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此文前，誠邀您點擊一下“關注”，既方便您進行討論與分享，又給您帶來不一樣的參與感，感謝您的支持。

新中國成立之初，只要是為革命做出了突出貢獻的開國功臣，都一一被授予了軍銜。

但有一個人，論軍功他是當之無愧的“開國功臣”，卻因傷病選擇休養而離開部隊，錯過了授銜儀式。

1955年，國家實行薪金制，全國上下的機關要員都重新被評了級，唯獨這個人的評級無法確定。工作人員只好將給他評級之事上報給國務院。

毛主席得知后，立馬找來周總理對此事進行商議。最后一致認為：此人對新中國的革命事業奉獻巨大，應當評為“行政三級”，享受副總理的待遇。

要知道，“行政三級”那可是相當于軍隊里的“元帥”之位。那么，這位開國功臣究竟是誰？他都做了什么事？對革命事業又做出了哪些貢獻呢？

從青年學生到革命骨干

鄭位三，原名鄭植槐，1902年10月出生于湖北黃安的一戶落魄地主家庭。雖然家道中落，但比起貧窮的農民，鄭位三小時候的生活條件還算不錯。

在父親鄭維翰的支持下，鄭位三7歲就進入私塾讀書。

他的老師鄭錫云是當地思想最激進的知識分子，經常抨擊舊社會的黑暗，介紹并宣傳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而這些啟蒙思想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鄭位三。

7歲讀私塾，16歲考入湖北省甲種工業學校的機械科。因為放榜時排名第三，故而改名為“鄭位三”。在校讀書期間，鄭位三學習非常用功，成績也很優異，思想更為活躍，積極投入各種反帝反封建的活動當中。

五四運動期間，他攜同其他同學上街游行演講，派發傳單。五四運動結束后，在“利群書社”的成員鄭南宣介紹下，鄭位三開始接觸并學習《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書刊。

還認識了共產黨人肖楚女，進一步深刻了解馬克思主義。

他意識到中國當下的處境，除了改革別無他路。而共產黨的理念與他尤為契合，于是在1925年，經戴克敏、戴季倫的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中國共產黨黃安縣委正式成立，由于在革命中表現出色，鄭位三被委任為縣委委員。并在后來的各項會議中，以當仁不讓的支持率成為黃安縣革命運動的主要領導人。

在職期間，鄭位三在全縣開展文化教育革命。他將黃安縣第一小學作為開展農民運動的中心，用來指導黃安縣內各個學校的進步教師，并邀請一部分共產黨員來擔任視察指導員，及時指導各學校間的斗爭。

同時鄭位三還領導全縣農民一起反抗土豪劣紳、惡霸地主，破除禁錮百姓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掀起農村大革命的浪潮。

在鄭位三等共產黨人的領導下，越來越多的農民群眾參與其中，并積極與壓迫惡勢力作斗爭，人民意識也在逐漸覺醒。

1927年7月，由于蔣介石與汪精衛的叛變，大革命宣告失敗。

同年8月，國民黨反動派將槍口對準共產黨，開始對許多優秀黨員進行瘋狂地“清剿”。鄭位三作為黃安縣的領頭人物，自然也被列入通緝名單當中。

在這場白色恐怖的籠罩下，許多意志不堅定的人先后放棄了革命。只有鄭位三堅定不移，將志同道合的共產黨員組織起來，重建黃安縣委，等候黨的下一步指示。

“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確立了土地改革的革命方針，并組織了黃安的“九月暴動”，沉重打擊了土豪地主，惡霸劣紳的”反革命“活動。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東特委發動了著名的“黃麻起義”，黃安、麻城3萬多的農民自衛軍在我黨的領導下攻打黃安縣城，這也是我黨在鄂豫皖地區打響反抗反動派的第一槍。

令人惋惜的是，鄭位三為這次起義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但卻因為臥病，沒能親身參與其中。但憂心戰友們的他時刻不忘關注起義后的任何動向，并給予專業性的建議。

1930年6月，鄂豫皖特區成立，鄭位三被調到鄂豫皖蘇區工作，先后擔任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員、省委常委，內務部長、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和代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等重要職務。

他是鄂豫皖蘇區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為鄂豫皖蘇區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孤軍縱橫鄂豫皖

1932年6月，在蔣介石的帶領下，國民黨的30萬大軍向鄂豫皖蘇區發起了第四次反革命“圍剿”。

在敵軍的瘋狂攻勢下，老百姓遭到了殘忍的殺戮。一時間大家伙能逃的都逃走了，許多地方變得荒無人煙，就連紅軍也不得不暫時撤離，鄂豫皖蘇區如同正要盛放的花朵般漸漸凋零。

面對這種局面，鄭位三沒有選擇退縮，反而承擔起領導該地革命的重擔。

通過研究所剩部隊優勢以及敵軍的發展路線，鄭位三建立了便衣隊，攜帶短槍匕首等裝備去襲擊敵人。

當敵人反應過來，再混入群眾隊伍。如此晝伏夜出，既能打得敵人猝不及防，又加強了黨和群眾的聯系，還充分配合了主力紅軍的各個行動，可謂是一石三鳥。

有戰斗就注定有犧牲，在與敵人的斗爭中，鄭位三一家都難以幸免。

鄭位三的父親鄭維翰由于在深山中活動，不幸染上毒瘡，無藥可醫最后病死山中；母親因為饑餓過度，誤食了有毒的野菜中毒而亡；他的妻子曹夢云在“跑反”中，饑寒交迫，最終凍死在山洞里。女兒鄭奇英那時才七歲，就跟著叔叔打游擊，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

而鄭位三本人則染了一身疥瘡，傷口反復感染化膿，又痛又癢。

鄭位三只好強忍著身體上以及心里的極大痛苦，領導隊伍在深山老林里過著天為被、地為席的露宿生活。有時候挖不著野菜，采不到野果子，他們只好剝樹皮、挖葛藤根來勉強填填肚子。

1934年9月，紅軍開始長征。在長征期間，鄭位三還擔任起部隊的政治工作。他以求真務實的態度去要求自己，經常集思廣益，把其他同志召集起來，對工作進行公開、共同研究。

雖然職位很高，但他絲毫沒有長官架子。很少騎馬，經常拄著一根木棍和戰士們一起行軍；休息時就和戰士們打成一片，嘮嘮家常，偶爾還會給他們講幾段風趣幽默的小故事。

基層的戰士對他風評極好，都愛和他親近交談。即使年齡只有33歲，卻被大家親切地尊稱為“位老”，足以見得他在軍中的威信。

1935年7月，紅軍主力開始北上，鄭位三卻被留在陜南地區，繼續指導當地的游擊戰。

當時敵軍擁有二十多個團的兵力，企圖徹底消滅陜南地區的紅軍勢力。

鄭位三召開聯席會議，冷靜分析當前形勢，判斷敵情以及接下來的動向，最終采取“兜大圈子”的游擊戰法，聲東擊西，神出鬼沒，打得敵人暈頭轉向，直至成功突圍。

在鄭位三的領導下，游擊戰堅持了將近兩年，而這期間我軍由原來的600多人，漸漸發展到了2000多人的隊伍，大大增加了我軍的軍事實力。

抗日戰爭爆發后，根據黨組織的指示，鄭位三舉辦了游擊隊訓練班和黨員訓練班，為抗日游擊提供稀缺的骨干力量。

此外他還與方毅、張勁夫等同志一起發動群眾的力量，加深紅軍與群眾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

一直到1939年夏天，游擊大隊已經增長到四隊，人數約1800人，武器裝備也有一千四百多支槍。為后續開展抗日敵后戰場創造了條件。

1943年，新四軍第五師師長李先念向中央請求干部增員。

毛主席考慮到鄭位三出色的工作能力，以及對鄂豫皖地區有著很大的影響力，隨即派他前往鄂豫邊區負責第五師的一切領導工作。

鄭位三接到任務后并沒有立即赴任，而是先派人到地方了解情況，得到李先念等第五師領導人歡迎的態度后，鄭位三這才動身前去。

中央給鄭位三的指示是讓他取代李先念等領導人，全權指揮第五師的領導工作。但鄭位三卻并沒有表明自己的身份，而是深入群眾工作，并給予李先念等領導人工作上的肯定。

來到鄂豫邊后，鄭位三在深入群眾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在反攻前應當“以鞏固為主”的方針，他深刻明白根據地的鞏固對于政權以及軍隊的重要性，因此非常嚴格地要求邊區的建設工作，并進行整風運動。

不僅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做到了尊重民眾的意愿，啟發了民眾的思想，密切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

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后不久，國民黨的狼子野心很快顯露無疑?？紤]到鄭位三因過度勞累導致身體不好，組織決定讓他前往延安休養，不參與突圍之戰。

但鄭位三卻堅持與部隊一同行動，將自身的安危拋之腦后。

他與李先念就部隊如何突圍進行了周密的策劃，之后共同率領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搶在國民黨發起總攻之前跳出包圍圈。

在一陣酣戰以及沖破敵軍眾多防線后，部隊順利到達陜南。而其他隊伍也順利突圍，解放戰爭由此拉開帷幕。

1947年，由于身體原因，鄭位三從前線退下來，開始了自己的休養歲月。

優良的處事作風

鄭位三身體不好并不是突然造成的，而是由于長期艱苦的戰斗生活，以及緊張壓力的工作環境。早在1942年，鄭位三就因為身體衰弱多病而被組織安排到龍崗休養。

龍崗這地方環境較為穩定，并且還創有抗大八分校，鄭位三養病期間還能給其他人給予工作上的指導。

也正是在這期間，經過組織的介紹與安排，鄭位三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蒲云。

蒲云是新四軍總部衛生隊的衛生員，長相秀氣，人又勤奮細心。雖然才25歲，卻也是參加過紅軍長征的“老干部”了。

鄭位三當時40歲，比蒲云大了整整15歲。但兩人相處并沒有年齡上的鴻溝，相反更多的是戰友間的惺惺相惜。

鄭位三對蒲云很有好感，也如實向她坦白了自己曾有過一段婚史。沒想到蒲云絲毫不介意，還非常理解地安慰他：

“革命歷程中，有這種苦難經歷的人數不勝數。我很高興你能坦誠地對我說這些，和你結婚我很愿意。今后就由我來照顧你的生活吧！”

鄭位三感動不已，但向來堅守原則的他還是對自己的新婚妻子提出了“約法三章”：

第一，公家發的東西，如果有你的一份，你就要；沒有你的，你不能伸手去要，不許搞特殊；

第二，如果有領導、同事或者下級來找我，你不能在場，更不能干預我的工作；

第三，你不能以我的名義向公家多要東西，毀我名譽。

鄭位三還說：

“雖然我們結婚了，是一家人了。作為丈夫我理應關心你，愛護你。但作為黨的干部，這三點你必須遵守！”

蒲云也是黨組織的一員，自然理解他提出的要求，欣然答應。而往后的幾十年，這對夫妻一如既往地堅守著這“約法三章”。

建國后，由于多病的身體，組織同意鄭位三退出軍政界好好休養，不再擔任職務。雖然如此，鄭位三也沒有停止學習。

哪怕臥病在床也仍然堅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共產黨重要著作。

還曾當選為中共八屆中央委員，以及全國政協連續三屆的常務委員，足以見得他在黨員們心中的地位。

1955年，經組織安排，鄭位三搬到北京定居。搬家的時候，有個親戚想把他的一個舊衣柜搬回家用，結果遭到了鄭位三的嚴詞拒絕：

“這柜子是公家配給我使用的，并不是我的東西。我現在不用了，理應歸還給公家，怎么能納為私有，當成人情送人呢？”

鄭位三優良的處事作風，在生活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而他為共產黨，為新中國做出的杰出貢獻也被毛主席等領導人看在眼里。

因此在實行薪金制，給各干部重新評級時，盡管當時鄭位三早就不擔任任何職務，毛主席還是特批給他“行政三級”，享受副總理級別的待遇，肯定了他在抗戰中的付出。

而鄭位三并沒有安于享樂，甚至都不肯為他自己花一分錢。每月400元的工資，全部被他用來接濟老家黃安的烈士家屬。

因為身體原因，鄭位三沒能回到故鄉生活，但他對故鄉的感情卻只增不減。

每次提及故鄉，鄭位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兩件事：

第一是建設；第二是烈士家屬的生活。對于同鄉戰士的犧牲，以及如何安置他們的親屬，一直就是他掛念的事情：

“黃安給新中國的革命事業犧牲了14萬人?。∷麄兪菫榱私ㄔO祖國而犧牲，是偉大的犧牲。

正因如此，黨和政府才更應該幫助烈士親屬，不然我們這些幸存者，又有何顏面去面對父老鄉親呢！”

1975年7月27日，鄭位三在北京病逝。鄧小平為他主持了追悼會，曾經并肩作戰的戰友李先念為他念悼詞：

“鄭位三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革命老將。他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同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幾十年來，積極工作，艱苦奮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一直到1994年，經中央批準，鄭位三的骨灰在其妻子蒲云以及子女的護送下，從北京轉回老家黃安（后改名紅安）。

這位離鄉多年的游子，終于得以魂歸故里。

參考資料：

《鄭位三與鄂豫邊區》

《大別山紅色家風故事展播之五——鄭位三》

《鄭位三堅持陜南游擊戰爭》

《鄭位三——鄂豫皖蘇區的元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