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日寇集結3萬余名士兵襲擊太行根據地，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對太行進行“掃蕩”，此次行動是為報復百團大戰的失利，一雪前恥。

此次突襲早有預謀，日寇專門組織了一批“特別挺進殺人隊”，該隊伍為日軍“掃蕩”部隊打頭陣，悄然潛入太行根據地。

這些隊員著便裝，喬裝打扮混入當地村民之中，將根據地的作戰指揮中心坐標消息傳回日軍。

此后，眾多日軍發動突襲，企圖摧毀八路軍前敵指揮部，在戰斗中，左權將軍為保護身后的將士人民，冒著炮彈指揮眾人撤離，不料一顆炮彈擊中頭部，他光榮犧牲了。

為紀念這位勇敢的戰士，太行遼縣人們申請更改縣名為“左權縣”，毛澤東破例批準，并要求長久使用下去。

軍事新星

左權少時家境貧寒，但他從小便勤勞堅強，聰慧過人，成績名列前茅，早慧的他，眼見國難當頭，心中暗自埋下了救亡圖存、為國效力的種子。

1915年5月，袁世凱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那時剛滿10歲的他見村民痛罵袁世凱欺民賣國的無恥行徑，心中亦是憤憤不平，在升入中學后，他參加了“社會科學研究社”，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

在思想的激蕩與“五四”運動浪潮的推動下，左權決定去外面的世界追求革命與進步。

1924年3月，左權進入廣州陸軍講武學堂學習，在此期間他參與了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戰斗，這是他第一次實踐戰斗，周恩來評價稱左權同志就是從這次戰斗中，確認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同年11月，廣州陸軍講武學堂和黃埔軍校合并，左權成為了黃埔一期生，在這里他的軍事才能初露鋒芒。

在校期間，經過同學陳賡介紹，左權結識了時任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隨后在第二年1925年，始終追求進步思想的左權，在周恩來等人的引導下，他接觸了共產黨的理念，并十分認同，于是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一年他才20歲。

入黨后，他積極參與組織、領導由國民黨左派、軍官以及共產黨人士組成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并創辦了相應宣傳刊物，一時間在進步人士之中，“左權”這個名字也耳熟能詳了起來。

除了在政治學習上有所建樹，左權后面陸續投入了幾場東征軍閥的戰役之中，屢建奇功，升為連長，時人稱贊他是黃埔軍校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1925年11月，左權受國共兩黨派遣，先后去往蘇聯莫斯科的中山大學、伏龍芝軍事學院留學深造軍事專業。

在那里，他與劉伯承相識，兩人興趣相投，時常深夜挑燈暢談革命問題與軍事理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赴蘇聯留學的四年期間，左權掌握了豐富的軍事理論，構建了一套屬于自己的軍事戰略體系，成為一名訓練有素、思維縝密的軍事指揮員。

左權的學識與學歷，在那時的國共兩黨軍隊之間是十分稀少的，毛澤東曾稱贊他把“洋面包”都消化完了，是個一手拿革命理論，一手抓軍事技術的罕見人才。

不過在左權的學習和軍旅生涯中，也坎坷頗多。

莫斯科學習期間，左權只是和幾個好友一同聚餐，就被王明身邊的人誣蔑為有“托派”傾向。

指控的理由十分荒謬，當時因為蔣介石清黨、斯大林清算托洛茨基這兩件事，中山大學的學生原本就有的派別矛盾，升級成了教務與黨委的派別斗爭，黨委派的王明給他羅織了參與“江浙同鄉會”密謀，企圖改變中國黨思想的罪名。

在一番爭執之下，“托派”的帽子就要扣在左權的頭上，好在周恩來和瞿秋白及時調查了江浙同鄉會，否定了這個組織的存在。左權這才逃過一劫，但他與王明也結下了梁子。

軍旅十八載

1930年，左權回國參與了土地革命，隨后根據黨的安排來到蘇區，在紅軍軍官學校任職分校校長，以及新十二軍軍長，第二年直接調任為紅一軍總司令部的作戰參謀，6月份又升為了參謀處長。

升為參謀處長，這意味著左權直接協助朱德、毛澤東、彭德懷工作，可以見得他在這個階段展露出了較強的軍事組織、戰略能力。

這段時間，左權一路走來雖有些磕碰，但大部分時間都很順暢，就在眾人都以為這位青年才俊即將平步青云時，王明出手打壓了他。

1932年6月，中央蘇區掀起了一場“肅反”運動，左權因“托派”嫌疑被專案審查。

審查時，左權反復強調自己沒有和托洛茨基接觸過，也從未對黨不滿，更不可能做出對黨不利的事。

但像王明等人依靠蘇聯建立起的臨時中央，他們不可能違背蘇聯的意志，加之留學時的梁子，左權在舉報未核實的情況下被解除兵權，若沒有彭德懷和王稼祥替他說話，恐怕他早已變成槍下冤魂了。

免除反革命罪后，左權受到了留黨察看八個月”的處分和降職，不久，又調他到紅軍總部當參謀。

1933年12月，敵人“圍剿”之勢愈發壓迫，而此時紅軍干部接連犧牲，由于左權的個人能力不可替代，“左”傾領導人被迫重新啟用左權，任命為紅一軍參謀長，協助林彪指揮隊伍。

隨后在第四、五次反“圍剿”中，左權屢挫勁敵，為紅軍爭取了調整的時間，第二年左權隨紅一軍參與長征，其中他直接參與指揮了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等重要戰斗，以其卓越的軍事指揮能力，為紅軍北上撕開了一道口子。

劉伯承曾贊揚左權的指揮是一種細致周密的藝術，朱德也夸獎他為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發起了全面侵華戰爭，危急存亡之際，國共雙方一致對外，紅軍順利轉為敵后戰場，采取游擊戰的形勢為正面戰場的國民黨提供支援。

左權時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率領司令部東渡黃河，深入敵人后方，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

在斗爭過程中，他善于把握全局，考慮問題周密，成為朱、彭的“智囊團”。當時，在朱德、彭德懷共同負責八路軍前線工作時，黨中央、毛澤東給紅軍的電報是“致朱、左”或“致彭、左”。在電報中，毛澤東時刻不忘提到左權，可見左權在黨中央、毛澤東心中的重視程度之高。

在1938年的長樂村殲滅戰中，左權屢施妙計，當紅軍乘勝追擊試圖將疲乏的日軍一網打盡時，日方的苫(shān)米地四樓少將帶著援軍，趕來解除紅軍的包圍。

為完成殲滅日軍的結果，左權利用當地口袋狀的地形，將士兵分為三隊，待到鱉被請進了甕，左權一聲令下，將日軍直接擊潰，趕來增援的苫米地四樓帶著殘兵敗將落荒而逃。

長樂村一戰，重挫日軍銳氣，對粉碎日軍“九路圍攻”的陰謀起了決定性作用。

得勝歸來后，就連很少開玩笑的彭德懷也開口調侃了句：“老左，你很少發火，沒想到，一發火就把人家從四樓打到一樓！”

此時，左權“托派”一事仍未被平反，他仍以戴罪之身繼續工作，多年來也沒有參加黨會議的資格，雖然政治上的打壓令他苦悶，但在革命信仰方面他與陳毅類似。

早在抗戰爆發初期，左權給母親寫了一封家書，信中描寫了處于危難的慘淡景象，當時紅軍過得很苦，但左權始終堅信黨的主張是正確的，要堅持下去。

全文只字不提自己在政治上的遭遇帶來的情緒，這封信也表明了左權認為只要革命還能繼續，抗日成功，這“托派”的帽子也就沒那么重要了。

而在苦澀的軍旅生涯中，左權的生活并不完全是灰色調。

1939年，朱德作為牽線人，讓左權和來自中央巡視團的劉志蘭認識，兩人迅速墜入了愛情之中，同年4月份這對男女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僅過了一年，兩人就迎來了愛情的結晶。

當時，左權一聽到孩子出生的消息，喜得趕忙騎馬把愛人和孩子接回八路軍總部，又請一直沒有孩子的彭德懷給女兒起名左太行，點明了孩子的出生地點，同時又寓意著他們在太行戰斗、生活的時光。

因為前線戰事吃緊，左權與劉志蘭和女兒常常是聚少離多，在他尚未犧牲的前的時間里，21個月寫了12封家書，字里行間都透露著他對愛人和孩子深深地思念和愧疚之情。

那時日軍開始瘋狂攻擊太行山根據，八路軍為了躲避日軍的侵襲，經常轉移根據地，家屬隨行十分不便不便。于是在1940年的8月，左權左思右想，決定將妻女送往延安躲避戰亂，分別前夕，一家三口還合影留念了一張照片，當時女兒左太行不滿百日。

當時誰也沒想到，此番離別竟是永遠。

魂留十字嶺

1942年5月24日，日方偽軍帶領3萬余人對紅軍太行根據地發動“掃蕩”突襲，八路軍總部應對不及，被敵方死死包圍在遼縣麻田十字嶺一線，近乎到了命懸一線的時刻。

第二天，日軍如不要命的惡犬一般從十字嶺的四面八方向紅軍發起沖鋒，企圖將眾人一舉消滅，以出百團大戰的那口惡氣。

為了掩護紅軍總部、地方機關的將士，以及當地人民群眾安全突破包圍，左權一直跟隨著斷后掩護的連隊，當他在十字嶺上安排完撤出戰斗部署，進行最后的檢查時，一顆炮彈突然襲來，落到了他的身邊，飛濺的彈片擊中了頭部。

一位足智多謀的將軍將他的鮮血揮灑在了太行山上，左權壯烈犧牲，時年37歲，他是抗日戰爭中八路軍犧牲的最高級別將領。

十字嶺突圍，紅軍損失慘重，有上千烈士的血灑在了太行山上，其中僅是新華日報社遇難的戰地新聞記者就有40余名。

左權犧牲時的形勢十分危險，彼時，跟著左權突圍的三個北方局黨校學員躲避不及，只能暫且把左權的遺體抱到一叢灌木下，用樹葉、樹枝等物作簡單的掩蓋。兩天后，確認周圍沒有敵人后，幾名戰士偷偷返回原地，從老鄉家里找來一床破席子，將這位烈士簡單掩埋。

25日夜，毛澤東、朱德收到第129師總部遭敵襲擊，將士們分路突圍，左權下落不明的電報后，他們一夜未眠，焦急等待著前線的音訊。

終于在27日黎明破曉前，等來了第129師的報告：彭德懷率部向石灰窯西北方向成功突圍，左權在突圍中陣亡，而羅瑞卿、楊立三等人在向黑龍洞方向突圍后再次遇敵。

一直到10天后，敵人才徹底退去，這時紅軍戰士們才從太行遼縣當地老鄉家買來一口棺材，將左權將軍鄭重地二次安葬。

左權犧牲的確切消息傳出后，毛澤東等領導人非常沉痛，紛紛題詩作文表達對左權的哀思與紀念之情。

當時，朱德寫了一篇千字悼念文，刊登在了《解放日報》上，可見其悲痛之深。

6月21日，周恩來也在《新華日報》上撰文《左權同志精神不死》一文，向外界表達了對左權的犧牲的悲痛之情，同時贊揚了左權將自己的信仰貫徹一生，無愧于自己。左權是革命軍人，也是革命黨員，他有資格成為黨的模范，他身后留下的思想、精神永遠熠熠生輝。

為永遠紀念在太行山犧牲的左權將軍，太行山遼縣的當地人民，自發簽名請求將遼縣更名為左權縣，請愿人數多達萬名，1942年9月18日經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正式批準，遼縣更名為左權縣。

但是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了一條決議，即不再允許用領導人名字給地方命名，于是在1958年左權縣被并入了和順縣。但毛澤東知曉此事后，決定破例保留左權縣這一名稱，在當時即將被整改的地名有子長、子洲、志丹等，他說到，左權縣這個名字要永遠保留下去。

只要左權縣這個名稱在一天，我們就不會忘記那段艱難困苦的時光，永遠銘記那些如左權將軍一般用血淚和堅強意志書寫崢嶸歲月，推動歷史車輪的英雄兒女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