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時，德國人打破了音樂的調性，意大利歌劇也已才思枯竭，此時輪到俄國人站出來，繼承世界主宰之位。俄羅斯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受歡迎的作曲家謝爾蓋·拉赫瑪尼諾夫，還有兩位最忙碌的激進分子：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羅科菲耶夫。利奧波德·奧爾（Leopold Auer）從圣彼得堡的琴房里源源不斷地培養出了最杰出的小提琴家：米沙、雅沙、托沙和薩沙[譯注：米沙·艾爾曼（Mischa Elman）、雅沙·海菲茨（Jascha Heifetz）、托沙·賽德爾（Toscha Seidel），和薩沙·雅各布森（Sasha Jacobsen）——嚴格來說他不是奧爾的入室弟子。這四位小提琴家都在同一時間活躍于美國，格什溫為他們創作了歌曲《米沙、雅沙、托沙、薩沙》]。芭蕾在謝爾蓋·佳吉列夫的帶領下煥發了新的活力。

戰爭與革命此后接踵而來，這些人才流散各地。蘇聯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以精心創作的模棱兩可的作品求存，但還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創造性思維。有些人，例如加琳娜·烏斯特沃爾斯卡婭（Galina Ustvolskaya）則走向內省，以至于足不出戶。其他人則從哈恰圖良和卡巴列夫斯基那里受教，創作出中庸而煽情的交響作品。

愛迪生·杰尼索夫（Edison Denisov）作為莫斯科音樂學院的一名意圖顛覆的教師，與皮埃爾·布列茲和路易吉·諾諾一直保持著熱線聯絡，同時為俄國本地創作合唱作品。索菲婭·古拜杜麗娜（Sofia Gubaidulina）可謂名震一時——這位有著韃靼-穆斯林和波蘭-猶太血統的女性又參加俄羅斯東正教儀式，曾經結過三次婚，創作的音樂充滿超現實主義色彩。在批改她早期的一部作品時，肖斯塔科維奇曾對她說：“不要害怕做你自己。我對你的祝愿是：你應當繼續走你自己的，不正確的道路。”

索菲婭·古拜杜麗娜（1931年10月24日-2025年3月13日）

在她曾經嘗試過的序列音樂、隨機音樂和電子音樂都被嚴格查禁后，古拜杜麗娜與蘇斯林（Viktor Suslin）還有阿爾喬莫夫（Vyacheslav Artyomov）合作，組建了一支得到官方批準的民謠器樂組合。巴揚——這種氣喘吁吁的喀山手風琴，被他們加入了她狂野的管弦樂作品中，增添了獨特的韻味。

1979年，古拜杜麗娜在莫斯科與拉脫維亞小提琴家吉頓·克萊默擠進了同一輛出租車，克萊默當時已經獲準在國外居住。由此而來的成果是《奉獻》（Offertorium），這部小提琴協奏曲以來自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個主題作為踏入一個混亂宇宙的道德指南，在這個宇宙中，作曲家所創作的最奇怪的聲音會像一部六集偵探故事電視劇那樣，逐步揭示出其中的秘密聯系。在聆聽《奉獻》的過程中，人的耳朵會逐漸調整以適應某種前所未見的行星排序。我可以通過命名樂器和分析其與阿爾班·貝爾格協奏曲的相似性來描述這部作品，但除了催眠性之外，我反對任何人試圖概括其本質。

克萊默在1981年首演了《奉獻》，贏得了維也納觀眾的一片好評，古拜杜麗娜卻未能出席。1985年，她用邦哥鼓、銅鑼、約翰·凱奇式的加料鋼琴以及其他手邊能找到的樂器來譜寫斐波那契數列和T·S·艾略特的詩句。

但好景不長。1991年底，我發現德米特里·斯米爾諾夫和埃琳娜·菲爾索娃住在倫敦西部奇斯威克的一家庇護所里。杰尼索夫當時在瑞士，即將前往巴黎。施尼特凱的朋友阿爾弗雷德·施尼特凱（Alfred Schnittke）住在漢堡。亞歷山大·伊瓦什金（Alexander Ivashkin）從新西蘭給我發傳真。

克奈費爾（Alexander Knaifel）去年在柏林去世。他的《歌中之歌》（Chapter Eight: Canticum Canticorum）最近由ECM唱片公司發行，為俄羅斯音樂家和他們所遭受的一切獻上了永恒的安魂曲，奏響的是空靈的遺憾。大提琴在大教堂般的宏偉合唱中獨奏，為了未能出聲的無數人說出了千言萬語。

古拜杜麗娜于1992年在漢堡郊外的一個村莊定居，她為來訪的舊友們一直準備著一個滾沸的茶炊。她曾表示，在克奈費爾之外，她的作品也受到了另一位音樂家——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的影響，羅斯特羅波維奇曾為她提供了一架三角鋼琴。她的《太陽頌歌》（The Canticle of the Sun of St Francis of Assisi）為大提琴、打擊樂、弦樂和合唱而作，是現代美的奇跡，前提是你能訓練出足夠多的聲音來克服它的復雜性。

古拜杜麗娜于上個月去世，享年九十有三，這并不一定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可能更是俄羅斯音樂未來希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