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天后宮出土的明嘉靖時期“官搭民燒”白釉盤瓷片。

　　景德鎮詹家下弄出土的“大清康熙年制”款青花碗瓷片。

景德鎮劉家下弄歷史時期道路及其南側城市下水道、制瓷手工業作坊。

　　景德鎮詹家下弄出土的寫有“奇石寶鼎之珍”齋號的青花瓷片。

　　“尋找古代路網是主要發掘目的。我們在劉家下弄的現代道路下找到了兩條向西延伸的古代道路，這是景德鎮古代路網的重要構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睿表示，綜合遺跡、出土物分析，景德鎮自明清以來逐步形成了制瓷手工業城鎮格局，或有了生產、生活和商貿的功能分區。
考古揭露出一部立體陶瓷史詩
　　劉家下弄一條2米多高的下水道的發現，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頗為驚喜。考古工作者根據地層、遺跡和出土物推測，這條下水道形成于清代中期以前，在清代晚期經歷過一次較大規模的修繕，修繕后的第二期遺跡為磚砌券頂式結構，到近現代仍在城市運行中發揮作用。
　　“給排水工程是城市建設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既可改善城市排水狀況，也會對沿線街區格局和用地產生影響。”秦大樹說，明末到清早期，景德鎮從單純的制瓷手工業中心向集制作、貿易于一體的手工業城鎮轉變。“2米多的高度以及下水道的沿用，體現了因地制宜的設計理念與較高的工程水平。這一成熟的市政工程為該區域的原料存儲、商貿往來提供了保障，也是景德鎮發展成手工業城鎮的重要見證。”
　　在考古工作者眼中，這座城市的地下肌理就是一部立體的陶瓷史詩。王睿說，與其他城市遺址不同，劉家下弄用于修葺排水溝的磚大多為殘磚，磚色有紅、青、褐等色，多燒融或變形，推測為窯業生產的伴出廢棄物在鎮區建筑中的再次利用。
　　詹家下弄的先民們將大量瓷業廢品用于填平自然地勢的高低落差，再通過踩踏，形成了該區域內最早的城區里弄道路。這些瓷業廢品中帶有“康熙”“宣德”“成化”等款識，為道路遺址斷代提供了重要依據。出土的“余慶堂仿古制”“奇石寶鼎之珍”等齋號、雅玩款識瓷片，實證景德鎮“官民競市”的產業生態。
開放包容成就“千年瓷都”
　　制瓷業的發展也深深塑造了景德鎮地區的文化信仰。
　　天后宮遺址點隱于景德鎮市珠山區的現當代建筑之間，通過考古揭露出明代至近現代多期建筑遺存，出土了相當數量的陶瓷標本，為探討其興廢提供了重要材料。
　　景德鎮并非沿海地區，為何出現了象征海洋文化的天后宮？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員丁雨說，過去認為天后宮遺址始建于康熙，而發掘證明其建設歷史可以前推到明萬歷時期，恰好與明隆慶開海及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興起相吻合，“這也是新航路開通后，福建商人來到景德鎮參與瓷器全球貿易活動的實證”。
　　丁雨負責的另一處清真寺遺址點，也是景德鎮通過陶瓷產品連接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見證地。阿拉伯幻方瓷、藩王用器、官搭民燒瓷器等豐富出土物，表明這里從南宋晚期以來一直進行瓷業生產，產品流向多地，消費人群廣泛。“將這種高等級瓷業作坊改建成清真寺，是宗教和生產博弈的結果，也是行幫勢力壯大的表現。”秦大樹認為。
　　這些早期“景漂”留下的印記，共同見證了“千年瓷都”的全球化底色，也體現了這座手工業城市獨有的精神特質——開放且包容。
　　“在這次考古中，我們把景德鎮視為一個數百年間因瓷業而興起的中心聚落進行思考，關注這一聚落因瓷業生產造成的分工和人群、信仰的差異。”王光堯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景德鎮正是因包容而發展成為瓷都，其生產技術和產品也不斷適應時代變化，并引領時代。
　　14個發掘點如今多已恢復原貌，但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的考古拼圖工作只是開始。
　　昌江畔落日余暉，蟄伏在溫潤泥土中未及清理的古瓷片，呈現一抹抹瑩潤光澤，與江面斜陽相映成趣，給人們留下了關于瓷與城的遐想。景德鎮的瓷“引力”仍在吸引著四海來客，也為瓷文明在這里續寫埋下伏筆。
　　文圖均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