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奉行”是日本自平安時代至江戶時期的重要官職，相當于中國古代的衙門主官，其辦公機構稱為“奉行所”。江戶時代的奉行所里能人輩出，要說“名奉行”，大岡越前、遠山金四郎這樣的名士之外，恐怕還不能少了根岸鎮衛這個奇人。縱然前兩者好似交替般頻繁在日本的文學或影視作品中出現，但并不能掩蓋文化史對根岸鎮衛的濃厚興趣。

根岸鎮衛家庭出身普通，雖然沾點官，但不足以用文字來描述。他后來能夠當上“奉行”，除了自身的努力，也有不少學說認為是得益于松平定信、田沼意次的知遇之恩。雖入仕途，和大岡越前這些杰出的同行官員們相比，根岸鎮衛為人們舒展開的，卻不是一幅勤勉為民的古板官圖，而是無數令人愛不釋手的文學場景。如同他寫下的《耳囊》（巖波書店，1991年1月）那樣，充滿奇幻。

1749年深秋，年僅12歲的根岸鎮衛，在日本橋一家米鋪做學徒時，偶然翻閱賬簿，發現一行墨色迥異的記錄：“酉時三刻，納白米三斗，付夜櫻一捧。”當時他并未多想，直到多年后，他在查辦吉原失蹤案時，在淤泥中掘出十八具骸骨，尸骸所系腰帶上的“夜櫻”刺繡，赫然與那頁賬本記錄吻合。這段記憶，成為他日后編纂《耳囊》的原點。

1794年，湯島圣堂重修期間，工匠在梁柱夾層中發現一幅封印已久的怨靈繪卷。根岸鎮衛到場后，拒絕按慣例請神官驅邪，反而命人將繪卷攤于庭院曝曬三日。他篤信：陽光可煉真偽，朱砂比口供更有記憶力。果然，三十年后此地頻傳“文殊菩薩顯靈”之事，民間紛紛傳說是當年那幅怨靈畫滲入地脈所致。而根岸本人，早在《耳囊·補遺》一欄，用褪色朱砂畫下類似符紋——據民俗學者考證，這或許是日本最早的“心理繪圖審訊法”。一些后來的學者認為，這種“以怨治怨”的方法，實則是他將朱子學“格物致知”理念巧妙轉化為司法工具的嘗試。

在我看來，《耳囊》的獨特價值在于多重敘事維度。表面是百則怪談匯編，實則暗藏江戶社會的病理切片，比如游女腰帶揭示人口販賣網絡，蟲蝕算盤暴露米市壟斷黑幕，怨靈繪卷折射宗教斂財內幕。雖為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官員，根岸鎮衛開創了“以妖治世”的治理術，這種“超自然實證主義”也在日本近代偵探文學里投下了深刻的影子。

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的綠地之中，有著被安靜所包裹的根岸鎮衛的墓地。當現代人從喧鬧中走過時，或許也會有人駐足向這個江戶時代的“妖物捕手”進行一番傾訴，仿佛在數字和信息時代的洪流中尋找某種精神錨點。耳邊傳來的風與樹葉互動的聲音，恰似《耳囊》記載的“付喪神蘇醒之音”，構成了傳統與現代妙不可言的一種共振。（2025年4月10日寫于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