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第一章中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儒家主張“名正言順”，因此“名”很重要，尤其一些歷史概念，“名”不準確，就會帶來很多問題。

作為清末民初的風云人物，嚴復堪稱中國的“西學第一人”，翻譯了大量西方書籍，但在翻譯過程中，卻困于一個歷史現象，讓他無數次“擲管太息”、“繞室疾走”，對此非常痛苦。

那么，作為近代大翻譯家，什么翻譯讓嚴復痛苦呢？接下來，就談一談這個話題，以及與之相類似的問題。

讓嚴復痛苦的翻譯

1901年，嚴復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原富》，將中世紀歐洲莊園制基礎上的“feudalism”翻譯為“拂特之制”。當時，嚴復應該是發現“拂特之制”與中國歷史不同，沒有適合的中國歷史和詞匯與之對應，所以采取音譯的“拂特之制”。

1904年，嚴復翻譯了1900年出版的愛德華·詹克斯《社會通詮》。在這本書中，詹克斯將人類社會分為三個必然經歷的從低到高的階段，即圖騰社會、宗法社會和國家社會。也就是說，詹克斯將西歐的“feudalism”視為全世界普遍性的真理，其他國家必然也要經歷的階段。

對此，嚴復全盤接受了詹克斯的觀點，認為中國也是這樣的歷史進程，于是中西歷史進程就“對應”了起來。也就是說，西歐“feudalism”在中國也存在，而因為中國有“封建”階段，所以嚴復第一次將“feudalism”翻譯為“拂特封建制”或“封建制”。

與此同時，對于中國歷史劃分：首先是唐虞到周朝二千年，嚴復認為是典型的宗法社會，肯定是封建社會；其次是秦漢到明清，按理說不應該是封建社會了，唐代柳宗元就寫過“封建論”，否定了當時是封建社會，但如此就推翻了詹克斯的觀點，這讓嚴復一度躊躇不已，最終嚴復還是相信詹克斯，認為秦漢到明清不是“國家社會”階段、仍是“feudalism”的封建社會。

問題在于：作出這一論斷之后，嚴復就陷入“擲管太息”、“繞室疾走”的痛苦中，因為西歐“feudalism”——封建階段不過千年，中國從唐虞到清朝歷時4000年，兩者處于“封建階段”的時長相差太大，西方“何進之銳耶”，其中原因又在哪里？

其實，嚴復之痛的根本原因，在于嚴復使用詹克斯觀點、用西歐情況強行解釋中國，在翻譯問題上，他又將中西都翻譯為“封建階段”，于是造成了削足適履的痛苦。

讓人遺憾的是，雖然詹克斯的觀點已被拋棄，但嚴復將“feudalism”翻譯為“封建”卻被中國學者普遍接受了，同時他將唐虞到清朝視為封建社會也被接受。于是，在歷史概念上，中西歷史制度竟然神奇的“對應”了起來，盡管兩者大不相同。

農奴制與神權制下的“feudalism”，與非奴隸制的夏商周，兩者社會制度差異很大，并不能輕易將“feudalism”翻譯為中國的“封建”；同時，夏商周是封建，但秦漢之后并非如此，當然如今教科書是從生產關系角度解釋的，但至少也值得商榷。

因為使用“封建”解釋“feudalism”、夏商周秦漢宋元明清，于是中國人站在“封建”的角度去研究理解這段中西歷史時就會出現問題，很多問題就得不到合理解釋。

背后問題值得思考

上述嚴復翻譯問題，其實不是“孤例”，在此前后已有多次出現，比如以下四個案例：

其一，西方宗教中的“至高神God”，被翻譯為中國古籍中的“上帝”，但中外“上帝”卻根本不同。因為，中國古史中的“上帝”是商人信仰，所謂周人崇天、商人崇帝，況且中國“上帝”沒有被人格化，不會喜怒哀樂，但西方“上帝”卻有喜怒哀樂，會干涉人間，甚至還會發動大洪水等。

其二，圣經第一句話是“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但中國的“道”與之大不相同。中國的“道”是一種規律，主導宇宙萬事萬物，形而上者謂之道，與中國上帝一樣都沒有人格化，就是所謂“大道無情”。但圣經中的“道”是“神”、是“上帝”，被明確人格化了。

其三，中國龍與西方dragon根本不同，但兩者長期被劃上等號。dragon是一個長翅膀的噴火的惡魔，但龍是中國精神象征，應是中國8000年前古人觀象的結果，就是將蒼龍星象中幾顆重要星星連接起來而成為“龍象”，后人不斷對其加工，最終成為如今龍形。

其四，中國“歷史”與西方“history”，兩者存在不小的差別，或不能簡單的就將“history”翻譯為“歷史”。因為，“歷史”由代表歷法紀年的“歷”與代表記事或史官的“史”構成，但“history”含有“故事”的意思，現代定義是“批判性歷史重構”，既然又“批判”又“重構”，所以西方史書中允許使用“可能”，“我們推測”這種表述，有些寫的就像跌宕起伏的小說，甚至還能拿諾貝爾文學獎。

僅以上述四個案例來看，翻譯一旦出了問題，不僅會誤導國人，而且也會混亂中國文化，比如將“God”翻譯為“上帝”、還有“道”。如今專業人士看到這些，大概不太會被誤導，但普通人讀之，大概率會被搞的頭暈，搞不清其中區別，也會因此對中國文化產生誤解。

當然，頂尖學者有時也會“中槍”。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謝天振在《歷史的啟示——從中西翻譯史看當前的文化外譯問題》中指出：傳教士“適應儒家、釋經闡教”的“文化外譯策略甚至使得他們能夠俘獲像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這樣的‘大儒’受洗入教，這不能不說是他們傳教活動的一大成功。”

最后，自然科學領域的翻譯，或許還好一些，而人文社科領域的翻譯，上述問題普遍性存在。畢竟，中外歷史文化背景大不相同，很多歷史現象不可能一一對應。但問題是，是不是就束手無策，只能放任自流了呢？顯然不是，關鍵要正確翻譯核心概念。

首先，人文社會領域的翻譯，非核心概念的可以百花齊放，但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一方面，需要官方專門機構研究，絕不能放任不管；一方面，如果沒有適合的詞語對應，那么最好還是直譯或音譯。

其次，對于歷史遺留問題，比如上文提到的將“God”，如果條件允許的話，可以慢慢將之變為直譯或音譯，而不是再用“上帝”表達，其他的也是這樣。這樣做，對還原中西文化的本來面目顯然都有好處。

參考資料：《侯建新：“封建主義”概念辨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