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是關于“理解與改善人類共同生活”的智慧之學?,F代政治學的基本命題在于通過現代國家實現共同的善,即塑造公共秩序、保障和發展公共利益。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結合中國具體實踐形成的發展突破與理論創新,內涵不僅涉及國家治理方式等內容,更在于深化了現代化理論與政治文明的發展實踐。作為黨領導人民建設國家和組織社會的重大政治實踐,中國式現代化由此具有多重重要的政治學價值。
作為大時空的政治進步實踐和持續性的重大知識現象,中國式現代化對全球范圍的政治學知識體系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聚焦于黨領導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實踐進程。這一現代化進程的革命性意義,在于以政黨組織化的方式替代了過往的宗族權能結構而形成對地域廣大、人口眾多、事務繁巨的歷史文化大國的有效治理。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根據自身實踐,對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思想和治理觀念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繼承,賡續了中華文化的文明性并銜接當代國家治理有效性,在國家的穩定有序與治理有度上創造了大量公共產品,彰顯了中國作為世界級大國發展政治文明的進步性與當代政治價值。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這種基于中華民族精神的文化主體性(或獨立自主)、以黨的堅強領導所展開的現代國家建設的政治發展戰略,是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成功的關鍵。
現代化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人類社會發展現象,但現代化的理論范式正處于迫切需要轉換拓展的窗口期。這既緣于過往學說無法解釋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非凡成就,亦與難以恰切理解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的道路探索相關,同時也與先發現代化國家遭遇的結構性治理困境緊密相關。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引發了中國政治實踐的歷史性進步和文明發展,而且將引致包括從思維、價值到方法的一系列知識更新,從而撬動新一輪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
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公共利益。中國在廣闊的歷史空間舞臺上的現代化實踐,不在基于傳統—現代、神圣—世俗、價值—工具、倫理—法理、專制—民主等二元對立思維,而在于自身的革命實踐和治理建設。這有助于走出基于原子化個人權利設置的西式政治制度安排。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在政治上可理解為合意的集體行動或“群眾路線”。從政治發展的角度看,通過“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政治實踐機制,形成對整個社會的普遍動員和資源整合,在國家與社會的共融互構關系優化過程中,實現政治秩序的動態調適和有序發展,因而也就具有顯著的中國特色。如果接續古典傳統中政治是共同的善之基本觀點,現代政治學就需要為這種現代政治之善提供思維基礎和政治框架,從而塑造公共秩序和發展公共利益。
中國式現代化重塑現代政治敘事。與西方式現代化以“斷裂—新建”為中軸來解釋現代化發生發展的所謂“普遍性”不同,中國式現代化在發端和展演的過程中,呈現的是不同于西方式的現代政治邏輯。對現代化進程和模式作“傳統—現代”“封建國家—民族國家”等標簽化的線性設置,伴隨著西方的先發優勢和海外殖民,成為所謂的“普適性”。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以及與之相關的支配—被支配、中心—邊緣、主導—依附等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理論體系,以鮮活的案例告訴世人,沒有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和民主發展進路。恰恰相反,現代化路徑和模式的多樣性,正好真切地表明現代政治學的學術研究,需要扎根政治發端的問題情景、文化傳統和現實需求,基于文化主體性的政治觀和政治設計之于政治學學科和學術發展的極端重要性。在社會主義與現代化新的歷史性結合中,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敘事、歷史敘事、世界敘事和文明敘事,從根本上講是中國政治邏輯的新敘事,它通過匯聚政治思想力量和學術力量,正在并將繼續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智力支持。
中國式現代化釋放政治文明新力量。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引發對于政治過程的復雜性、政治結構的混合性、政治參與的有效性,以及政治變遷的往復性等諸多問題的思考。如果要認清西方式現代化,就需要具象到西方式政治現代化理論。該理論具有兩重“隱性”過程特征,即作為特殊經驗理論,具有隱蔽的時空嵌入性,會產生對外輸出的“普適性”;以及伴隨二元對立思維一并輸出的隱藏的理論規范意圖,從而導致不顧成立前提與適用情景的脫域性植入與“理論殖民”,引發種種不適甚至政治災難。除卻原生性的西方式現代化相對比較慣序性發展外,其他擴散開來的現代化“復制版”或“推廣版”,在世界范圍內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水土不服”。這種“排異性”告訴我們,政治發展的起始條件、要素累積與路徑選擇,與所在地域、區域的歷史傳統、民族文化和心理機制等要素緊密相連。這就需要相關國家和人民根據自身的歷史文化根脈與現實問題情景理性選擇適用于自身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范式。中國式現代化根植于中國悠久歷史文化,這一悠久且從未中斷的文明體所孕育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強勁的國情根植性和文化共生性。
中國式現代化打造政治學研究新圖景。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讓“中國作為對象”和“中國作為方法”的政治學研究,成為國別政治學、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等學科分支領域的重大知識現象。在獲得本體論和方法論的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將引發海內外學界重思政治學思維、重構政治學范式和重組政治學方法的新探討,使得對“多重普遍性”探討成為可能。譬如,塑造融合政治挑戰或分化資源競爭性政治的新可能,以文明型國家治理現代化直面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資本帝國主義的新分析,以全過程人民民主對“選主”民主的顛覆性探討,以制度優勢轉化成為治理效能的政治有效性消解西式合法性論判的脫嵌式裁剪,以共同富裕替代貧富分化、以和平發展替代擴張掠奪、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突破環境剝削模式的辯駁拓展,以及數字時代超越西方價值教條和制度霸權而探討政治學研究的新題域和新體系等。中國式現代化的大歷史案例,將持續引發對政治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的新探討,以及對權力觀、政黨觀、國家觀、政府觀、社會觀、民主觀、法治觀、秩序觀和效能觀等一系列論域的新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為政治學研究貢獻中國方案。中國式現代化內蘊著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因而,它是中國之治與中國之理的實踐反映,而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則是這種磅礴實踐的學術凝結和學理證成,代表著基于中華文明和中國歷史的原創性解釋體系,并將在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中展現出壯闊的新圖景。與此同時,政治文明的中國式現代化書寫,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人類向何處去”的時代議題。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范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發展道路的實踐新范例,呈現了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多樣性。以踐行體現新時代中國全球治理觀的全球發展、安全、文明“三大倡議”,深化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彰顯了中華文明鮮明的自主性、包容性、和平性精神底色。在現代化進程中,深化民主形式創新、資本規制機制、文化認同建構等核心議題,與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展開建設性對話,從而為全球政治學理論譜系和世界政治文明注入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從大結構、大過程和大比較的角度看,中國式現代化為構建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創造了時代契機和實踐依據。從學科上講,中國式現代化以強大的實踐力發展著馬克思主義政治學,不斷開辟解釋和改造政治世界的新境界。從學術上看,中國式現代化以本體論和方法論的重大價值,拓展著政治學學術研究的重大理論和重大題域,有助于形成一系列新認識。從話語上論,中國式現代化則以不可辯駁的解釋力闡述著政治學的新政治邏輯和面向世界和平的政治學新話語,型構著人類政治的新文明。因而,這也意味著,中國以政治學的新發展為人類“世界精神”作出新的貢獻,便成為可能。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時代中國政府職責體系優化研究”(20AZD03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蘇州大學應急管理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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