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很成功，但商鞅最終的結局很悲慘，遭受車裂之刑。一般歷史教科書講到這段，就說是秦國守舊、落后的貴族勢力反攻倒算，迫害商鞅。這樣看待歷史太上綱上線，商鞅的結局固然令人同情，但在他身上一定有導致失敗的原因。

司馬光和主流儒家學者對商鞅的核心評價是兩個字——刻薄。為什么說商鞅刻薄？安于習俗是普通人的本性，所以新法在秦國剛頒布的時候，有數千人特意跑到國都來說新法不好。為了立威，商鞅抓住一個太子犯法的機會，處置了太子的兩位老師，一位被施以劓刑，一位被黥面。這兩個人在秦國本來貴為太子的老師，現在因為太子犯法而受牽連，不僅被商鞅當作囚徒處理，還被樹立為全秦國不奉公守法的頭號反面典型，顏面掃地。商鞅則通過這件事樹立了權威，迫使全國上下老老實實遵守新法。

就這件事本身而言，我們還能說商鞅執法嚴明，不分貴賤都應該守法，這理念沒錯。但商鞅推行新法僅立威而不樹德，很多地方威過了頭而德不足，就容易出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引起人們的逆反心理。比如，數年之后，新法的治理效果得到體現，很多一開始抗拒新法的人紛紛跑來贊揚新法。這些人，你可以說他們是小人或愚人，可以針對他們的愚昧進行教育。但商鞅并沒有選擇這么做，他認為這些都是“亂法之民”，悉數發配到邊疆，處置非常決絕，從此以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議論法令。

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首先，贊揚新法為什么要受到發配的懲罰，既然講依法治國，它的法律依據是什么？商鞅在這件事的處理上，憑的是法還是個人意志？其次，商鞅做這件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鉗制輿論，老百姓都不敢議論法令。偌大一個國家，只有一種聲音，憑一個人說了算，這對于國家來說是好事嗎？所以說商鞅威有余而德不足，失敗的根基在這里。

史書上記載，商鞅曾經在渭河邊審訊犯人，所誅犯人的血把渭河都染紅了，所以“為相十年，人多怨之”。這里不免有夸張的成分，但把商鞅嚴酷刻薄的面目揭露得很生動。

商鞅為了知道自己執政的效果，曾經問一個叫趙良的人，自己和春秋時期秦國名相五羖大夫比，誰更有成就。趙良實事求是地告訴商鞅，你不能和五羖大夫比。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使得秦國強大，曾經三度扶植晉國國君，一次幫助楚國。有這么大功績的人，從來都是一輛車出門，不用帶警衛。他死了之后，不分男女老少都悲傷流淚，甚至連兒童都不唱歌謠了，可見得人心之深。而商鞅你呢，看上去也很厲害，但無論做事還是為人，和五羖大夫都相去太遠。

所以趙良最后送了兩句話給商鞅：第一句叫“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因為趙良看到商鞅執政期間，不僅得罪了很多貴族，而且還傷殘百姓，大失人心，這是非常危險的；第二句是“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因為趙良看到商鞅每次出門都如臨大敵，一定要做到戒備森嚴，和五羖大夫的輕車簡從恰恰相反。堂堂相國，在自己國家里面走走都如臨大敵，敵人是誰？說明商鞅自己也知道不得人心。一位相國為防范老百姓而戒備森嚴，這本身不就是對治國績效的絕佳諷刺嗎？

趙良這話是在商鞅出事五個月之前說的。五個月后，支持商鞅的秦孝公去世，原先的太子繼位，商鞅被人誣告謀反，最終遭受車裂滅門之禍。商鞅雖然是被誣告，但這個結局是他平時積怨招禍而致。

關于商鞅之死，如果我們看《史記》，會發現很多戲劇性情節，比如商鞅遭通緝而逃亡，途中想投宿，結果主人說按照商君法令，接納身份不明的人是要受處罰的，拒絕接納商鞅。對此商鞅很感慨，自己終于嘗到了嚴法的滋味。這個故事用來諷刺商鞅作法自斃。

我們把商鞅和魏文侯做個對比。商鞅是法家，魏文侯也看重法家，是戰國早期支持變法的重要君主，而且商鞅這套法家本領很可能是在魏國得到成長，但商鞅和魏文侯在治國理念上存在巨大差別。魏文侯以李悝、吳起等法家人物為臣沒有錯，但大家不要忘了，魏文侯同時是以卜子夏、田子方等儒家代表人物為師的。

表面上看，法家的條令立竿見影，儒家的說教迂腐無用；事實上，任何法令最終都是要解決人的問題，立法而不立人，難免滑向條文形式主義。社會和國家都由人組成，管理社會、治理國家最終要回到以人為本的路徑上來。法只能束縛人的行，不能收服人的心，嚴酷的刑罰更容易蓄怨，商鞅的失敗正由于此。

司馬光很重視法治，但不是單純的條文主義者，和法的外衣相比，他更重視人的內心。司馬光主張法制嚴明的同時，要以道德教化陶冶人心，與此對應，統治者要執法，更要蓄德。所以在《資治通鑒》中，魏文侯是理想的國家領導者，商鞅則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