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蔣介石在南昌召開高級將領會議，宣布擬派一支軍隊到山東敵后打游擊，以牽制日軍南侵，并征詢各將領誰愿意去，現場一時沉默。于學忠慨然站起來說：“我是山東人，我去。”
1939年2月，國民黨在南昌召開高級將領會議。蔣介石提出，要派一支部隊到山東敵后搞游擊戰，目的是拖住日軍南下的腳步。當時抗戰局勢吃緊，日軍占領了大半個華北，山東更是淪陷重災區。蔣介石的想法很明確，打游擊能分散敵人兵力，給正面戰場喘口氣。可這任務聽著就危險——深入敵后，缺糧少彈，還得面對日軍圍剿，誰敢接？會議上，他掃視一圈將領，沒人吭聲。就在這時候，于學忠站起來了，簡簡單單一句：“我是山東人，我去。”
于學忠是誰？1893年，他出生在山東蓬萊一個窮苦農民家里。小時候家里窮，但他腦子活，讀書刻苦。后來投了軍，先在奉系軍閥張作霖手下干，憑著打仗勇、管兵嚴，慢慢爬到高位。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了東北，他跟著東北軍撤到關內。那時候東北軍日子不好過，兄弟們人心惶惶。到了1936年西安事變，張學良被扣，東北軍差點散架。于學忠硬是站出來穩住局面，帶著部隊繼續扛日寇。
南昌會議上，他站出來不是逞英雄。作為山東人，他老家被日軍踩在腳下，鄉親們受苦，他心里憋著火。更關鍵的是，他明白抗戰不是一個人的事，牽制日軍能給全國爭取時間。蔣介石看他這股勁頭挺滿意，當場拍板，讓他當魯蘇戰區總司令，帶五十一軍、五十七軍，還有韓德勤的第八十九軍，去山東干。
1939年3月，于學忠帶著五十一軍從大別山出發，先到阜陽集結。為了不讓日軍飛機偵察到，他把部隊拆成小隊，晚上偷偷行軍，自己還親自帶一個團沖在前面。到了沂蒙山區，他跟當地的八路軍碰上了頭。其實東北軍跟八路軍早有交情，西安事變前就喊著聯合抗日，理念差不多。于學忠很清楚，抗戰得靠團結，所以他讓部隊跟八路軍搭上線，一邊守根據地，一邊化整為零，專挑日軍軟肋下手。
可山東敵后不是好待的地方。日軍三天兩頭“掃蕩”，偽軍也來搗亂。更麻煩的是，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這家伙不地道。他一邊想跟閻錫山、鹿鐘麟搞什么“華北聯邦”，一邊還暗地里勾結日軍反共。于學忠跟八路軍合作，擋了他的道。沈鴻烈干脆動了殺心，派人暗殺于學忠。有一次，于學忠去干訓班講課，路上被人扔了手榴彈，幸虧他躲得快，只受了點輕傷。刺客被八路軍逮住，一審是沈鴻烈指使。于學忠把這事報給蔣介石，可蔣沒收拾沈鴻烈，反倒把他調去當農林部部長，擺明是和稀泥。
面對這些糟心事，于學忠沒亂了陣腳。他跟手下說：“咱們在魯蘇這塊地兒，不偏不倚，走中間路，跟友軍搞好關系，不窩里斗，一心打鬼子。”這話接地氣，也管用。部隊在夾縫里站住了腳，日軍想一口吃掉他，沒那么容易。可到了1943年夏天，日軍跟偽軍聯手搞大圍剿，魯蘇戰區頂不住了。于學忠指揮部隊轉移時，左臂中了五槍，血流了一地，部隊也傷亡慘重。蔣介石聽說他跟八路軍走得近，又不聽反共的調，早就看他不順眼。這次借口他受傷，電令他撤出山東。于學忠不想走，回電說還能打，但蔣介石態度強硬，他只能帶隊撤。
1943年9月，于學忠撤離山東。走之前，他跟八路軍領導人羅榮桓約好，用煙火信號通知，八路軍接手防線，不讓日軍鉆空子。撤退路上，有些兵舍不得走，跑去投八路軍。羅榮桓知道后，趕緊把人連武器一塊送回來，夠意思。部隊到了阜陽，于學忠開了個追悼會，悼念在山東死的弟兄。他說，五十一軍光在魯南就傷亡上萬，打死日偽軍好幾萬，拖住了日軍四個師團，給全國抗戰減了不少壓。講到這兒，他嗓子都啞了。
于學忠在山東這幾年，苦頭沒少吃。日軍圍剿、沈鴻烈使絆子、蔣介石猜忌，哪樣都不好對付。可他愣是咬牙扛下來，不光是為老家山東，也是為整個抗戰大局。1945年抗戰贏了，他還在軍里干了幾年。1949年，他跟著國民黨去了臺灣，后來在那兒病逝，活了6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