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見著我的老師了，如朝山進香的人見到他自幼就心存感念的一位應愿之神。

在今年正月，我回家奔三叔的喜喪事。在這閑空間，張老師到了我家里，坐在我家堂屋的凳子上。鄉間室內的空曠和凌亂，分隔著我與老師的距離。相向而坐，喝著白水，削了蘋果，說了很多舊憶的傷感和喜悅，諸如三十幾年前在初中讀書時，我的學習，我的作業，我的逃課。

我老師張夢庚的一生，清寂中夾纏暖意，暖意里藏裹著刺骨的寒涼。

生于上世紀的20年代末，老師讀書輟學，輟學讀書，反反復復，走在田埂與人生的夾道中，經歷了抗戰和解放戰爭，有了1949年的紅旗飄揚，記憶中從來都是饑餓辛勞，土改時家里卻忽然成了地主。好在，他終歸識字，也有文化，祖國的鄉村，也最為明白文化的斤兩，雖然文化不一定就是尊嚴富貴，可讓孩子們認字讀書，能寫自己的姓名和粗通算術，也是生活的部分必然。于是，老師就成了老師。從一個鄉村完小到另一個鄉村完小，從一個鄉村中學到另一個鄉村中學。直至改革開放后，他被調入縣里的一所高中，做了教導主任，最后主持這個學校的工作。一晃就讓他全部人生的金貴歲月，43個春秋的草木榮枯，都在布滿土塵、青草蓬生的學校里榮枯衰落，青絲白染。

不知道老師對他的人生有何感想，從他寫的一本《我這一生――張夢庚自傳》的簡樸小冊里，讀下來卻是讓人心酸胃澀，想到世事的強大和個人的弱小，想到命運和生命多么像流水在干涸沙地上蜒蜿涓涓，奔襲掙脫，流著流著，可終歸無法掙脫干涸的吞沒。最后的結局是，我們畢業了，老師白發了；我們中年了，老師枯衰了。我們成家立業了，而老師卻在寂靜的人生中，望著他曾經管教訓斥撫疼過的學生們，過著憶舊的生活，想著那些他依然記得、可他的學生們早已忘卻的往事。

還記得，初一時，他是我的班主任，又主教語文。一天酷暑，我家棉花地里蚜蟲遍布，多得兵荒馬亂，人心恐懼，我便邀了班里十幾個相好的男同學，去幫我母親捕捉蚜蟲。自然，那一天教室里學生寥寥，老師無法授課而只能讓大家捧書閱讀。從棉花地里回校的來日上午，老師質問我為什么帶著同學逃課，我竟振振有詞地說，是帶著同學去棉花地捉了半天蚜蟲；竟又反問老師道，地里蚜蟲遍布，我該不該去幫我母親捕捉蚜蟲？說蚜蟲三天內不除掉去凈，棉花就會一季無收，時間這樣急迫，我家人手不夠 ，我請同學們去幫半天，到底又做錯了什么？

事情的結果，似乎我帶同學們逃課捉蟲正合校規事理，反讓老師在講臺上一時有些啞言。回憶少時的無理取鬧，強辭奪理，也許正是自己今天在寫作中敢于努力把不可能轉化為可能的開始。可是，現在，面對耄耋老人，給我一生養育呵護的父輩尊者，我心里三十幾年不曾有的內疚，忽然如沙地泉水般汩汩地冒了出來。

我們就那樣坐著喝水聊天，說閑憶舊，直至夕陽西下，老師執意要走，不無快意地說他的子女們都在外工作，孝順無比。真是天應人愿，讓一生坎坷、教書認真的老師，年老時，子女有成，學生有成，仿佛曲折的枯藤根須，終于也繁漫出了一片森林。

老師從我家離去時，是我扶他站起；離開院子時，是我扶他過的門檻；送至門口遠去時，是我扶他過的一片不平不整的地面。我的父親離開人世太早，扶著老師的時候，我就像扶著我年邁的父親。望著村頭遠去的父親般的老師，落日中他如在大地上移動的一棵年邁的樹。直至他在村頭緩緩消失，我還看見他在我心里走動的身影和慢慢起落的腳步，如同寧靜里我在聽我的心跳一樣。

說不出老師哪兒偉大，可就是覺得他偉大。也許這個世界，凡人才是真正的偉大，而偉大本身，其實正是一種被遮蔽的大庸大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