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藍

日本華文文學作為世界華文文學中的一部分，很長一段時間處于被遮蔽的境地，日本華文作家也面臨相對邊緣的尷尬處境。事實上，日華的作家作品并不少，然而擔當起日華文學研究和評論的學者屈指可數，例如，曾旅日多年的五零后林祁出版了新著《風骨與物哀之間》，再如國內首位以日本華文文學為研究對象撰寫了博士論文的八零后張益偉。

我大約在十年前踏足華文文學領域時，也曾信誓旦旦，很想有所擔當。我的學術背景是跨學科的，大學本科主修漢語言文學專業，同時輔修過兩年新聞專業，在國內某高校任教期間又攻讀了文藝傳播學專業的碩士課程，之后遠赴日本留學，碩博階段主攻圖書館情報學專業，對文學圖書的出版、譯介、受容研究頗為熟悉，回國從事博士后研究時，又學習和實踐了比較文學理論。2015年重返日本，之后轉向華文文學研究時，我以為自己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當時有學術前輩鼓勵我說，不要急，對日華作家作品及其發展軌跡需要一個熟悉的過程。建議我先接觸一些作家作品，參加一些學術活動，了解隊伍狀況，然后挑選幾個感興趣的作家作品，在進行深入閱讀與思考的基礎上，寫幾篇閱讀隨筆或評論文章，發表出來看看是否抓住作者的心思，切入讀者的興趣點，之后再從語言風格、題材取向、寫作視點、生活視野等方面，系統地比較一下幾位作家的創作異同，再把他們放在日華文學的更大范圍內考量，看能否發現一些現象，找出一定規律，從宏觀角度寫出幾篇評述文章，然后再從縱向梳理一下日華文學，整個輪廓、脈絡就會變得清晰可辨。如果一步一步地進行研究，能做到扎實穩健，并有所獲。

然而，時至今日，我轉到日華作家作品研究上近10年，雖然評論過一些作家作品，或對日本分門別類地綜述，比如黑孩的長篇《貝爾蒙特公園》、哈南的長篇《貓紅》、日華小說的在地性寫作、李長聲為首的知日隨筆、日華女作家的散文作品、日華文學的現狀與發展等，也都發表在《文藝報》《作品與爭鳴》《香港文學》《當代散文》等報刊與雜志上。但是，總覺得不痛不癢且數量不多，究其原因是自己瞻前顧后，無法做到筆隨心至，因為我本身處日華文學作家群體中，感到自己的主要任務不是客觀研究，已變成了宣傳，作者需力捧，作品要高評。這，其實與我的個性與之前長期做研究的習慣不太一致。我前后兩次來日本居住的時間至今約有二十年，前十年主要是對日本作家村上春樹進行了研究，從碩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期間在上海）。文學研究要求有獨到見解和觀點，只要有理有據，允許進行文學批評。我的日本導師?文藝評論家黑古一夫出版過三部村上春樹論，都是大力批判村上春樹的，我自己的一部研究專著也對村上春樹的中國觀、戰爭觀方面的偏頗進行了批判。所以，長期以來我養成了每看一部小說總要挑毛病的習慣。

盡管日本華文圈有相當優秀的作品，但自然也會有水平一般的作品。我長期閱讀國際知名作家村上春樹、雙語作家多和田葉子等的作品之后，再閱讀日本華文作家的作品，更是免不了挑剔的眼光。每當要寫評論時，我其實是無法做到與內心的和解，不能說服自己去高評或虛夸那些一般的作品。實踐證明，批判性的評論，會打擊身邊熟悉的作者，彼此造成緊張的人際關系。記得我曾為一位日華小說作者的新作寫過八千字的評論，其中批判了有性格缺陷的主人公，令對方不悅，給刪了其中五千字，只留了有稱贊味道的三千文字。我很失望，慢慢就不想寫評，把精力都用在日本華文社團的管理工作上了。所以說，在日本華文圈里近十年的收獲，于我個人而言，只是社會層面的個人成長，文學評論上實在有點遺憾。在我這里，文學研究與作品宣傳之間難以統一起來。

進退兩難的情況下，我看到了北美華文文學界的評論家陳瑞琳女士身上的一束光，她能照到她們美華乃至整個海外華文文壇里的作品，在她眼里那都是一朵朵花，她真的夸不完。這種積極的態度讓我深受啟發。我想，自己也許不該擁有一把劍，而該擁有一束光。我們日華文學是一個有待深挖的寶藏，黑暗中，一束光或許就是一個作者在寫作上支撐下去的力量。（作者系日本華文作家協會前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