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忠于”宣傳畫

本文摘編自《海疆在線》網站上的文章“毛遠新回憶毛主席對他的三次批評”，毛遠新是主席大弟毛澤民之子。

時間：1968年，毛遠新在301醫院住院。

一天，曾紹山同志來醫院看我，說中央辦公廳正式通知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并要他到醫院來接我一起去參加。我們一同乘車前往大會堂。當我們來到會議廳門口簽到處，里面參會的許多認識的同志都向我打招呼，還有幾個跑到門口來握手。然而，負責簽到的工作人員說，曾紹山同志可以進去，而我不能進去，因為名單上沒有我。

曾紹山急了，對工作人員說：“你們是不是搞錯了，名單上肯定有他，中央辦公廳正式通知，要我去醫院接他來參加會議的。”一位工作人員要我們先在門口等一會兒，說再去核對一下。過十來分鐘，那人回來對我說：“經過核對，名單上確實沒有你。請你馬上離開，回醫院去好好治病。”

回到醫院，思來想去，我實在弄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中央開會名單上沒有我，我怎么卻跑去參加會議呢？好像是我自己硬要擠進去似的，讓我在眾目睽睽之下當場出丑，下不來臺。

大約一個多星期后，報紙上登出消息，黨的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京召開。到這時我才明白，自己是誤闖了黨的中央全會，被當眾拒之門外，并被“轟了出來”。一種既難堪又委屈，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天天折磨著我，始終揮之不去。

……11月，我病愈出院。我去看主席，我談了這件實在令人煩心的事。“我確實開什么會都不知道，”我繼續說，“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倒好像是我削尖了腦袋，硬要擠進中央全會似的。”

“那又怎么樣嘛。”主席平靜地說。

“當那么多人的面，當場被轟出會場，別人怎么想？的確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我氣鼓鼓地說。

1953年。主席和李敏、李納、毛遠新

“覺得受委屈了？”主席皺了一下眉頭說。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沒有我的事，他們把我帶去干么？還有板有眼地說，是中央辦公廳正式通知，專門來接我的。這不是把我當猴耍了嗎！”我把一肚子氣都撒在了經辦人身上。

……主席說：“大概是中辦疏忽了，沒有來得及再通知曾紹山，你莫怪他喲。那天，負責簽到的工作人員來核實，總理告訴了我，說你已經到了會場門口。是我堅持劃掉你的名字，要你回醫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這么回事，所以……”我說。

“你這個人吶，”主席打斷說，“就這么一點點委屈也受不得，沒有出息!”

我垂下頭：“主席說得對。我只是怕人家誤以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斷我的話，指著我說，“還說我說得對。即使人家誤以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當眾趕了出來，那又怎么樣嘛，覺得丟人了？面上無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

停了一下，接著說：“你這個人吶，和許多讀書人一樣，把個人的名聲看得過重嘍。”

“我……”我一時不知再說什么好。

……“不是說，共產黨員要任勞任怨嗎？”主席說，“按照古人說法，無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時候，任怨比任勞更難喲。當年在井岡山，省委派人來傳達中央指示，我被開除了黨籍，說只能當個師長，不能再參加黨的會議，不能再看黨的文件。據說是因為我講了一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人家說，‘槍桿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權呢’？”

1952年8月9日，主席同李敏、李訥、毛遠新

“這就開除黨籍了？能接受嗎？”我說。

主席說：“那有什么法子喲，開除就開除唄，這是黨中央的決定嘛。后來又說錯了，沒有開除黨籍，只是開除中央委員，開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我說。

主席搖了搖頭：“我們黨是有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對于個人問題的處理，哪怕是上級處理錯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見，但要學會服從組織決定。當然，涉及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黨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這個人吶，受不得一點委屈，任不得一點怨嘛！這很不好，難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評的非常對，認真地說：“我記住了。”

主席重新點燃了一支香煙，沉默了一會兒沒有說話。忽然，他扭過頭來問我：“什么叫‘三忠于’活動？”

“三忠于？”我一下子沒轉過勁來，愣了一下子，說：“三忠于活動，就是……就是每天開會或吃飯之前，大家拿著語錄本，對著主席像，集體高呼‘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連呼三遍呢。”我邊說邊比劃。

“哦？有這樣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這是哪路神仙的發明？”

“誰發明的我不知道。”我說，“今年的五月，中央派我到遼寧去工作，我發現無論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這一套。到基層，花樣更多，還要背語錄，跳忠字舞呢。”

“胡鬧！”主席大吼了一聲，說：“你也去跟著他們做，跟著跳？”

“三忠于”活動

“我不贊成這一套，他們呼喊口號，我不喊也不舉手。”我說。

“那你制止了嗎？”主席問。

“大家都這樣，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說，“我要是公開反對，豈不顯得很特殊，顯得脫離群眾嗎？還有忠字舞，我從來不跳。在營口縣一個公社食堂排隊買飯的時候，人家還非逼著我背語錄呢。”

“哦？”主席說，“你背了嗎？”

“當時我說我是《遼寧日報》的記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連飯都吃不上呢。”

主席說：“不過，我還是要拿你是問。”

“拿我是問？”我著急了，“原先我真的一點不知道，到遼寧后才發現，到處都是這一套。這又不是我決定的。”

主席說：“你們遼寧的工人代表住進一中隊的營房。我聽身邊一中隊的干部說，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師傅主動打掃衛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凈凈，整整齊齊。還說他們教一中隊的干部戰士搞‘三忠于’活動，還教什么‘忠字舞’，說軍民關系搞得滿不錯的。軍民關系搞得好，我贊成。但我不曉得這個‘三忠于’是個什么活動。”

“遼寧工人代表？”我說，“那我有責任。”

主席說：“三呼萬歲，是封建社會臣子們哄騙皇帝的辦法。效忠個人，是國民黨對付蔣委員長的辦法，居然全都搬到共產黨里來了。完全是胡鬧！這些事，總理、伯達他們碰頭會的人知道嗎？”

“這我說不好。但全國都這樣，他們不會不知道吧。”我說。

“這個‘三忠于’，是誰提出來的？”主席問。

“林副主席呀。(林彪)”我沒加思索，就隨口說了。

毛遠新、陳錫聯

主席頭一抬，嘴巴抽動了兩下，似乎要說些什么，卻又硬咽了回去。他身體向后一仰，頭靠在沙發背上，眼睛盯著天花板，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大口地吸著煙。

我發現他手里那支煙的煙灰已經有一寸多長，快燒到手指了，就站起身來，從茶幾上拿起煙灰缸，走到他右手邊，想去接煙灰，卻碰到了他的手，煙灰撒落在了沙發的扶手上。

他望了我一眼，把煙蒂在煙灰缸里摁了兩下，我順手把沙發上煙灰撣進了煙灰缸。

主席嘆了口氣，情緒似乎緩和下來，說：“兩年前，在武漢，我寫過一封信，引用了東漢一個名叫李固的人的話，‘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人貴有自知之明吶，這兩句，說的就是我自己。人們喊我毛澤東萬歲，人哪有一萬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難得。但是，群眾都那么喊，又不好潑冷水。我就喊‘人民萬歲！’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萬歲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這個動作，忙端起茶杯遞給了他。

主席喝了口茶，接著說：“信是寫給江青的。總理看過，還有武漢書記也看過(后來我才知道，應該是湖北的省委書記王任重)。我說，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復了平靜，說：“這是個原則問題。我還要聽聽總理、伯達他們碰頭會怎么個說法。”

12月，我回到沈陽，把主席批評“三忠于”的事告訴了陳錫聯。

1969年初，遼寧省召開關于落實政策的有線廣播大會，廣播線從省中心會場，一直拉到了基層公社和廠礦企業。

毛遠新、陳錫聯

大會由省革委會辦事組組長楊迪主持，我對他說，你就宣布開會，然后說由我講話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動，就不要再搞了。

楊迪疑慮重重地問我：“這行嗎？”

“我和陳司令事先商量過，有什么問題由我來負責。”我說。

大會就這么開始了。然而，我剛講了幾分鐘，楊迪從后臺匆匆跑到我身邊，緊張得滿臉汗。

他在我耳邊小聲說：“不少市地打來電話，追問會議是誰主持的？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動？有的還提出要追查反對毛主席的黑手。”邊說邊遞給我一摞紙條，說是中心會場臺下遞上來的。

我簡單翻了翻紙條，全是這類問題，有的還上綱上線，罵得很難聽。

我對楊迪說：“放心，我會處理的。”繼續按我原定的提綱講下去。

最后，我說：“會議期間，收到不少電話和紙條，追問這次會議的主持人，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動？還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訴大家，這是我決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會場上傳來嘰嘰喳喳一片議論聲。我提高了嗓門，對著麥克風大聲說：“不僅這次會議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這些東西。如果你是真的忠于毛澤東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導，認真去把落實政策的各項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當時并沒有人懷疑我是什么黑手，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風，在遼寧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不久，去北京開會的陳錫聯給我打來電話，說總理在內部一個什么會上，傳達了毛主席對“三忠于”活動的嚴厲批評，今后全國都不許再搞了。我心想，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頭會詢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