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美術史學的高峰

——中國美術史論家俞劍華芻議

□ 趙啟斌

20世紀是具有現代學科意識的中國美術學（美術史論）發軔、迅速成長的重要時期。經過近百年的發展，這一學科終于成長為獨立的學科，在人文學科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在確立這一學科地位的歷史進程中，南京藝術學院俞劍華先生（1895—1979）開辟的學術道路，顯然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南京藝術學院中國美術史專業能成為中國美術史的學術重鎮之一，其篳路藍縷，功不可沒。俞劍華的創造性工作，為中國美術史領域研究的開啟奠定了基礎。本文試從俞劍華的學術生平、中國美術史研究范疇、重要著述、學術價值等方面，對俞劍華的美術史論所取得的成就略作闡述。

一、俞劍華的學術生平

俞劍華為山東濟南人，乳名德，學名琨，字劍華，后以字行。1918年畢業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手工圖畫科，擅長國畫、書法、中國美術史、中國畫論、文學。曾先后任上海美專、暨南大學、新華藝專、東南聯大、誠明文學院教授，上海學院副院長，華東藝專、南京藝術學院教授，中央美術學院民族美術研究所研究員等職，擔任華東美協、江蘇文聯理事，江蘇省政協委員等社會職務，1953年出席全國第二次文代會，是我國著名的中國美術史學家、國畫家、美術教育家。

俞劍華1895年6月19日出生于山東濟南一個私塾教師家庭，從小受到家學熏陶，對繪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4歲進入濟南貢院墻根模范小學，18歲進入濟南山東第二中學，受國文老師李春圃的影響，購置了《韓昌黎全集》《辭海》《聊齋志異》等，進行古漢語的學習和進修，為之后從事學術事業打下了扎實的基礎。1915年，成績優異的俞劍華作為優等生被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手工圖畫科提前錄取，進入高校學習。在校期間，受業于陳師曾、鄭錦、李毅士等名師，尤其受到陳師曾的影響，確立了今后事業的發展方向，筑下牢固的繪畫根基。1918年畢業后，其回濟南一中教書，培育了不少美術人才，如國畫家徐培基、油畫家秦宣夫等，都出自他的門下。1920年，俞劍華到北京美術學校任教，有機會再次隨陳師曾學習。由于同事多為北京書畫界知名人物，如王夢白、姚茫父等，他廣增見聞，為進一步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

1927年，俞劍華來到上海，在愛國女學任教8年，并兼任新華藝專教務長，教授手工圖畫課，于希寧等人即是他這一時期培養的學生。1930年其兼任上海美專教授，教授技法理論與中國畫史。在上海工作這段時間，是俞劍華人生和學術事業開始的重要時期。上海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為他提供了難得的外在環境，有益于其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這一時期他的同事、友人多為文化界、美術界的重要人物，劉海粟、黃賓虹、張大千等人對他的學術研究事業都有所影響、提攜和幫助。如1929年俞劍華隨張大千赴日本考察，多次參與黃賓虹組辦的雅集，劉海粟力邀他在上海美專任教……都使他增長了見聞與閱歷，為他提供了難得的學術機遇和發展條件。俞劍華早期的專著《國畫研究》《中國繪畫史》即是在這一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下完成的，由此奠定了他在這一學科的研究地位，同時也為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致力于學術研究工作提供了扎實的基礎條件。

1952年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俞劍華調往無錫華東藝專任教。后華東藝專遷址南京，成立南京藝術學院，其仍任南京藝術學院教授，1953年兼任中央美術學院民族美術研究所研究員，1979年1月6日在南京逝世。這一時期，隨著各種主客觀條件的變化，俞劍華將主要精力轉向中國美術史的教學與研究。從新中國成立至其去世這段時間，是他在中國美術史研究領域獲得重大進展、作出卓越貢獻的重要時期。俞劍華在學術研究領域獲得的成就絕大部分集中在這一階段。其一代美術史學大家的身份由此確立，被譽為“20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先驅”。

• 1948年夏，上海大觀社，左起：孫福熙、許士騏、黃賓虹、俞劍華

二、俞劍華學術研究的歷史分期及其中國美術史重要著述

經過長期的積累和醞釀，俞劍華在中國美術史領域開辟了諸多研究專題，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研究工作開始啟動。根據俞劍華的中國美術史研究范疇和著作出版狀況，可以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為界，將他的研究工作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的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以《國畫研究》《中國繪畫史》的出版為代表，初步形成了個人獨特的研究方法。后一時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其去世的1979年，這一時期是俞劍華的晚年，也是他學術研究非常重要的歷史階段。在近30年的時間里，俞劍華攀上了學術研究的第二個高峰，以1100多萬字的輝煌學術成果確立了其在中國美術史上的杰出地位。這一時期，《中國畫論類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等著作最具個人研究特色。

• 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

前一階段是俞劍華學術研究資料積累和學術方法日趨完備的時期。從1927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是其學術研究事業的第一個高峰，諸多重要的專題研究文章和專著已經開始編撰或出版，如1937年他42歲時編著出版的《中國繪畫史》《歷代畫論大觀》《現代畫論大觀》（1948年53歲時又對《歷代畫論大觀》《現代畫論大觀》作了增訂）、1940年出版的《國畫通論》等。能集中反映俞劍華這一時期學術成就的重要著作，首推1937年出版的《中國繪畫史》。此書是他在綜合諸家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編撰出來的一部專著，全書27萬字，經過三個月時間的緊張撰述才脫稿完成。本書以朝代為綱，通過豐繁的史料全面論述了我國繪畫發展的一般概況和具有規律性的問題，是一部科學組織相當完美的中等程度的繪畫通史。全書論述簡潔，層次分明，具有史論并重、材料翔實、研究性與學術性相結合的特點，為民國時期成熟全面的繪畫史著作。此書的編撰出版，在我國美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俞劍華的中國美術史研究不僅在民國時期就已結出累累碩果，而且也為其晚年重新攀上學術高峰做了堅實的準備。如20世紀20年代，因前輩學者在基礎研究方面沒有展開系統工作，今人對于一些著述的資料檢索有很大不便，俞劍華下決心改編清人彭蘊燦的《歷代畫史匯傳》，為日后《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的編撰做長期準備。20世紀30年代，他開始為《歷代畫論大觀》的著述系統地收集資料，自春秋至清末，收集歷代各種畫論著述數百萬言，為50年代成書作了堅實的鋪墊。不僅如此，他還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為《現代畫論大觀》收集資料，經過長期的準備，亦于50年代成書。正是這種學術研究的連貫性，使俞劍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近30年時間里踏出了關鍵性的一步，為“俞氏學派”的整體性崛起在方法和研究范疇上打開了通道。

• 《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種主客觀條件有了相當的改善，為俞劍華的治學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這一時期他先后完成、出版了一系列專著，如1957年編撰出版的《中國畫論類編》、1958年出版的《中國壁畫》、1959年出版的《顧愷之研究資料》等。《畫論選讀》《歷代名畫記》（注釋本）、《圖畫見聞志》（注釋本）、《宣和畫譜》（注釋本）以及《〈石濤畫語錄〉標點注譯》《中國山水畫的南北宗論》《陳師曾》《王紱》等，也都是此一時期完成的重要學術著作，尤其《顧愷之研究資料》《中國山水畫的南北宗論》《〈石濤畫語錄〉標點注譯》等，美術界幾乎無人不讀，成為這一時期美術史研究的經典。日本學者遠藤光一于1977年將《〈石濤畫語錄〉標點注譯》翻譯成日文單行本在日本出版發行，倫敦大學教授威廉·瓦特遜亦將此書翻譯成英文在海外發行，其影響不斷擴散。

除此之外，俞劍華還根據新材料，用新的方法，先后完成一批學術專著，如《魯冀晉美術文物考察記》《河南石窟考察報告》《敦煌藝術》《吳越文物考察記》《河南河北美術文物考察記》《歷代名畫觀摩記》《兩宋花鳥畫》等，均是結合考古發掘新材料和美術實物遺存而撰述的專著，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俞劍華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廣泛深入和嫻熟駕馭基本材料的能力。在畫論專題研究以及題畫詩研究方面，除以上著述外，俞劍華也先后完成了《近代畫論類編》《中國畫題跋類編》《歷代論畫詩選》《歷代畫論大觀》等專著。由于種種原因，這四部書一直沒有出版，同《中國畫論類編》一樣，這四部專著也是這一研究領域或相關專題研究的重要著作。

俞劍華用功最勤、用力最大也最具廣泛影響力的一部專著，則是1961年完成的《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此書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收集資料，用了40年的時間才終告竣工。《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可以說是最能體現俞劍華學術觀念與治學方法的里程碑式的著述，一面世即成為中國美術史領域的經典而被廣泛使用，影響極為深遠。此書納入編撰計劃后，俞劍華又重新通讀了二十五史，將準備了幾十年的史料重新予以取舍，并繼續搜集新資料。800多萬字資料成書后僅僅保留250萬字，不可謂不精謹嚴格。故此書一出便成為中國美術史研究領域不可替代的皇皇巨著，成為相關專業領域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書，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此書本擬1964年出版，由于外在環境的變化，直到他去世前夕才又一次列入出版計劃，作為俞劍華的壓卷之作，終于在他去世后不久公開發行。

• 俞劍華在進行繪畫示范

三、俞劍華中國美術史論的研究范疇

俞劍華在中國美術史研究范疇、研究對象的確立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在諸多領域開辟出新的研究范疇。中國美術史研究范疇的形成，俞劍華不愧為開路先鋒。俞劍華在美術史學領域的開啟性工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啟中國美術史六朝專題研究；開啟中國美術史通史研究；開啟中國畫論研究；開啟中國畫派研究；開啟中國明清繪畫專題研究；開啟中國壁畫研究；開啟石濤專題研究；開啟美術實物遺存與考古新材料的研究。

概括起來，其開啟的研究范疇基本上以繪畫為中心，在文獻梳理、研究和美術實物遺存尤其是繪畫實物遺存上加以展開。俞劍華中國美術史研究范疇的確立，為“俞氏學派”之后在學術上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下面擇其要略作分析。

六朝專題研究——這一專題以顧愷之研究最為典型。在這方面，他的后繼者林樹中繼承了他的研究思路，在六朝雕塑研究、陸探微研究、張僧繇研究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貢獻，其本人亦獲得了“林六朝”的雅稱。第三代阮榮春亦有不凡的表現，佛教南傳路線專題研究，顯然得益于俞劍華六朝專題的開辟，從而在佛教美術研究方面大放異彩。

中國美術史通史研究——這一領域的研究注重基本文獻的把握與嫻熟運用。俞劍華百科全書式的運作方式，顯然為后繼者提供了度劫的金針、渡河的寶筏。如王伯敏的《中國美術通史》、林樹中的《中國美術通史》、謝巍的《中國畫學著作考錄》等，都趨向于通史的撰述體例。在大型畫集的編撰上，亦注重通史型的著述體例，如林樹中的《海外藏中國歷代名畫》《海外藏中國歷代雕塑》《海外藏中國歷代書法》、周積寅的《中國歷代畫目大典》等，均是俞劍華此學術研究思路的縱深拓展。

美術實物遺存與考古新材料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對于后繼者也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如林樹中非常注重考古新資料的收集和公私收藏機構的美術品資料，尤其是繪畫作品資料的系統整理與研究；周積寅非常注重公私收藏機構繪畫作品的綜合研究，不斷提煉出新的學術課題，從而積極展開中國歷代繪畫專題的研究工作；阮榮春及其弟子們對于佛教遺存實物、美術考古新材料始終予以密切關注，在佛教美術研究方面走出了新的道路等。

中國歷代畫家、畫派研究——俞劍華一直非常關注中國傳統繪畫的專題研究，他的《中國繪畫史》《國畫研究》即是以國畫作為專題研究對象而展開的，對畫家的師承關系、流派演變等都作了細致分析和梳理。受這一研究專題思路的影響，他的后繼者進行了深入的拓展，在畫家、畫派研究上形成了鮮明的特色，如周積寅的江蘇歷代畫家研究、鄭板橋專題研究、中國畫派研究、明清中國畫家研究等，都是接續俞劍華的歷代畫家、畫派專題研究思路而取得的學術成果。

中國畫論研究——中國歷代畫論研究領域的開辟，可以說是俞劍華最富有開創性的貢獻，完全可以和文學史領域的詩論、詞論、文論專題研究相媲美。他的中國畫論專題研究，與中國書法史領域專家開辟的書論專題研究共同構建了中國美術史領域新的專業方向，而俞劍華在中國畫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某些方面甚至遠遠超出書論研究的影響。經過俞劍華的努力，中國畫論研究成為中國美術史學科領域的重要研究專題，他的后繼者周積寅在這方面獲得的成就最高，其著述《中國畫論輯要》《中國歷代畫論》，是繼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近代畫論類編》《歷代畫論大觀》之后有關中國畫論研究的重要專著。

此外，俞劍華著作《中國壁畫》的出版，也開啟了中國壁畫研究的通道，成為壁畫研究的先驅。

• 1956年，俞劍華（左二）到山東考察，再萌（左一）、林樹中（右一）陪同

四、俞劍華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學術成就、價值與意義

俞劍華在中國美術史研究領域取得了杰出的學術成就。他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產生相當廣泛的影響，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國美術史研究領域的地位。中國美術史學科在我國誕生的時間比較晚，同歐洲西方國家的美術史、藝術史學科相比，顯得先天不足。同時，這一學科也面臨嚴重的后天不足。動蕩不安的戰亂時局以及多次社會運動和思潮，都給這一學科的發展帶來相當的沖擊和消極影響，使其始終面臨各種阻力和挑戰。不僅如此，我國歷史上一直存在“經世致用”的觀念，對于這一學科的產生與發展也形成了阻力與挑戰。傳統歷史學家一直非常重視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的政治、經濟、軍事重大歷史事件的編撰與整理，而對于無關國家興亡、民生問題的文化事件則認為無關宏旨，一些重大文化事件往往有意無意間被忽略、隱沒了，更莫說對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一般文化事件的記述。科技史、文化史的編撰一直不發達，都與這一實用性史觀有相當的關聯。在這一傳統歷史觀念下研治中國美術史，首先必須有觀念上的突破，其困難可想而知。由于西方文化觀念的傳入，我國對人文學科的認識雖然有所改變，但其阻力顯然不容忽視。俞劍華選擇中國美術史作為自己文化生命的落足點，確實背負了相當的思想包袱。從俞劍華生活、活動的中國美術史界來說，他本不應背負如此沉重的文化使命。他的導師陳師曾以及留學德國獲得美術史學博士學位的滕固，如果沒有發生意外，在這一研究領域作出輝煌貢獻是可以肯定的。然而由于種種偶然，二人先后在年輕有為的40余歲短命夭亡，這也給先天后天均不足的中國美術史學科留下了難以除卻的文化陰影。在此情形下，俞劍華不得不擔當起這一學科的研究重任。歷史選擇了他，讓他在這塊尚待開發的學術沃土上辛勤地耕耘、播種，以期能給我國的文化事業帶來豐厚的收獲。俞劍華果然不負眾望，終于在這一研究領域承前啟后，結出了累累學術碩果。

也許是一種象征，20世紀初，在我國國力空前衰弱、文化發展處于低潮、國人一再強調西方文化先進的特殊歷史時期，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的重見天日，顯現出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厚重綿長，為背負多重壓力艱難探索的文化工作者帶來了希望和重獲新生的精神力量。俞劍華這一代學人，經歷了中國文化衰退的痛苦階段，這些重大文化事件的出現，讓他們堅定了從事文化建設的信心，頑強拼搏，終于走出了一條輝煌的學術道路。這一時期也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群星輩出的時代。俞劍華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及其文化價值，顯然已經超越一人是非得失，而具有文化象征、新生意義。

• 俞劍華 敦煌模本之一

俞劍華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工作既有通史般的百科全書式的著述，也有專題研究、個案分析，這都為未來的研究工作確定了明確的坐標和方向。俞劍華在中國美術史學領域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在于他以一己之力走過了歐洲100多年的發展階段，在基礎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從而接通了我國與歐美先進國家美術史研究的現代脈絡，奠定了這一領域在未來向縱深發展的基礎，這一點無論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在注重中國美術史的系統性、資料性、研究性與實踐性的統一上，他確實不亞于任何一位與他同時代的中國美術史論家，在許多領域和專題研究上，即使現在也無人逾越他的成就與貢獻。

當然，俞劍華的貢獻不止于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俞劍華的中國美術史研究都能凸顯不同的價值。如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西化觀念泛濫的社會背景下，俞劍華堅持中國美術史研究，提倡中國畫的改良、變革主張。他認為復興、振興中國畫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大聲疾呼中國畫的價值與意義，為中國畫的存在和發展在理論上作出了明確論斷。由此可見這一時期俞劍華中國美術史研究的現實意義與價值。同時，俞劍華這一時期的研究工作也為我國在中國美術史研究領域爭得了領先地位。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正處于中國美術史研究又一高峰期的俞劍華，再次以自己的研究無可置疑地駁斥了當時國內文化界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虛無論斷，維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尤其是在中華優秀美術傳統的維護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駁斥一些謬論和流行的錯誤觀點時，俞劍華雖然沒有直接的宣言和評斷，但他依據自己系統、深邃的理論研究、學術成果，以不可辯駁的事實論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其影響和震撼是可以想見的。俞劍華在學術理論上所取得的成果，與呂鳳子（《中國畫法研究》）、傅抱石等人的主張和理論觀點一起，有力地維護了中國畫的歷史地位，維護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繪畫的歷史地位。即使我們現在來看他們在那個時期的抗爭精神、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依然會產生激越豪邁之感。這一時期，俞劍華將大量精力用在基礎層面的研究上，使新興的中國美術史學科基礎性研究的重大意義得以昭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奠定了這一學科的地位，這也是這一時期俞劍華研究工作的社會價值之所在，而不僅僅是學術上所呈現出來的價值。雖然俞劍華在1979年就已經去世了，但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美術史學的發展仍受到他的深刻影響，中國美術史相關領域的專題研究能在80年代以后的近30年時間內迅速崛起，獲得長足的進展，顯然與俞劍華等老一輩學人努力開拓所打下的基礎有著不容忽視的關系。俞劍華留下的學術遺產不僅包括他的學術研究成果，也包括研究方法和帶出來的卓有成效的學術研究隊伍，以及開辟出來的學術陣地等方面。沒有這些基本條件，20世紀80年代以后“俞氏學派”后繼者能在許多領域獲得大幅度進展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此基礎之上，“俞氏學派”后繼者才能在俞劍華開辟的道路上繼續前進，將中國美術史的研究不斷深入、拓展，以整體優勢領先了中國美術史的持續進展，使南京藝術學院與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為代表的中國美術史學科并肩而立，成為現代中國美術史學的重鎮之一。

• 俞劍華 敦煌模本之二

相對于日本、西方中國美術史的研究而言，俞劍華的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直至60年代無疑就已擁有了領先地位，他以自己的學術成果為我國保持這一領域的領先地位立下了汗馬功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日本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再次進入繁盛時期，如鈴木敬主編的《中國繪畫總合圖錄》、戶田禎佑主編的《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續編》。北美洲（主要為美國）、歐洲部分國家也在六七十年代進入了中國美術史研究的高峰，80年代以后，更是成果不斷，出現了以艾瑞茲、謝柏軻、高居翰、傅申、何惠鑒、羅樾、方聞、李鑄晉、蘇立文、李雪曼、梁莊愛倫、雷德侯、列文森、班宗華、吳同等為代表的具有國際影響的學者群體，代表了海外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形成了與日本、中國相互呼應的學術中心，從而帶動了海外人文學科的發展，成為海外人文學科的新延伸。在這一情形下，俞劍華先期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工作，其價值立即彰顯出來，在國際范圍內凸顯了其研究工作的前瞻性；同時，他的治學方法以及漸次成長起來的研究群體也很好地支撐起中國美術史當代的研究局面。

• 1962年，丁家橋，南京藝術學院，俞劍華（前排左一）與謝海燕（前排右一）、劉菊清（后排右四）、林樹中（后排左四）等合影

結論

綜上所述，作為我國杰出的中國美術史學家，俞劍華在中國美術史領域經歷了從創建到逐步走向完善的發展道路，他身上既有傳統學術因素的強烈影響，也有時代新潮打下的烙印，具體而曲折地反映出我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傳統文化所走過的不平凡的發展道路。

俞劍華在學術上的成功給我們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經驗和歷史借鑒，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學術的精髓和優秀成分，在積極吸收、借鑒世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時，不能忽視自己民族存在的文化和傳統，只有在自己的文化基礎上接受世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因素，才有可能將其轉化成我們自己的營養。如果不顧自己的條件和基礎，硬性地嫁接、移植其他文化，不可能獲得持久而活躍的文化生命力、學術生命力，這也許是俞劍華留給我們的最為珍貴的精神遺產、學術思想。

俞劍華已經逝世近半個世紀了，重新瞻顧、懷思他的學術生涯，確實令后輩學人無限感慨。俞劍華學術成就的取得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他多年辛勤努力、長期奮斗的結果，他以卓異的成就交出了一份完美的學術研究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