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向大家推薦的書是列夫托爾斯泰的《懺悔錄》。

有人該問了，沒搞錯吧，《懺悔錄》是盧梭的。

的確，前幾天，我發(fā)文引用《懺悔錄》，即使有書的封面為證，有人還是要糾正我：不好意思，《懺悔錄》是盧梭寫的。

盧梭的確寫過，很有名氣，但是托爾斯泰也寫過。

托爾斯泰的《懺悔錄》與奧古斯丁的《仟悔錄》、盧梭的《懺悔錄》并稱“世界三大懺悔錄”。

這是一本值得讀的書，相對于他人的言不由衷，這本書算很坦誠之作了。在書中，托爾斯泰敢于道出自己的種種不是，不斷地進行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一步步試圖尋找活著的方式與意義。

宗教給不了答案

在書中，托爾斯泰主要追問了人生的意義。

首先，他在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人生的答案，宗教不僅指導不了現(xiàn)實生活，還與之格格不入。

“我自幼受東正教的教育和洗禮，此后，它伴我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然而，當我十八歲并從大學二年級退學后，便不再相信他們教我的任何東西。”

1838年，一個在中學讀書的男孩到托爾斯泰家宣布：其實根本就沒有上帝，我們所學的有關(guān)上帝的一切，統(tǒng)統(tǒng)都是謊言。

顯然，那是一個上帝已死的年代，正像尼采所言。

“我認為，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這樣的：大家的活法其實都一樣，都是按照人生存的基本原則在生活。這種基本原則不僅與教義毫無共同之處，而且大部分與之背道而馳。教義不參與生活，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從來不涉及教義，個人生活中也不能參照教義行事。這種遠離生活并獨立于生活之外被信奉著的教義，即使涉及，也應該被當作一種表面現(xiàn)象，與生活沒有絲毫關(guān)系。”

奧伊肯說：“如宗教所說，我們的生活充滿了憂慮、煩惱和痛苦。宇宙的規(guī)律無法改變，人們的生活又被以上各種所困擾，根本容不下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幸福和舒適。事實上，從最初某種意義上說，宗教不但沒能減少人們的不幸和罪惡反而使它們增加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因無法長期忍受理想與現(xiàn)實的背離，突發(fā)精神危機，托爾斯泰撰寫《懺悔錄》。《懺悔錄》主體部分創(chuàng)作于1879年-1880年間，至1882年完成，首次計劃出版。但因有反對東正教內(nèi)容遭到教會書刊檢察機關(guān)的強烈反對。1884年，稿件偷渡到瑞士日內(nèi)瓦出版。

一切過往都是錯

掙脫宗教的思想束縛，托爾斯泰試圖于現(xiàn)實生活中尋找人生的意義。

他總結(jié)回顧了自己的過往經(jīng)歷，深刻剖析了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獲得的收獲。

對自己的剖析很坦誠，比如他寫道：“荒淫無度，謊話連篇，偷雞摸狗，信口雌黃，私通旁族，縱飲無度，兇殘暴庚．戕害人命……沒有一種罪行我沒干過，人們卻以此來夸獎我。

這也折射出了世俗眼中的成功與成就，是多么的不堪。”

從敘述當中可以看出，托翁也是一個普通人罷了，身上帶著各種惡行與不良品質(zhì)。

當然，剖析自己的惡不是目的，目的是他想說，在一切的過往實踐中，他都沒有找到生存的意義。

即使當作家，也不是什么高尚之舉，他也沒從中找到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不過是從事著賺錢騙人的勾當。

當時彼得堡的文學家們以充當“人類導師”自詡，自認使命為“教育民眾”，喜愛高談闊論。

“我的作家同事的處世之道就是：生活會越來越好，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這些有思想的人是主要的參與者。在這些有思想的人中，我們這些藝術(shù)家和詩人最具影響力。我們的宗旨就是教化人類。為了不給自己提一些常見的問題，比如‘我知道什么，我應該教什么’，就說有一套理論能解釋，根本不需要了解這些，因為藝術(shù)家和詩人的教化是潛移默化的。”

于是，作家們?yōu)榱嗣c利（“盡可能多地獲得金錢和贊揚，才是我們藏在內(nèi)心深處的出發(fā)點”），盡可能寫書、開專欄，像“瘋?cè)嗽阂粯印薄：脼槿藥煹仄髨D教別人，但是他們又會教什么呢？“我們沒有察覺，其實我們什么都不知道，乃至關(guān)于生活最簡單的問題———什么是善，什么是惡，我們都不知道應該怎么回答。”

托爾斯泰甚至認為作家都是些不良之徒：“懷疑作家信仰本身真實性的同時，我開始認真地觀察創(chuàng)作者們，并且確信，幾乎所有投身于此的信徒，也就是作家們，都是一群無良之人。大部分是壞人，毫無品格，他們要比我過去尋歡作樂或是當軍人時見到的人還要壞得多。但是他們很自信，自我感覺良好，這只有那些真正高尚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高尚的人才能這樣。我開始討厭這類人，同時也討厭我自己，但是我明白了，這種信仰就是用來騙人的。”

生命是一場虛空

無論做什么，無論怎樣忙碌，到頭來，都是虛無的。

叔本華說：“生命就是罪惡，它什么都不是，向虛無轉(zhuǎn)化才是生命唯一的幸福。”

受叔本華等人的思想影響，托翁也堅持認為，人生是虛無的。“我碌碌無為地活，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地過，不經(jīng)意間進入一個深淵，并且清楚地看到，除了死亡前面什么都沒有。不能停下腳步，不能回頭，也不能閉上雙眼不看前方的萬劫不復。除了生活和幸福的幻象，除了真正的苦難和死亡，前方什么都沒有。”

我的生命是否具有超越死亡從而永恒的意義？對于這個問題，托翁給出否定的答案。他認為，人生沒有什么是永恒的，“我的那些事業(yè)，無論它們成功與否，將來都會被忘記，或早或晚，那時我也早已不在。”

他向國外游歷，并向眾多知識學科尋找人生的答案，結(jié)果未能如愿。

那些學科可以給出星體的化學成分，太陽朝武仙座的運動，人類和自然萬物的起源，無限微小原子的形狀，無重極小以太粒子的波動等，但是，對于“生命的意義”卻給不出答案。

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當一切有意義的科學問題已被回答的時候，人生的諸問題仍然沒有觸及。”（《邏輯哲學論》）

擺脫人生困局的方法

托翁總結(jié)出四種擺脫人生困局的方法：第一種解決方法就是無知，第二種解決方法就是享樂，第三種方法就是借助力量和能量，第四種方法就是懦弱。

第一種方法是沒有意識到生命的毫無意義、空洞和罪惡，沒有意識到死了更好。第二種方法是按照現(xiàn)有狀況去過活，不去考慮未來。只有陷于世俗生活中才能茍且偷生，哪里有酒哪里醉。第三種方法是知道生命的罪惡和荒謬之后，停止生活并自殺。第四種方法是像所羅門和叔本華一樣生活。即便是知道生命就是拿我開的一個愚蠢的玩笑，卻依然活著。

成千上萬的人在忙于生計，卻不曾懷疑過生命的意義。

托翁也承認，或許是受制于認識的局限，或許人生不是虛無的，只因自己認識有限。

于勞動中找到生存的意義

托爾斯泰是貴族，衣食無憂的莊園主，可以說，他沒有物質(zhì)生活匱乏之痛，只有精神之痛。

他的痛苦不是底層人們所具有的，也不是急迫的，多少帶些無病呻吟之狀。對于窮苦的人、掙扎與苦難之中的人來說，談人生的意義，是奢侈的。

他厭倦了他所屬的那個虛偽頹唐的上層圈子，最后，走向了底層生活。

他開始和貧窮的、平凡的、沒有學問的教徒接觸，和朝圣者、僧侶、分裂派教徒、莊稼人接觸。雖說這些普通人信仰的也是基督教，也在基督教真理中摻雜了很多迷信的東西。但跟托爾斯泰生活圈子里的教徒相區(qū)別的是，對于上層社會的教徒們，迷信的東西是不必要的，和生活沒有任何關(guān)系，只不過是為自己找了一些尋歡享樂的法子罷了；而對于勞動人民，迷信的東西已經(jīng)左右生活，是他們得以生活的必要條件。信教的勞動人民用其行動肯定了信仰賦予生活的積極意義。于是，托爾斯泰堅信他們才擁有真正的信仰。信仰對于他們而言是必須的，賦予生命意義，并且提供了活下去的可能。

他認為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生活的行為才是真正的事業(yè)。

“我終于從特立獨行中解脫出來，看見了普通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明白了這才是真正的生活——這拯救了我。我明白了，如果我想認知生命，參透生命的意義，我就不應該像寄生蟲一樣生活，而應該過真正意義上的生活，真正人類賦予生命的意義，和生活融合，從而來闡述和驗證生命。”

托爾斯泰從此遠離貴族生活，衣食簡樸，與農(nóng)民一同從事體力勞動。

也就是說，托爾斯泰在這本書里從反宗教信仰開始到依然相信宗教結(jié)束。他在全書的結(jié)尾處寫道：“教義中存在真理，對此我深信不疑；但其中也存在謊言，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我應該找出真理和謊言，并把它們區(qū)分開。”

人總要去相信什么的，這是精神的支撐，完全沒有信仰的人，大概是少有的。

杜拉斯說：“唯有當我們被虛空圍繞時，神才會住進我們心中，但這無濟于事。不信上帝，只不過又是另一種信仰罷了。我懷疑真有可能什么都不信嗎？什么都不信，就等于去除我們一生最愛的所有意義，一切永恒。一切都將成為它本身的一種目的，而喪失了結(jié)果。”（《杜拉斯談杜拉斯》）

那么，到此，他解決了人生的困局了嗎？

大概，也未完全解決，否則也不會有最后離家出走病死于途中的結(jié)局了。

正應了史鐵生那句話：“人信以為真的東西，其實都不過是一個神話；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話，就不會再對什么信以為真了；可你活著你就得信一個什么東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過是一個神話。”（《原罪·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