空間分析和二項Logistic回歸方法，探討了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的文化內涵、空間格局及影響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既反映出黎族村寨聚落的自然景觀特征，又體現著黎族特色多元的文化特質。黎語村落地名以自然景觀型地名為主，多以山、水、動植物等命名，直接記錄和表征著黎族人民的生活環境和自然生態，體現出黎族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文化。文化型地名以古黎峒、紀念故事、家族、民俗等命名，保存并映射出黎族的古老民俗技藝與浪漫風情，展現了黎峒文化、民俗文化、合畝制文化等黎族多元特色文化。復合型地名以田園景觀類地名為代表，反映出自然與人文的融合。

（2）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的空間分布不均衡，呈現出“漢在沿海平原，黎在內陸山林”的空間分異特征，相較于漢語地名主要分布在海南島的外圍地區，黎語村落地名主要分布在海南島的中部地區。黎語自然景觀型、文化型、復合型及其各亞類地名的分布格局與與黎族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活動分布密切相關。

（3）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的空間格局形成受多種因素影響：歷史政治因素是形成黎語村落地名分布格局的先決因素，地形因素對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起著基礎性作用，交通輻射因素是影響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動力因素。

6.2 討論

海南島黎語村落地名是黎族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見證，是黎族人民創造的珍貴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目前社會各界對黎語地名文化遺產的關注度很低，而且在多重因素影響下，過往黎語村落地名多在海南島中部集聚分布才得以存續至今，可偏僻險峻的中部山區也讓黎語村落地名未來面臨的生存環境不容樂觀，黎語地名背后的文化與價值未能得到有效發掘與弘揚。對此，海南島黎語地名的研究值得學界進一步討論和探究。

首先，本文系統梳理了海南島行政村一級的黎語地名，展示了黎語村落地名的優秀文化內涵和空間分布格局，彌補了海南島黎語地名的區域研究空白。但囿于資料數據記載的殘缺和精力有限，未能從社會經濟因素角度分析其對黎語村落地名空間分布的影響，還有大量自然村和自然實體的黎語地名并未受到全面關注，有待進一步發掘和保護。

其次，海南島作為世界聞名的旅游寶島，獨特的黎族風情更是豐富了海南的社會風貌，黎語地名作為黎族多元文化的名片和傳播媒介，完全可以在海南黎族風情文旅體驗中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新時代“鄉村著名行動”如火如荼的開展下，基于黎語村落地名的優秀文化和重要價值，如何解讀與把握“鄉村著名行動”的實踐邏輯，如何將其借鑒運用到海南黎語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與可持續發展，以地名助力海南島黎族少數民族地區的鄉村振興和文旅融合，這將是筆者今后繼續探索的議題。

作者：孫華，胡孌運，段佳，夏茜旸

來源：《電腦與信息技術》2023年第6期

選稿：耿 曈

編輯：王玉鳳

校對：劉 言

審訂：杜佳玲

責編：汪鴻琴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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