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邊關稅大戰尚未終了，這頭技術脫鉤風波再起——相較于尚能稍微置身事外的前者，生物制藥產業如何應對脫鉤產生的震動，似乎更為迫切。

1

新法案來勢洶洶

4月8日，美國新興生物技術國家安全委員會（NSCEB）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重要報告和行動計劃。NSCEB認為，鑒于中國正迅速崛起成為生物技術領域的主導者，美國政府必須在未來五年內投入至少150億美元，鞏固美國在全球的技術領先地位。

除了投資美國本土之外，更令中國生物醫藥領域擔心的是一系列系統性打壓。例如，NSCEB建議，禁止美國國家安全機構、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合作的公司與中國公司開展業務。

實際上，成立于2022年的NSCEB早已有所行動，試圖促成包括《生物安全法案》在內的立法。2024年，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的兩黨支持通過該法案，旨在禁止獲得美國政府資金或合同的企業與一份中國組織和公司名單上的實體開展業務，像是藥明康德。

盡管《生物安全法案》最終未在美國參議院獲得通過，但是，這并不代表中美脫鉤的張力消失。

此次報告中，NSCEB也點名藥明康德，稱其“深度嵌入美國生物醫藥供應鏈”。根據2024年的一項調查稱，高達79%的美國生物制藥公司依賴藥明康德或其他中國公司，提供生產流程中的部分關鍵服務。

“這種依賴未來可能隨著精準醫療的發展進一步加深，美國必須認真對待供應鏈安全，即使這意味著使用成本更高的替代方案。”NSCEB警告說。

美國參議院似乎也不打算“輕饒”。早在2022年3月，其通過的一項“競爭法案”呼吁美國與歐洲同行合作，“美國、歐盟和歐洲國家應該協調聯合策略，將對供應鏈的依賴從中國分散到多個國家，特別是在醫療和制藥領域”。

2022年9月，美國時任總統拜登簽署《關于推進生物技術和生物制造創新以實現可持續、安全、有保障的美國生物經濟》的行政命令，確保“能夠在美國生產國內發明的所有東西”，建立強大的供應鏈，意在鼓勵美國進一步加快生物技術發展，降低美國對海外生物制品的依賴，同時也回應中國對美國在生物技術方面的挑戰。

根據分析師解讀，NSCEB提交報告的核心目的，是推動美國國會出臺具體立法——后者或將在今年年中引入相關法案，在2025年底或2026年初完成立法進程。

2

數據庫訪問受限

如果將視野擴大，就會發現，更快的脫鉤行動已經落地了。

4月2日，NIH發布公告，通知從4月4日起，禁止6個國家訪問NIH的受控數據庫（controlled-access data repositories）。

NIH引用了兩條法規，一條是2024年2月頒布的行政令EO14117，這是拜登政府發布的限制一些國家獲取美國個人敏感信息以及美國政府信息的行政令。該行政令提出，個人基因組信息在內的一些生物學數據屬于敏感信息，源于美國境內的數據不能傳到包括中國在內的部分國家。

另一條被引用的28 CFR Part 202，是美國司法部基于EO14117給出的最終法規，生效時間為2025年4月8日。其中，包含了諸如多少數量的個人基因組數據屬于大量等具體規則。

此次NIH的公告，屬于美國歷史上首次禁止向中國等國家跨境傳輸此類數據的規定。這一禁令意味著，中國科研人員將面臨SEER癌癥數據庫、TCGA基因組計劃、dbGaP遺傳數據庫、GDC數據平臺、GTEx基因表達項目等核心科研資源的全面斷供。

短期內，中國科研人員將難以直接訪問前述數據庫；長期看，中美科研協作、共同發表文章可能受限。尤其涉及公共數據分析的SCI投稿，可能需解釋數據來源合法性。

3

矛盾何以發生？

2023年，針對美國在生物技術相關法案方面的動作，同寫意美國醫藥特約評論員孟八一，美國對中國生物技術發展的警惕，由來已有，美國在API和基因測序等方面對中國的依賴，一直在美國飽受爭議。

據其介紹，2020年COVID-19爆發，美國發現，其用于抗疫的絕大多數物資，不得不向中國購買，疊加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沖突，和后來的意識形態對抗，加劇美國對中國生物技術發展的擔憂。

也正是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不斷把化學和生物制造移出美國 ，轉移到了中國和印度，其空心化制造窘境，造成他對海外的依賴。擺脫對中國的依賴，吸引美國制造回歸美國，對所謂“美國安全”顯得十分重要。在中美對抗和疫情政治沖突大背景下，拜登政府先是出臺《芯片法案》，緊接著推動《生物安全法案》。

中國是基因測序大國，目前承接了全球測序業務的大約11%，美國一部分政治家，一直反對美國將大量的基因測序拿到中國，甚至威脅說，中國已經并且正在收集世界體量最大、數量最多、多樣性最豐富DNA數據。

這些政客認為，中國在測序、蛋白質合成、基因剪輯技術、CAR-T的中下游產業已經超過美國，對美國國家安全形成了威脅，所以，需要向芯片產業那樣，收緊對中國生物技術的貿易，交流和互動，以阻止中國生物技術發展。

4

中美生物狀況對比

孟八一介紹，有關生物技術和生物經濟的定義和界限一直很模糊，所以，統計數據也千差萬別。

例如，從1950年以來，美國就一直對半導體、礦業、汽車等做經濟學統計，而至今，也沒有生物經濟的準確數據。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大概資料中，窺見中美兩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經濟的基本情況。

01

美國生物技術和經濟概況

2019年，美國的生物技術收入大約是4000億美元，應該超過美國半導體、礦業和服務業收入，占美國當年GDP的2%。美國生物技術產業大概分為三個板塊：Biologics、GM農作物、生物化工，Biologics大體代表了醫藥和醫療。

2020年，美國生物技術收入大概達到5300億美元。2017年，美國生物技術生產的化工品，達到10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化工收入的1/5。Biologics中的醫藥，主要指大分子生物藥，和其他血液制品等。

02

中國生物技術和經濟概況

中國的生物技術和生物經濟很少有官方正式統計發表，也未見其他媒體比較詳細的報道。這可能還是由于定義和界限不好劃分的緣故。但是，從零星的新聞發布，可以察覺到中國的生物技術和生物經濟的發展。

例如，2015年商務部外貿局稱，2015年中國生物經濟達到約7000億美元，預計2020年的目標達到1.6萬億美元。在中國“十三五”規劃中，2020年生物技術收入達到GDP的4%（大約6000億美元），生物園區總量達到100個，預計生物園區收入超過15億美元。

2020年，中國批準的27個抗體藥物中，有9個是本土生產的抗體。

在生物技術方面，中國已走出大多數依賴其他國家的狀況，很多技術和領域實現自主創新，中國不但成為新技術的貢獻者，而且在個別領域，中國還是領導者。

需要指出的是，私人投資一直是政府擴張生物技術產業的主要支持者。在整個生物技術投資中，政府投資占大約20%，而80%是企業或私人投資。2019年中國私人投資Biotech達到144億美元，同期美國私人投資只有104億美元。

由于統計學誤差，和統計口徑的不同，也是由于生物技術和生物經濟界限模糊，究竟誰有多少，誰也說不清楚，只能估計個大概。

03

中美之間生物技術聯系

中國和美國生物技術的互相聯系，發生于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孟八一總結，中美之間的生物技術交流主要通過投資（錢）、留學生（人）、貿易（物）、交流（信息）四個途徑進行。

1）錢（Capital）：改革開放的早期，主要是美國向中國的投資，包括建廠、辦企業等。早期在中國建合資企業，不但帶去產品，也帶去了生產技術和現代管理方法。為此，美國得到廉價勞動力、產品和部分的環境污染轉移。中美各有所得。

在資本市場方面，2019年之前，主要是美國向中國的投資。2019年之前，中國生物技術發生的并購重組67%的錢是來自美國，中國生物技術風險投資27%來自美國。2010年后，中國資本開始進入美國，2017年達到高峰。但是，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大多是控股投資，資本意義不大。

2）人（Personnel）：長年以來，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大約30萬-50萬的規模，這些留學生和訪問學者構成了美國科學界、大學、科學企業的高能力勞動力。據說，美國AI人才中，76%是來自中國，在生物技術領域，也就不言而喻了。

同時，2000年后，美國大批海歸回國創業，也形成美國相中國的人才流動。這些海歸，是中國新型制藥企業、創新藥的主動推動者，的心體力行者，帶回了美國的知識，產品，管理方法，和先進技術。

3）物（Material）：美國強烈依賴中國的產品制造和商業服務，美國75%的API來自中國，中國需要美國的高端儀器和高端耗材。

4）信息（Information）：看不出美國對中國的信息依賴。中國在基礎科學，科學技術商業轉化方面強烈依賴美國。中國每年花費大量金錢購買美國的專利。

5

中美生物技術走向

與半導體技術，計算機技術的硬科學不同，生物技術是一種軟科學（例如，醫學，制藥）。

半導體和計算機可以量化，切斷硬件供給和中斷IP交易，就可以大幅度的阻止對手的發展。生物技術基礎知識的傳播、商業轉化技術（idea）的擴散，大多是通過會議、媒體、人與人面對面的交流和彼此間的理解而發生的。一紙合同可以明確半導體和計算機的義務和責任。

孟八一分析，生物技術往往是一紙合同說不清，要靠人與人交流才能發揮合同功能。這也是為什么生物技術和制藥技術的IP爭議、合同訴訟，要比半導體和計算機產業復雜的多。生物技術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默契合同（tacit agreement）使然。

所以，生物技術脫鉤不會像半導體和計算技術那樣容易。正是由于生物技術的軟科學，彌散性傳播的特點，無論通過什么法案，通過第三國、第三途徑的傳播，都是無法阻止的。

換言之，《芯片法案》或許能管住芯片出口，而《生物安全法案》未必能阻斷生物技術的傳播。美國政府能阻止的，無非是限制對NIH項目接觸。

美國和中國在制造、服務、貿易（包括IP貿易）、人員交流上，可以實現全脫鉤，理論上沒有絕對的障礙。但是，美國要為此付出成本和時間代價——重建工廠，重新組織雇員，重新培訓，也并非易事，也不是一年半載能做得到的。阻斷人員往來，美國要失去大量的有才能的科學勞動力，大量的海歸回國，短期來說，對中國科技發展未必不是件好事情。

總體上，美國依賴中國的制造、服務、留學生人才；中國依賴美國的基礎研究、商業轉化技術。

脫鉤的主動權美國大一些，比中國有更多的籌碼。然而，脫鉤對誰都不容易，雙方都會受到傷害。相對而言，美國找到中國替代，比中國找到美國替代更容易一些。

6

技術發展對脫鉤影響

相對于“硬脫鉤”，生物技術自身發展速度和技術變化，對中美兩國的競爭更為重要。

目前，全球生物經濟收入，主要來自1980年到2000年發展成熟的第一代生物技術，即基因轉移和修飾的生物技術。第二代生物技術（基因讀寫）還處于萌芽階段，其復雜性和成本，使得第二代生物技術還遠遠談不上應用。

基于此，中國和美國在第二代生物技術差距不大，在基因測序，蛋白合成的下游應用產業，中國還稍稍領先。

2000年以來，生物技術，計算機技術，工程學技術飛速發展，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產生了生物技術、計算機技術、工程學技術的融合（fusion）。孟八一形容，這種融合實現了信息與物質的互換，而這種互換，把試驗科學轉化為“數據密集型科學”，從人們對生物的認知，上升到改變生物、設計生物，和創造生物高度。

需要看到的是，第一代生物技術的基因轉移和修飾，正在被第二代基因“讀”和“寫”的功能所替代，21世紀生物技術競爭，是圍繞著第二代生物技術的競爭，是合成生物學的競爭。目前的生物技術水平誰強誰弱，并不代表未來。如果想在未來贏得這場競爭，必須在第二代生物技術的開啟階段保持領先，現在落后，意味著在未來的長期競爭中落后。

基礎研究、數據收集、計算能力、商業轉化，顯然是第二代生物技術的基本建設（infrastructure）。基礎建設落后于對手，在未來競爭中將長期處于追趕狀態。半導體和芯片技術事已如此，如果在第二代生物技術的基礎建設落后于美國，那么，半導體芯片卡脖子狀況，會再次出現在生物技術競爭中。

21世紀生物學能力提升，將來自現代工程技術在生物技術中的應用，這將需要大量、高質量的數據，需要模型計算、極廣泛的自動化。所有這些的本質是數字化（digital）的能力，數字與生物的融合是人類的一種全新的能力，唯有這種能力，才能實現從原子到生態的全過程編程。

孟八一觀察，在美國，有一些企業和投資人，正在把制造蘋果手機、特斯拉汽車、波音787飛機的工程學制方法，移植到生物技術產業。這將為生物創新（尤其是藥物創新）開辟一個全新的產業。數字化工程技術，在大工業中已經十分成熟，但是，在生物工程中還鮮有使用。這種反差，正說明了在生物技術產業引入數字化工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就藥物創新和藥物制造而言，很可能通過數字轉化、算法算力、計算機編程等手段，將藥物的設計（design）、試驗（experiments）、申報（review）、制造（manufacturing）和使用（uses）這些模塊，通過數字、算法、應用進行集成、控制和運作，進而輸出自動化、設計與制造融合、可重復的高質量合規產品（服務）。

7

技術基礎建設分析

從上世紀初到本世紀現在，全球有影響力的生物科學理論和應用，無不出自美國。美國除了把大量的生物制造移到海外，國內制造空心化意外，它的基礎研究、建設、商業化能力，都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美國生物技術基礎建設的一大特點，就是美國生物技術的地區性聚集，例如，主要分布在舊金山灣區、圣地亞哥、波士頓、華盛頓DC、和大紐約區。美國這五大區的聚集，是在美國長期經濟發展中，生物技術特有的靠近科學、靠近人才、靠近產業、靠近資本的自然形成的結果。

所以，這種聚集是健康的，是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商業轉化、融資機會、市場消費的一個整體聚集，形成了從設計到產品、消費的完整鏈條。由于美國的單一市場巨大，就形成了這些聚集相對于歐洲和日本的優勢。

可以說，這五大區是美國的生物技術和生物經濟發動機，強勁而有力。

相對而言，中國從1982年開始，政府著手制定政策，鼓勵建設工業園區。截至目前，中國已經建設差不多100多個生物工業園區。在過去的40年里，中國的生物園區建設，對發展中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經濟，解決14億人民生問題，無疑是成功的。尤其制藥工業，在最近十年，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是，孟八一認為，中歐的園區發展模式，是基于中央和地方土地政策和稅收優惠基礎之上，并非生態聚集。1982年開始，到“十三五”規劃、“十四五”規劃，中國的政策一直延續了引進技術、改造技術、為我所用的方針、方法。

換言之，這套方針、方法是以商業轉化為主要追求的園區建設。從一開始到現在，中國一直奉行“拿來主義，為我所用”的重商輕科的實用主義原則。

此外，這么多年，民營企業一直是生物技術基礎研究的投資的主力，國家投入基礎研究的比例并不高。不但政府投資不高，中國的整體R&D投資結構也有問題。

例如2020年，中國整體R&D投資絕對金額甚至稍高于美國。而美國R&D投資中，基礎研究投資，一直保持在40%左右（日本也是40%），而中國的基礎研究投資不但起步晚，而且比例低，一直在10%-20%徘徊。中國基礎研究投資占GDP比，甚至還比不上東歐國家。美國和日本在國家R&D投資中，日本的46%，美國的38%都投向了生命科學，尤其是制藥科學。中國沒有這方面數字，但比例肯定不高。

很多年以來，中國沒有認真區分“發明”（invention）和“創新”（innovation），一直混為一談，叫做“科技”。

Invention是“基礎研究+早期開發”，其主要目標是發文章、提機制、建證據；Innovation是把概念、機制、證據、轉化為商品或服務。孟八一認為，長期以來，中國在下游應用發展很快，形成了發明赤字（invention deficit），與商業開發不相稱的基礎研究短缺。

沒有基礎研究、基礎數據和工業化軟件就無從談起。目前中國的生物技術、藥物設計等用到數據庫和設計軟件，大多還是來自美國。即便世界基因測序“大佬”華大基因，其設備和儀器，也大多來自美國。

21世紀生物技術競爭，是數據競爭、數字轉化競爭、算力算法競爭、編程能力競爭。所有這些無不依賴原始創新。所以，孟八一指出，無論中國和美國脫鉤與否，發展自己的基礎研究，不要在21世紀的第二代生物技術中踏空，對中國未來的生物技術和生物經濟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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