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山區博物館館長余思彥談白蕉與張堰(02:42)

上海金山張堰古鎮曾被冠以“浦南首鎮”，一直有著一份文化厚重感。20世紀初，張堰更是孕育了以南社為首的一批文化團體，涌現出許多于政治、文學、藝術頗有建樹的人物。其中，書畫家白蕉，是這一時期最為亮眼的“江南才子”之一。白蕉（1907——1969），本姓何，名旭如，是現當代中國書法帖學方面的杰出代表，其寫蘭尤享盛譽，并著有《云間談藝錄》《濟廬詩詞稿》《客去錄》《書法十講》等。

澎湃新聞《文化中國行》近日走訪白蕉成長之地，探訪南社之于白蕉，以及白蕉其人、其友、其藝。

1944年，白蕉重陽節登高。

玉蘭花開的季節，街衢靜謐，流水悠悠，古鎮張堰更予人一份微茫之感。道路轉角便隨處可見明朝的牌坊柱、清末民初的老房子；小商鋪規制齊整，街巷仍保持著灰白的色調。張堰似乎未從舊時記憶里脫身。

張堰所在的金山區雖處上海遠郊，卻承載著綿延千年的文脈。元代張堰人楊竹西筑“不礙云山樓”，與倪瓚、楊維楨等名家唱和。元代王繹的《楊竹西高士小像》更于題跋匯聚元代文壇書畫大家，風雅盡萃。

王繹、倪瓚，《楊竹西高士小像》，故宮博物院藏。楊竹西即楊謙，華亭人，不屑于入世，隱居江南，與倪瓚、王繹交往密切。

當地現存最古老的弄巷之一政安弄南口有一截飽經風霜的石柱，是明代隆慶年間“三命坊”的遺跡，記載了海瑞的摯友吳梁（字伯材，號貞石，張堰人，生卒年無考，為元代當地望族吳良用的六世孫）在東南沿海抗擊倭寇時一段為民請愿的義舉，而現在的張堰公園，即為原吳良用的私宅。

明代隆慶年間“三命坊”的遺跡

千年更迭，張堰的文脈猶如云水流轉，承載著江南士人的精神才情，也孕育了后來的白蕉。

成長于云間文脈的白蕉

白蕉出生于中醫世家，祖父何朗甫、父親何錫琛都是負有時譽的名醫。據白蕉學生蔣炳昌撰文回憶，張堰鎮保留有兩處白蕉故居，一處在新尚路16號，是一排老式平房，坐北朝南，磚木結構，曾是白蕉童年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和父母姐弟世居的祖屋。另一處在東大街134弄2、3、4號，是白蕉最常寓居的書齋。金山張堰的兩處白蕉故居于2012年2月被公布為金山區級文物保護點。

張堰東大街白蕉故居現狀

白蕉曾刻有兩方印——“居王尚書舊居”和“濟廬生”，它們分別延伸出白蕉書齋的兩段歷史淵源。“王尚書舊居”要追溯到康熙年間工部尚書王鴻緒，其父王廣心及其兄王頊齡、王九齡均入仕為官，兄弟三人皆入詞林。據金山區博物館館長余思彥介紹，張堰人王頊齡、王鴻緒兄弟不僅是天子重臣，更是著名的收藏家。唐代顏真卿《祭侄文稿》后，王頊齡在雍正二年的題跋顯示，該書曾“歸叔弟儼齋（王鴻緒）”“余暮年得此，如獲瑰寶。”

顏真卿《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后王頊齡題跋（部分）

白蕉年少時就鐘情這處幽隱于東大街尚書浜的園子，父母遂高價購得，供其讀書寫字。園內環境清幽，有池塘、竹園、假山，被白蕉命名為“留云圃”；有書房三間，白蕉稱作“留云小舍”。白蕉在此讀書創作，與友人肆意暢談，樂在其中。其書風疏朗清逸，看來是與舊主遺韻相合。

白蕉父親何錫琛所著《未濟廬醫存》

而另一印“濟廬”則需從高旭之“未濟”說起。高旭，字天梅，張堰人，是“南社”的創始人之一。1909年高旭發表《南社啟》，與柳亞子、陳去病、張堰人姚光等一道，匯聚了大批以文為刃的志士，常在張堰一帶舉辦雅集。白蕉與南社的淵源，可追溯至家族世交。張堰高家、姚家皆為望族，何家與之素有往來，少年白蕉曾在此兩家私塾受教，并受傳統文化與南社一代風流之熏陶——甚至，“高天梅因家中修葺，曾暫居白蕉家，并將自己所住的房間取名‘未濟廬’。此名源自《周易》最后一卦——‘未濟卦’，象征世事未竟，志向未酬。高天梅著有《未濟廬詩集》，后來‘未濟廬’被白蕉父親所用，著有《未濟廬醫存》。而作為后輩的白蕉，去‘未’留‘濟’，希冀自己成功，并以此名出版《濟廬藝言》。”余思彥說。

張堰新尚路上的白蕉故居

只是往昔文采風流已難覓蹤跡，如今的東大街134弄2、3、4號已是民居，住著尋常人家。然而，門口編織出的一方小小花圃，似乎延續著此地昔日的風華。

欲追憶往昔張堰的文采浩蕩，位于鎮上新華路139號的南社紀念館（姚光故居）或是一個切入口。南社紀念館基于姚光故居所建，傍張涇河河道而筑，為典型江南民居建筑，始建于清代。

南社紀念館航拍圖

走入其中，“復廬”二字書于墻上。“復廬”為姚光藏書樓，他酷愛藏書，為江南著名藏書家之一。姚光（1891-1945），本名后超，字鳳石，號石子，又號復廬，1909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首批入社。1918年，柳亞子因故辭去主任職務，推薦姚光繼任，得到全體社員擁護，故論南社主政者有“前有柳亞子，后有姚石子”之稱。

南社紀念館（姚光故居）中展示的“南社入社書”。

金山姚氏屬江南著名文化世家，歷代有文獻著述傳世，由于其著作多以松名集，所以姚石子早年將其繼承家學并與各方友人論學雅集之所命名為“松韻草堂”。故居中“敦仁堂”為姚石子曾祖父姚景庵所定堂名，至今已達200余年。“敦仁樹德”為姚氏世代家訓。故居內復原的“古歡堂”“懷舊樓”“復廬”“自在室”等，還展示了部分姚氏藏書及字畫。姚光藏書在1949年解放后，由其子昆群、昆田整理后，全部捐獻給國家。

姚光故居內的“敦仁堂”

姚光故居陳列

在南社紀念館（姚光故居）陳列中，姚光個人與南社歷史交織，呈現出一個時代的風貌。這也正是白蕉成長的環境。白蕉不曾留洋，而是扎根本土，自覺接續云間文脈；又得南社長輩提攜，自幼浸潤于詩書風骨的文化環境。

1909年11月13日，南社第一次雅集于蘇州虎丘張公祠 柳亞子（前排右二）、黃賓虹（后排右二）、陳陶遺（后排左二）

從南社紀念館循著石板路，掠過一座座白墻飛檐的舊屋，步行至花賢路29號白蕉藝術館大約五分鐘。藝術館由張堰古鎮中的一所老宅改建而成，雖與白蕉在張堰的生活并無可考的交集，但兩處隔街相望，恍然讓人念及當年南社的雅集酬唱。

何錫琛（白蕉之父）繪張堰鎮全圖，紅色標注為當下地點。

“白蕉的朋友圈是第一流的藝術圈”

三月煙雨，乍暖還寒，白蕉藝術館外的大樹尚未生新葉，以孤直的身軀垂落了枝頭，引領每一位來者注視白蕉藝術館的門楣匾額。據余思彥介紹，進門“清芬自遠”和內里“明德惟馨”的磚雕字樣是從白蕉作品里集字而來，正是白蕉一生的寫照。

白蕉藝術館入口

入門向右，藝術館將白蕉自用印展區布局在先。小小金石，方寸之間，有一個立體鮮活的白蕉。他刻“天下第一懶人”，然實則“仇紙恩墨廢寢忘食人”。白蕉自號“天下第一懶人”，其中固然有“懶”與“蘭”諧音的妙趣，亦是他自負于畫蘭的一種風雅。

白蕉刻印

“寧作我”“管領清芬數百年”“有何不可”，這些白蕉私印，無一不是他人生態度的縮影。“寧作我”之印。源于東晉名士殷浩“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這方印常鈐于作品起首，以此宣示自我堅持。而他的落款“管領清芬數百年”盡顯清高與淡泊，也透著一份魏晉名士般的孤傲。另一方印“有何不可”亦耐人尋味，既有廢本姓“何”不用的諧音游戲，也帶著一絲挑釁意味，隱隱透出他的狂放不羈。凡此種種，皆是他對世俗眼光的淡然置之，也是他對自身才情的自在肯定。

白蕉的才情與為人，使之與同輩的徐悲鴻、鄧散木、唐云等互為莫逆。其中與徐悲鴻的相識始于蔣梅笙。上世紀20年代，白蕉受業于國學根底頗深的蔣梅笙，并與公子蔣丹麟十分要好，常去蔣家吃飯。久之，白蕉與蔣家女婿徐悲鴻相識，兩人把酒暢談，一見如故。也正因此，經徐悲鴻介紹，白蕉與年長其42歲的黃賓虹相識，成為忘年之交。

此在白蕉自述中有所描述：

“我友而師者藝苑有二賢，一忘年歙縣黃賓虹，一宜興徐悲鴻。 余識悲鴻以亡友丹林。丹林為宜興老詩人蔣師梅笙之公子，悲鴻則其愛婿也。識賓老則以悲鴻，皆有年矣。”——白蕉《藝苑二賢》

在余思彥的進一步研究中，發現兩人書信往來居多，并在書信中談藝論畫。白蕉自是自稱“晚輩”，黃賓虹卻不受輩分所限，稱他為“白蕉先生”，言語中常常夸贊白蕉，曾稱其篆刻“深厚不落纖巧家數”“迥非時賢所能企及”。

黃賓虹70大壽時白蕉寄給黃賓虹的詩

信中，黃賓虹全無居高臨下的教誨，甚至常常流露出與白蕉探討技法之意。有一回，在給白蕉的信中，黃賓虹寫道“仆意簡筆當求法密，細筆宜求氣足，簡筆難于細筆，質之大雅，以為何如？”經思索后，白蕉在其《云間畫題乙集》中記錄下這一用筆心得，還用“賓老先生嘗與余論畫云”領起。雖無法時時見面，但這何曾不算是一種見字如晤呢？1934年黃賓虹七十壽誕，白蕉作詩《壽黃賓公先生七十》以賀。“四王八怪皆沉寂，五絕三多自古今”，詩句中表達出濃濃的敬仰之情。這首詩也發表在白蕉自己編的《人文》雜志上。

黃賓虹致白蕉信，1952年

白蕉致黃賓虹信

白蕉與黃賓虹、徐悲鴻的交往延續了30余年，直至他們離世。白蕉在上海市區的住所位于靜安寺附近，原是徐悲鴻夫人蔣碧薇的父母家，白蕉早年參加蔣氏詩社，常來此地。1942年蔣氏夫婦移居重慶和南京，把此居住之地讓給了新婚的白蕉金學儀，直至1975年10月遷離該地。白蕉學生蔣炳昌曾撰文回憶，白蕉先生的滬居在百樂門舞廳的斜對面，正式地址是愚園路259弄18支弄連生里3號。目前，早已被新的建筑替代。

齊白石《芭蕉圖》

1953年秋，白蕉赴京開會，和徐悲鴻相聚，邂逅南社重擘姚鹓雛。并在徐的陪同下看望了齊白石。白蕉在徐府逗留一周，臨行，徐悲鴻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鴻突然去世。一年多后的1955年，白蕉為黃賓虹送殯，居杭州三日，與賴少其、江寒汀、賀天健、林風眠、趙延年諸人相往還。

《白蕉自書詩詞書法》，作于1955年春天，白蕉送殯黃賓虹留杭州三天，在六和塔、三潭印月、玉泉、虎跑游覽后寫下四首詩。同行還有賴少其、江寒汀、賀天健、唐云、林風眠、趙延年等人。

白蕉還與南社中的高燮、陳陶遺、柳亞子、孫雪泥、姚光等皆有交游。1956年，吳湖帆在籌備上海中國畫院時，根據國畫優良傳統的成就為標準，提名了25位甲字畫家，白蕉就位列其中，當時白蕉擔任籌備委員會委員并兼任秘書室副主任。可見“白蕉的朋友圈是第一流的藝術圈”。

1956年，上海中國畫院籌備委員會時期吳湖帆所提名25人甲字畫師，白蕉位列其中。

白蕉寫蘭，亦是君子之求

書畫即人，風骨相連。白蕉其人性情曠達、率真純粹，不僅體現在他的生活方式里，也滲透進他的書畫之中。

白蕉不以鬻畫為生，他由徐悲鴻代筆的潤例別具一格，不收金錢，只以筆墨紙硯交換，回歸藝術本真。唯有生活實在窘迫時，才不得不舉辦畫展，以換取足以支撐數年的生計。他有“線上人”一印，其上篆刻著一條線與一個“人”字，寓意在饑餓線上掙扎——事實上，白蕉一生清貧。他的夫人金學儀曾感慨，他一輩子都在“白米黑墨之間”苦苦徘徊。

白蕉的筆墨之道，是魏晉書法的遒逸之勢，更有他個人的清遠之思。他自歐虞上溯鐘王，而后直追魏晉，由楷正而及行草，之后專攻二王。當時的書壇也幾成碑派的天下，但就是這位無有師承，在閣樓上慢慢將自己的臨帖練成對著陽光可與拓本重合的白蕉，成為了近代帖學復興的重要推手。

在白蕉書法作品中，最能代表白蕉書法整體氣韻的，數《蘭題雜存》。此卷為白蕉寫蘭論藝的札記，長五米，逸筆草草，文約理贍，兼具文人書卷氣與書法功力。

白蕉 行草 《蘭題雜存》（局部）

目前所知《蘭題雜存》當有兩卷：一卷為翁史焵所書，后輾轉為朵云軒所藏，曾先后數次出版；另一卷據沈培方先生云，是白蕉為其學生孫正和所書，今不知所蹤，無緣睹見。2024年，朵云軒藏《蘭題雜存》曾在上海程十發美術館《百年誰斷——近現代帖學的振興暨沈尹默 潘伯鷹 白蕉書法學術特展》中展出，當時面對這一作品，能感受到行書起承轉合、頓挫變化的節奏感，其中帶著“二王”一脈的俊秀、米芾的灑脫，但更加含蓄內斂，少了一些狂放之氣，多了分清瘦雅逸，如蘭草般自然生動。

白蕉 行草 《蘭題雜存》（局部）

白蕉以寫蘭聞名，有“一代蘭王”之稱。《蘭題雜存》也是論畫名作。白蕉的寫蘭之法，是魏晉畫學的風神之韻，更蘊他一生的君子之求。白蕉和蘭花的故事可追溯至他幼時幫出診的父親照顧花草的經歷——“待家尊藝蘭，搬泥運甓，警霪察暍；掃虱防蟻，揭簾封罅。更燥濕經心，四季與蘭蕙習處，見抽蕊萌蕾，實生命相共也……”至于白蕉何時開始畫蘭，已無從可考，只在其1960年左右所繪的《寫蘭集冊》中，對初學寫蘭的場景有過描述，寫道：“故廬微有老名種蘭蕙，花時遠近有觀賞者來。我侍我父，朝自庭院掇盆入室，及暮自室還庭，不為勞也。一夜模大王帖后，舉目瞥見素壁花影大動于中，頓盡研池墨瀋，它日遂為常課。此我兒時初學寫蘭也……”。由此可知，與常人設想的“對花描蘭”不同，白蕉的繪畫起點是“對影描蘭”。微風拂過，光影錯動，隱沒了具象，天然是一幅水墨。不怪白蕉稱蘭花作“吾師”，有膽氣說自己“師法造化”，不從前人技巧，亦不同于史上任何一家。試問，有何種啟蒙比親眼所見更觸動人心？

白蕉，《蘭石圖》，1947年，金山博物館藏

在張堰的白蕉藝術館，展出了不少原作藏于金山博物館的白蕉寫蘭作品，白蕉筆下之蘭筆墨簡練，意境悠遠。他的用筆受行草書影響，蘭葉線條往往使用中鋒用筆，富有提按變化，如風中搖曳，蘭花姿態瀟灑。他自述畫蘭心得稱：“花易葉難，筆易墨難，形易韻難，勢易時難。勢在不疾而速，則得筆；時在不濕而潤，則得墨；形在無意矜持，而姿態橫生，則韻全。”在濃淡相間的筆墨，透露出其超然物外的氣息，展現了文人氣質和內在修養。

白蕉，《空谷幽蘭四連屏》，1947年，金山博物館藏

作為文人，白蕉面對國家動蕩、文化凋敝，他從未置身事外，而是以筆為旗，投身時代洪流。

1926年，20歲的白蕉便與褚士超、李效文等創辦《青年之聲》半月刊，于張堰出版，宣傳進步思想。1929年，他在黃炎培的引薦下，擔任《人文月刊》的編輯主任。在此期間，他撰寫的《袁世凱與中華民國》成為后世研究袁世凱的珍貴史料。

白蕉更將目光投向教育，致力于文化事業的振興。抗戰爆發后，其任職的鴻英圖書館因資金短缺而瀕臨關閉，此時白蕉挺身而出，奔走籌款，甚至日夜作書作畫，四處向名家征集書畫，展覽收入悉數充作館中經費，最終使圖書館得以維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白蕉夫婦積極參與居民委員會工作，支援人民軍隊。這年，白蕉與鄧散木合寫《鋼筆字范》，對于促進鋼筆在中國的推廣傳播起了巨大作用。白蕉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期間，也為上海文化事業做了大量工作。在張堰鎮，東河沿路15號錢家祠堂（這里曾經作為張埝糧店使用），經過重新修繕后打造為鄧散木藝術館，并于2024年底開館。鄧散木、白蕉這對藝術上的摯友在張堰上演跨時空的“再相聚”。

2024年底開館的鄧散木藝術館。圖片由張堰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