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鉛筆，看似簡單，但它的制造涉及全球協作。

木材可能來自俄勒岡的森林，石墨來自斯里蘭卡，橡皮來自馬來西亞，金屬箍來自智利的銅，黏合劑來自巴西的樹脂，而組裝可能在中國完成。

沒有任何中央權威指揮這一切，而是通過無數個體的自愿合作，在價格信號的引導下，這支鉛筆以極低成本生產出來。

這就是自由市場的奇跡

鉛筆的故事被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反復提及。

都說中國是世界工廠，但中國也在享受著貿易全球化的便捷與福利。

中國人可以看著好萊塢的電影，吃著阿根廷和巴西的平價牛肉，用著美國的顯卡打著自家的《黑神話悟空》，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空前繁榮。

貿易全球化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東西，它關乎每一個普通人，它體現在餐桌上，廚房中，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正是因為自由貿易、跨國協作能最大化資源與技術優勢，人類才能在短短幾百年內創造出上萬年都不曾有過的財富。

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凱恩斯在其《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全球化時代進行了生動的描繪：

“倫敦的居民可以一邊在床上啜飲早茶，一邊通過電話訂購全球各地的商品，并合理地期待這些商品能迅速送達他的門前；同時，他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將他的財富投資于世界各地的自然資源開發或新興企業，并分享其未來的收益和成果。”

“他可以隨時決定搭乘廉價而舒適的交通工具，前往任何國家或地區，而無需護照或其他正式手續；他可以派他的仆人去附近的銀行辦事處，提取貴金屬以應對海外開支，然后隨即出發去陌生的地方，而對當地宗教、語言或習俗知之甚少，甚至可能因陌生而遭遇輕微的不便。”

100年過去了，凱恩斯對他所處時代的描述與21世紀的我們高度相似，只是“電話”換成了“互聯網”，“蒸汽船”換成了“航空和集裝箱運輸”。

這說明什么？人類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從來都是一致的。發展從來都是世界各國的普遍權利，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

所以大爭之世，對外爭的是人心，對內爭的是生存，是對美好的生活的捍衛。

但明明一個互利共贏的事物卻總有人想要破環它，這是為何？

因為共贏不如獨贏，雨露均沾不如一家獨大。眾所周知，公平競爭不會帶來超額收益，壟斷才會。

恰恰二戰后的國際格局是兩強爭霸，冷戰后的格局是一家獨大。因此，無論是二戰冷戰，美國均是世界自由貿易體制的最大獲益者。

可由于自身原因，自20世紀80年代始，美國推行金融自由化，將自身由世界最大債權國轉變為世界最大債務國；推行去工業化，由世界最強工業國轉變為依靠“石油—美元“的金融帝國。

這一系列的變化最終徹底摧毀了美國貿易順差國的根基，讓始于1870年、持續了整整一百年的美國貿易順差徹底成為歷史。

美國的“自甘墮落“并沒有阻擋世界各國發展的決心，經濟全球化讓世界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獲得了發展，隨之而來的，便是多極化趨勢，美國不再擁有絕對的政治、經濟壟斷地位。

同時，全球化也并非萬能藥。一百年前的凱恩斯就對全球化的弊端洞若觀火：

全球化使資本流動更自由，但工人工資增長滯后，加劇社會矛盾，客觀上造成了財富不平等。

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投機泡沫，如1929年大蕭條前就發生過金融過熱，形成金融不穩定。

同時經濟相互依賴并不能完全阻止戰爭，如一戰前的英德貿易未能避免沖突，一如當今的俄烏、俄歐關系，地緣政治風險仍在。

這本該是人類自我革新、共同攜手解決的問題，但不同國家做出了不同抉擇。

與其刀口向內，不如舉刀向外。

美國知不知道自己有問題？知道。

馬斯克帶領“政府效率部”(DOGE)在搞改革，特朗普讓制造業回流又何嘗不是在嘗試重鑄根基？

但改革從來不是請客吃飯。對內動不了利益集團，就揮刀向更弱者。

我們知不知道自己有問題？知道。

所以當關稅大棒來襲時，我們選擇集中精力、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

該調整經濟結構就調整結構，該擴大內需就擴大內需，該給居民增收減負就增收減負，該改善營商環境就改善營商環境。

孟子有云：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我們必須做好自己，才能以自身的穩定發展，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更多穩定性。

所以大爭之世，爭的是一種理念，爭的是一種關乎人類長久發展的根本世界觀。

中國人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我們沒有關上談判大門，但也不會心存僥幸。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深刻地教育著我們，美好生活不會從天而降，宏偉藍圖不會自動成真，只有經受得起狂風驟雨的洗禮，才能讓讓世人見證“海納百川”的從容與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