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本文為《中國審判》雜志原創稿件
文|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高佳運
數字時代下,數字經濟發展需要強化數字司法治理,深化數字司法實踐,完善涉數字經濟案件規則提煉指引。涉平臺經營者(以下簡稱“平臺”)法定義務及相關主體權益保護的案件日益成為一類新型多發案件。審理此類糾紛時,裁判者需要處理好平臺與相關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并綜合考量各種因素在合理范圍內對其予以救濟,充分發揮司法鼓勵創新、規范引領的功能作用。
01
平臺的主要義務
關于平臺的審核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子商務法》)第二十七條和《網絡交易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作出了規定。平臺對經營者資質資格的審核義務主要是對其身份資格、營業資格的審查,如當商家注冊登記進入某平臺時,應提交其營業執照、營業范圍及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的有效身份證件、聯系方式等信息供平臺審核;司機入駐網約車平臺時要提交駕駛證、行駛證、無犯罪記錄、車輛資料、車輛適駕狀況等信息供平臺審核;網絡餐飲平臺要對入網餐飲服務提供者的食品經營許可證或餐飲服務許可證、線下門店情況等信息進行審核。司法實踐中,平臺是否盡到了審核義務,需要按照相關業務管理規定,綜合各種因素來考量,如網絡支付平臺對商戶的審核標準主要依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銀行卡收單業務管理辦法》等,據此,銀行卡實名認證時需要進行動態人臉識別驗證。
關于信息保存義務,《電子商務法》第三十一條作出了規定。需要注意的是,商品和服務的交易信息作為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其具有一定合理使用范圍。若在所有情況下均嚴格適用知情同意原則,可能導致具體情形下的利益失衡,因此,需要結合“個人信息的特點與屬性”“個人信息適用的方式和目的”“對各方利益可能產生的影響”“是否為履行合同所必需”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如平臺將送貨信息提供給作為第三方的供貨公司或快遞公司,以完成快遞運輸服務或退貨服務,屬于對信息的合理使用;平臺運用交易信息,判斷商家是否違反平臺規則進行惡意刷單或非正常消費者的下單行為,屬于合理使用相關信息,不應認定為對個人信息的泄露或侵犯。
關于告知義務,《電子商務法》第十七條作出了規定。在司法實踐中,與自營模式下平臺作為消費者合同當事人的告知義務不同,在非自營模式下,平臺不是消費合同當事人,不受消費者合同告知義務的約束,只要承擔平臺相應義務即可。對于告知義務的范圍及欺詐行為的認定,可以采用是否對消費者購買決定、購買目的產生實質性影響等作為判斷標準。同時,平臺借助生態內形成的“算法權力”,可以精準預測或塑造消費者偏好。因此,平臺經營者的告知義務不能局限于“商品或服務本身”的信息范圍,還要結合在締約過程中或提供商品、服務過程中的特殊性予以認定告知義務的范圍,如外賣平臺顯示的外賣配送時間(由系統歷史大數據根據訂單配送距離演算出的大致用時);購物平臺顯示的滿減優惠活動規則、退費承擔規則。
關于采取必要措施義務,《電子商務法》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分別作出了規定,即“紅旗原則”和“避風港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條、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也作出了規定。
在司法實踐中,平臺應否采取措施及采取何種措施,需要結合具體案情,根據權利的性質、侵權的具體情形和技術條件,以及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和服務類型來判斷。具體考量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構成侵權的初步證據;侵權成立的可能性;侵權行為的影響范圍;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是否存在惡意侵權、重復侵權的情形;防止損害擴大的有效性;給平臺內經營者利益可能帶來的影響;平臺的服務類型和技術條件等。平臺采取的必要措施應當遵循合理審慎的原則,包括但不限于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下架措施。若存在多次、故意侵權行為,平臺可以采取終止交易和服務的措施。當消費者因網絡交易中購買或使用缺陷商品導致其人身、財產遭受實際損害時,平臺可依據與商家簽署的平臺協議規則,在充分考量危險的緊迫性及協助的必要性后,可采取扣劃商家店鋪或關聯店鋪資金以用于向消費者賠付款項等措施。
關于安全保障義務,《電子商務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作出了明確規定。平臺的安全保障義務是針對關系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務的,因此其認定標準應高于一般理性人的注意義務,且更強調事前預防。
在司法實踐中,可根據平臺采取的預防損害發生的措施作為判斷其是否盡最大努力履行安全保障義務的依據,包括但不限于,是否盡最大努力對平臺內經營者的資質進行審核;盡最大努力為消費者提供交易異常信息報告并阻止侵害的發生。綜上所述,判斷平臺盡最大努力的標準需要結合平臺的商業模式、經營規模、用戶數量、開放程度、當前技術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判定。
02
平臺的侵權責任
平臺的侵權責任分為間接侵權責任與直接侵權責任。間接侵權責任是指行為人雖然沒有直接實施侵權行為,但其行為與他人的直接侵權行為有關聯,根據法律規定可能需要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平臺的間接侵權責任主要有以下三類:
第一,平臺的連帶侵權責任。根據《電子商務法》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第四十二條和第四十五條,在一定情形下,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要與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在司法實踐中,裁判者認定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的連帶侵權責任要注意以下兩個構成要件:
一是在主觀要件方面,平臺表現為“明知”或“應知”兩種情形。前者是事實上的知曉,如平臺接到消費者舉報、投訴或行政部門的通知,知識產權權利人向平臺經營者發出通知并提供了充分證據,或者經營者因侵犯知識產權被行政處罰等。后者是平臺經營者可以顯而易見地知道該行為的存在。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電子商務平臺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第十一條,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存在未履行制定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及審核平臺內經營者經營資質等法定義務;未審核平臺內店鋪類型標注為“旗艦店”“品牌店”等字樣的經營者的權利證明;未采取有效技術手段,過濾和攔截包含“高仿”“假貨”等字樣的侵權商品鏈接、被投訴成立后再次上架的侵權商品鏈接等未履行合理審查和注意義務的行為,可以認定為平臺“應知”侵權行為的存在。
二是在客觀要件方面,平臺表現為經綜合考慮提供服務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樣態及時長等因素,未能采取必要措施。判斷平臺是否應采取必要措施,一方面,需要審查平臺是否恰當審核了權利人的通知,根據《指導意見》第五條,權利人發出的包含其身份情況、權屬憑證、侵權事實初步證據等內容的通知,即有效通知。涉及侵犯專利權的行為,平臺可以要求權利人提供侵權分析報告和技術特征比對說明等材料。另一方面,平臺是否采取了刪除、屏蔽、斷鏈、停止交易、終止服務等具體措施,且該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制止侵權行為、阻止損害結果產生或擴大的實際效果。
第二,平臺的替代侵權責任。平臺的替代侵權責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類糾紛中:第一類是基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條和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條規定的用人單位和接受勞務一方對第三人的侵權責任,主要體現為平臺用工致第三人損害責任。對此,在司法實踐中要注意綜合考量。對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情況,勞動者主張與平臺或用工合作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應根據用工事實和勞動管理程度,綜合考慮勞動者對工作時間及工作量的自主決定程度,勞動過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勞動者是否需要遵守有關工作規定、勞動者紀律和獎懲辦法,勞動者工作的持續性,以及勞動者能否決定或改變交易價格等因素,予以審慎認定。平臺或用工合作單位以要求勞動者登記為個體工商戶后再簽訂承攬、合作合同的方式規避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的,要根據實際履行情況來具體認定勞動關系。綜上所述,認定勞動關系要注重人身依附性、經濟從屬性的核心判斷標準。
第二類是基于《電子商務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該規定是為了強化對消費者生命健康權的保護。當平臺內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涉及消費者的生命健康時,平臺負有更高程度的注意義務,即應當主動采取措施對消費者進行保護,包括進行資質資格審查義務和必要的安全保障義務。當第三人行為對消費者的生命健康權造成侵害,而平臺未盡前述義務時,則負有替代侵權責任。
第三,未履行信息提供義務的先行賠付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消費者通過網絡交易平臺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不能提供銷售者或者服務者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系方式的,消費者可以向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要求賠償。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賠償后,有權向銷售者或者服務者追償。《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亦有相關的規定。該責任主要基于平臺對平臺內經營主體有一定的控制力,且具有一定的技術優勢,可以對平臺內的風險采取一定措施進行預防、化解,并對受損害的消費者提供必要保障。一般來講,平臺承擔先行賠付責任需具備以下三個要件:一是消費者提供發票、物流信息、支付信息等交易憑證;二是除法定舉證責任倒置情形外,消費者要證明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三是平臺不能提供銷售者或服務者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系方式。
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條,平臺如果利用網絡,直接侵害他人的版權、隱私權、名譽權、財產權等,需要承擔侵權責任。實踐中,平臺的直接侵權責任糾紛多發生在個人信息權益保護領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有關規定,該法的宗旨在于平衡“保護個人信息”與“促進個人信息合理利用”,因此,如前文所述,在合理范圍內遵循合理使用規則使用個人信息,不構成對個人信息的泄露或侵犯。同時,在實踐中還需要注意個人信息與隱私權的界分。隱私權的保護對象是自然人不愿意被他人知曉的信息,而個人信息權的保護對象是自然人愿意被他人知曉但不愿意被他人濫用的信息。對兩者進行法律保護的路徑完全不同,保護隱私權的目標在于禁止他人侵入及公開隱私,保護個人信息權的目標在于保護個人的意愿及個人控制自己信息的權利。實踐中對于個人信息是否構成隱私,需要結合信息內容、處理場景、處理方式等因素,進行符合社會一般合理認知的判斷。
此外,還有兩類直接侵權行為值得注意,一類是網絡直播平臺的安全保障義務。網絡視頻直播平臺與一般電商平臺不同,通常是通過主播粉絲直播打賞的方式與主播進行收益分成。當主播在直播過程中存在攀爬高空建筑等危險性動作表演時,基于平臺與主播分享打賞收益,并對危險動作視頻產生的危害后果有一定的排查和預見能力,能夠審查發布者的直播或視頻并采取警告、刪除、屏蔽或斷開鏈接等適當措施,平臺負有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主播等他人損害的,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另一類是平臺個性化定價問題。平臺針對不同當事人定制不同價格的行為,常被描述為“大數據殺熟”。實踐中,判斷定價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對消費者構成價格欺詐,要注意平臺是否有充分且正當的理由,如是否符合用戶實際需求且符合正當的交易習慣和行業慣例;是否基于平臺公平、合理、無歧視的規則實施隨機性交易。
03
平臺的涉合同責任
網絡服務合同是平臺與消費者或平臺內經營者之間形成的較為典型的格式合同,實踐中常見糾紛是對合同條款效力的認定。
關于平臺單方變更權的效力認定問題。大多數平臺均會在其與用戶之間的平臺服務合同中引入單方變更條款,如規定平臺可根據國家法律法規變化及維護交易秩序、保護消費者權益需要,修改、補充協議內容,若用戶不同意變更事項,應于生效之日起停止使用平臺服務,若繼續使用,則視為同意。在司法實踐中,要依據《民法典》關于格式條款的規定,判斷單方變更條款是否有效,以及其是否屬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限制對方主要權利”及“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同時,空白條款屬于加重對方責任的條款,需要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對方注意。
關于平臺限制性條款的效力認定問題。平臺為了維護正常的網絡運營秩序,在服務合同中常會設定一些限制性條款,如設置網絡購物禁止異常交易行為條款,以防范商戶、“黃牛”、不良商販以搶購、刷單等非正常手段破壞、擾亂正常經營秩序,影響正常消費者的購買機會;設置網絡游戲限制虛擬財產交易及禁止使用加速器、同步器、模擬器錄制腳本等違規游戲軟件等條款,以維護游戲公平環境,保障其他玩家獲取公平競爭機會;設置禁止經營者轉讓非獨立網店條款,以維護網店信用評價制度和實名認證體系,保障消費者權益等。如果限制性條款的內容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經過雙方合意,當屬合法有效。在此種情況下,平臺若根據限制性條款采取封禁賬號等措施,則不構成侵害用戶權益行為。
關于懲罰性違約金條款的效力問題。平臺為了履行自身所承擔的平臺管理責任、防范和治理商家的惡意違約行為,特別是為了打擊假冒偽劣、保護知識產權、防范虛假交易刷單套利等,在平等的基礎上通常會與入駐其平臺的商家達成帶有懲罰性質的違約金條款,其一般具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實踐中,關于是否認定違約金數額過高并予以適當酌減的問題,應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則,以補償性為主、懲罰性為輔,以填補損失為原則。同時,綜合考慮平臺商業信譽的損害程度,可能遭受的權利人追責情形,平臺為了約束違約行為而支出的各種管理成本,商家違約時的主觀狀態等因素,使平臺一方約定的違約金數額大致上與商家違約行為造成的損失相匹配,從而酌減違約金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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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志2025年第5期
中國審判新聞半月刊·總第363期
編輯/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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