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廣州的德國教會醫院內，一位孕婦正在艱難地分娩。此時，她已經難產了三天三夜，因為孩子的尺寸超過了正常標準，直到精疲力竭，孕婦都沒能把自己的孩子生產下來。

由于當時并沒有做剖腹產的條件，無可奈何的醫生只好使用產鉗幫助生產。然而，由于用力過猛，孩子的頭部受到了很大損傷，剛剛降臨人世便不幸離去了。

這位剛剛痛失愛子的孕婦就是鄧穎超，她與周恩來的愛情結晶就這樣夭折了。

在那個大革命的時代，偉大的革命家們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在1926年12月的時候，周恩來就被調往了上海工作，鄧穎超的生產過程都是由她的母親陪同的。

生產的艱難、孩子的夭折令鄧穎超身心俱疲，她拖著虛弱的身體，久久無法從孩子離世的悲痛中走出來，這令她根本無法安心休養。

就在此時，更壞的消息傳來，蔣介石無恥地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措手不及的共產黨人慘遭大量逮捕、屠殺。舉國上下，一片白色恐怖，而在上海的周恩來也被迫轉入了地下，鄧穎超根本得不到他的一點消息。

全國吃緊，廣州也危在旦夕。反動派隨時都會來醫院搜查，而鄧穎超的身邊只有她年邁的母親一人。

就在這危急的時刻，一位時髦打扮的貴婦走進了鄧穎超的病房。只見她戴著昂貴的寶石，抹著鮮艷的口紅。鄧穎超一開始以為她是走錯病房了，但是定睛一看，這個人正是陳鐵軍。

陳鐵軍跟鄧穎超都是黨在廣東省委婦女部工作的，她這次一改平時樸素的作風，就是為了掩人耳目。她此次過來就是專門來通知鄧穎超，現在上海、廣州的形勢都不容樂觀，黨組織均以轉入地下，必須盡快想辦法離開廣州。

與此同時，周恩來也從上海發來了電報，這使一直在擔心自己丈夫的鄧穎超終于有所放心。周恩來在電報中讓鄧穎超和母親盡快來上海，到上海后通過發尋人啟事的方式跟他聯系。

形勢緊急，要怎樣才能躲開反動派的追捕呢？鄧穎超只好將如今的處境告訴醫院的醫生。

雖然，醫生沒能幫助鄧穎超的孩子成活，但是鄧穎超從來就沒有對醫生和護士有任何怨言，反而安慰她們說：“我知道你們盡了最大努力，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醫生、護士們因此對鄧穎超非常地尊重和同情，她們立刻想出辦法，讓鄧穎超打扮成護士，她的母親打扮成護工，然后乘坐德國領事的船只去香港。

在等待船只起航的日子里，為了防止反動派突然來搜捕，醫生決定把她們安排在后院的一間小屋子里，反鎖著，一日三餐都由護士送進來。

果不其然，就在她們搬離病房不久，反動派的一個軍官就帶著幾十名士兵就沖進了醫院，逢人就問：“鄧穎超在哪？”

醫生回答他們說：“是有一位姓鄧的產婦，但是孩子死了，人已經出院了。”

但是這個軍官依然不依不饒，繼續指揮著士兵四處搜查。這時，德國院長走了出來，厲聲呵斥道：“這里是德國教會辦的醫院，決不允許中國軍隊搜查！”

這位反動派軍官看到洋人立刻軟了腳，嚇得趕緊帶著士兵溜走了。

幾天之后，按照原定計劃，鄧穎超和母親化妝成護士與護工，在巡邏軍警的眼皮底下順利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船。那一天，海上的風浪很大，剛剛生產不久的鄧穎超本來身體就很虛弱，船又顛簸得厲害，她甚至連黃水都吐了出來。

5月1日，鄧穎超和母親終于輾轉香港來到了上海。剛一下岸，就能看出來整個上海的氣氛異常緊張，到處都是巡邏隊員，隨時都有可能被抓。

她們找到一家旅館入住，然后去上海最大的報紙《申報》刊登了尋人啟事：“伍豪鑒：你久已不見你的妻子。現在，我帶著她在上海找你。你見報后速到XX旅館來。岳母振德。”

伍豪是周恩來平時用來聯絡的化名，反動派并不知道。當時周恩來住在一戶工人的家里，在他們的小閣樓里仍然緊張地工作著。當他看到這則尋人啟事之后，總算松了一口氣。但是當他讀到旅館的名字時，他立刻又緊張了起來。

原來，正是在前一天，中央的幾個干部就是在那家旅館里被抓走的。周恩來的緊張是有道理的，此時的反動派特務正死死盯著這家旅館呢。當得知旅館里又入住了一對可疑的母女，特務立刻向上峰作了匯報。

周恩來迅速做出反應，派人前往旅館把鄧穎超母女接到了一家日本人開的福民醫院養病。

不出所料，鄧穎超她們前腳剛走，后腳反動派的人就到了，還好有驚無險啊！

鄧穎超在福民醫院住了兩個星期，打探的人員就沒有斷過，只不過因為這是日本人的醫院，反動派不敢搜查。直到兩個星期以后，趁著特務稍有松懈的機會，周恩來找到一處隱蔽、安全的房子，鄧穎超才與自己的丈夫相見。

鄧穎超在幾經兇險之后，終于與周恩來相遇，竟一時說不出話來，正如詩中所說：“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這段往事一直深深地被記在鄧穎超的心里，當時隔多年她向后輩們講起這段經歷時，她動情地說道：“我們參加革命，是隨時準備犧牲的，必要時，是不能考慮個人安危的。我們幾十年的革命，犧牲了多少優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他們英雄的壯舉，用他們寶貴的鮮血和生命，才換來了我們今天的幸福和安寧。他們的光輝形象在人民革命的歷史中熠熠生輝，永不磨滅！”

參考資料：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