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歲那年，于行健就已經在同齡人中脫穎而出，站在編程比賽的領獎臺上，更是在15歲時，憑借942分的高分成功進入遼寧省隊。

大家原本期待這位百年難得一遇的編程天才能夠再次閃耀光芒，卻沒想到在2025年4月1日，他選擇從高樓跳下，將生命定格在了16歲。

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還留下了一句令人心碎的話：“媽媽，我疼，救我”……

那么，他到底經歷了什么？又是什么原因讓他走上了這條路呢？

從“神童”到“矛盾體”

2022年，還在讀初三的于行健就拿到了信息學奧賽遼寧省第三名的好成績。到了2023年，他又在全國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賽中以接近滿分的成績奪得了金牌。

同年3月，他更是入選了遼寧省隊A類選手。根據父親在祭文中回憶，兒子小時候解題時“只需要用眼睛看”，這種超凡的認知能力讓親友把他比作電影《哪吒》中的“敖丙”，象征著祥瑞與希望。

然而，這種天賦也逐漸變成了一種束縛。尤其是在進入青春期后，他的性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原本的“溫柔善良”變得“情緒多變”，甚至對母親表現出不尊重的態度。

當時，父親就察覺到兒子內心似乎埋下了不安的種子，開始挑戰一些既定規則。從父親的悼詞中可以看出，于行健是一個復雜而矛盾的人，仿佛擁有雙重人格。

這種轉變其實和科研領域常見的“早熟悖論”非常相似。如果一個人過早地進入高度專業化的競爭體系，很可能導致心智發展和知識積累之間的失衡。比如，他曾多次表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覺得自己像個外星人，無論如何都融入不了現有的圈子。

他不太愿意與人交往，內心像是被一把鎖牢牢鎖住，情緒起伏不定。他特別渴望逃離現在的生活，不止一次提到想去“另一個世界”，一個沒有競爭、沒有比較、沒有孤獨的地方，可以讓他自由自在。

崩潰的起點

2025年3月22日成為了于行健人生中的一個關鍵轉折點。那天，他在信息學競賽中失利，遭受了嚴重的打擊。特別是在比賽結果公布后，他在社交媒體上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當舞臺的燈光熄滅時，影子比想象中還要長。”

據同學們回憶，賽后他獨自在機房待到了凌晨，反復調試一段永遠無法運行的代碼。之后的十幾天里，他表現出典型的抑郁癥狀：連續曠課、拒絕進食、整夜盯著天花板發呆。

普通人遇到問題時，通常會選擇向家人或朋友求助，但對于行健來說，他似乎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知心朋友”。于是，在4月1日清晨，母親發現他的書桌上攤開著一本《算法導論》，空白處潦草地寫著：“所有的0和1都失去了意義。”

幾個小時后，他就從高樓躍下，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法醫報告顯示，他的手腕上有密集的陳舊性劃痕，這表明他長期承受著心理上的痛苦。

然而，訃告中更多地提到了他的成就和榮譽，卻很少提及他對情感狀態和心理健康的關懷。這份訃告本應展現更多人性化的溫暖，而不是僅僅羅列獎項，給人一種冰冷的感覺。

情感的重要性

看到于行健的經歷，人們不禁想起了九年前的“史學天才”林嘉文。2016年，17歲的林嘉文在出版了兩部史學專著后選擇了跳樓自殺，遺書中明確寫道：“未來對我而言毫無吸引力。”

兩位少年雖然都展現了超越年齡的學術天賦，但卻都被困在了“神童”的標簽之下。林嘉文在遺書中理性地安排了遺產分配，而于行健則通過網絡社群為陌生人提供心理支持，這種“拯救他人”的執念反而凸顯了自我救贖的無力感。

值得一提的是，于父在祭文中坦承，當兒子不再需要學業輔導時，他誤以為這是孩子獨立成長的表現，卻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情感疏離的開始。

實際上，類似的情景也在林嘉文的家庭中重演。他的母親始終不明白，為什么兒子會在遺書中叮囑她“盡量出去工作”。這些細節反映了高成就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情感失語癥”。

畢竟，信息學奧賽作為中國頂尖人才的選拔通道，本質上是一場殘酷的零和博弈。參賽者需要掌握研究生階段的知識，比如離散數學、組合優化等，訓練強度堪比職業運動員。

遼寧省隊教練透露，A類選手每周要進行60小時的訓練，并需在5小時內完成4道相當于IEEE論文難度的編程題。這種體系培養出了一種獨特的“算法人格”，將生活簡化為輸入輸出模型，把情感體驗降維成可優化的參數。

當于行健發現自己無法修復“程序漏洞”時，整個系統似乎沒有給他留下任何容錯空間。他建立的網絡心理互助群組，本是為了幫助他人，卻最終成了壓力轉移的出口。盡管他幫助了156名網友，但自己的求救信號卻被當作“系統噪聲”忽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