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黃牛,從未停止。
最近,英國知名樂隊Bastille主唱Dan Smith宣布加入倫敦O2體育館發起的“Fight for Fairer Ticketing”(為更公平的票價而戰)活動。這一消息緊隨今年11月Bastille樂隊新巡演《From All Sides – Songs from The First 15 Years》在O2的官宣。
他表示:“我作為樂隊成員看到粉絲被坑,我感到非常沮喪;作為一個觀眾,我同樣感到無奈。希望這次政府能夠重視這個問題,真正采取行動,制止黃牛,讓門票回到真正的樂迷手中。”
隨著時代的發展,黃牛已成為全球演出市場屢禁不止的毒瘤,深深根植于票務體系之中。面對黃牛產業的春風吹又生,還能有什么更行之有效的對策?還是說,黃牛已與演出市場緊密相連,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共生關系?
打擊黃牛,英國不忍了
自2017年起,O2體育館就投身于打擊票務黑產的戰斗,成為反黃牛組織FanFair聯盟的一員。
今年1月,英國政府正式啟動了一項為期三個月的公眾咨詢,聚焦現場活動門票的二級市場轉售問題。在4月4日之前,英國樂迷都可向政府提交意見,親自參與到這場關乎演出生態未來的制度重塑中。
O2體育館也順勢將其“Fight for Fairer Ticketing”活動推向高潮,與Bastille樂隊主唱Dan Smith共同推出了線上平臺“Stamp It Tout”,旨在幫助樂迷安全購買演唱會門票,避免被黃牛黨欺騙。
這個平臺為消費者提供了簡明實用的購票指南、參與政府咨詢的路徑指引,并公開呼吁推動票務轉售平臺的信息透明化,在搜索引擎上清晰標注正規與非正規渠道,以切斷黃牛在信息灰區的生存空間。
在“Stamp It Tout”首頁的宣傳視頻中,O2合作與贊助事務的負責人Gareth Griffiths呼吁英國政府,將票務轉售價格上限從此前的30%縮減到10%。他表示,去年O2通過其預售平臺Priority Tickets售出了超過150萬張門票,最大限度地減少黃牛從真正的粉絲那里獲利的可能性。
Gareth Griffiths強調,在僅六周時間內,O2就攔截了逾5萬名疑似機器人賬號,而這些“程序化炒票”的背后,正是黃牛黑產的算法戰爭。如果制度的門檻不夠明確且強制,那么再先進的防護也無法抵御制度性放任。
不僅是場地方與藝人,英國觀眾也在覺醒。據O2調研,近四分之三的音樂愛好者認為,政府應通過立法手段干預門票轉售市場,而這個比例在短短半年內增長近10%。
此外,O2還在 4 月 1 日、2 日和 3 日于 O2 Store 設置了咨詢站,以收集樂迷對黃牛行為以及政府應如何采取行動的看法。官方稱,這些聲音將被納入O2對政府此次公眾咨詢的回應中,以確保樂迷的聲音被聽到。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2024年《數字市場、競爭與消費者法案》,自今年4月6日起,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將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力。
政策指出,CMA可以無需法院介入即可認定消費者權益受損,并對違規平臺處以高達其全球營業額10%的罰款。這意味著,CMA將擁有比之前更強的獨立執法能力和監管效率。
新政落地之際,CMA目前也迅速對Live Nation旗下票務巨頭Ticketmaster發起調查,責令其調整票務分類及定價信息。這一行動不僅表明監管者意圖清理灰色市場,更傳遞出一個信號:哪怕是行業巨頭,也必須在公平交易規則下重新校準自身坐標。
如今,英國政府、平臺、場地、藝術家甚至普通觀眾正逐步形成合力,試圖從制度源頭打破這一畸形結構。
正如Dan Smith所言:“門票應當回歸真正的樂迷手中?!?這不僅是一次對票務市場的治理嘗試,更是一場關于文化尊重、市場秩序與情感正義的重新定義。
黃牛2.0,比粉絲更瘋狂
一項由O2與YouGov聯合開展的調研揭示,近半數消費者難以辨識二級票務平臺的真實性,62%的購票者在轉售平臺上購買門票時沒意識到他們是從另一個人那里購買的,而其中64%甚至未曾意識到,票價的高漲源于黃牛根據市場需求隨意操控定價。
如今的黃牛已非傳統意義上的“黃牛黨”,而是借助高科技、自動化工具構、平臺建出的“黃牛2.0”,更像一個專業化的轉售企業。他們通過自動搶票軟件以秒級速度清空票源,在官方發售開啟的剎那便將市場攔腰截斷,使得真正的粉絲幾乎無緣以原價購得門票。
Ticketmaster首席執行官Michael Rapino曾在洛杉磯的彭博社峰會上透露,Oasis復出演唱會期間,其平臺遭遇數十億次機器人攻擊,目前的票務市場成了一場市場公平與機器壟斷之間的拉鋸站。
同時,還有許多二級票務平臺向Google等搜索引擎支付了大量資金,導致依賴搜索引擎的消費者在購票時,搜索結果常常將他們引導至這些二手平臺,如Viagogo等。
今年年初,隨著Oasis Live '25復出演唱會開票,Ticketmaster發布的140萬張門票在數小時內有4%(約5萬張)都流入二級市場,價格迅速翻倍甚至數倍。隨后,Ticketmaster母公司Live Nation和演出主辦方SJM Concerts宣布,凡是在Ticketmaster或其官方轉售合作平臺Twickets之外的渠道購買的門票,都將在接下來幾天被宣布作廢。
也就是說,那些通過轉售平臺千辛萬苦搶到票的粉絲,可能要自認倒霉了。
一位來自坎布里亞的歌迷在接受《衛報》采訪時憤怒控訴:“我們整整一天都在嘗試購票,卻被系統判定為機器人”,導致她為曼徹斯特演出支付了每張150英鎊的高價。另一位來自西班牙的樂迷,為了一場溫布利演出花費超3700美元,包括門票、機票和住宿,她坦言已徹底失去了對官方票務平臺的信任。
根據O2對英國2000多名成年樂迷進行的調查,黃牛每年會讓英國的觀眾多花約1.45億英鎊。這筆巨資并未進入創作者與演出行業的循環,而是進入中間投機者的口袋,進一步扭曲了演出產業的利潤結構,增加了巡演的經濟負擔。
更令人擔憂的是,黃牛的“職業化”趨勢日益明顯,轉售已不再是零散的謀利手段,而是一套系統運作、高頻交易、技術驅動的產業生態。
值得思考的是,黃牛現象帶給市場的是否全然為惡性,只能給市場帶來的是反噬?
《經濟學人》曾在一篇名為《Live music seems recession-proof. Thank the ticket scalpers》(現場音樂產業似乎不懼經濟衰退,多虧了“黃?!保┑奈恼轮芯吞岢瞿嫦蛴^察,并預測,2025年現場音樂市場將創歷史新高。
文中提到,在疫情前,美國此前三次經濟衰退期間,現場音樂銷售反而表現堅挺。黃牛通過提前消化市場風險,實現票務價格的浮動調節,在某種程度上為市場提供了一個出清機制。
在需求疲軟或市場低迷的情況下,黃牛的利潤池往往也最先受到沖擊。如高盛分析師所言:“黃牛的暴利池實際上保護了一級市場免受消費下滑的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票務市場的供需不平衡,填補了因經濟衰退或市場不確定性而導致的損失。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黃牛行為的合法化或道德赦免。在經濟繁榮期,黃牛依舊通過壟斷票源、哄抬價格牟取暴利。例如2019年,美國二級票務市場的平均票價溢價達70%,黃牛利潤高達13億美元,甚至超過了演出巨頭Live Nation當年的運營利潤。
這樣的市場分配,顯然不再是“經濟緩沖”,而是一場赤裸裸的文化掠奪。盡管黃牛暫時緩解了經濟周期的沖擊,但從長遠看,其存在對藝術、產業和受眾三者間的關系構成了結構性傷害。
本質而言,黃?,F象是監管、技術漏洞下共同孕育的灰產,其傷害并不局限于消費者的經濟利益,更在于對文化公平性的侵蝕與產業生態的失衡。
當藝術變成投機工具,文化市場也難免被裹挾進一條由利益驅動的歧路,讓門票難以回歸真實的供需邏輯。
票務市場如何自救?
反觀國內也一樣,無論打擊手段如何升級,黃牛似乎總能通過“技術迭代+利益鏈重構”,呈現出野火燒不盡的生存韌性。
今年3月,孫燕姿2025年“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會上海站,幾秒鐘的時間,兩場演唱會門票便告售罄,原價480元到1680元的票價在二級市場已經炒至2倍起。
而4月即將在廣州舉辦的王力宏“最好的地方”巡回演唱會,票價一度被炒至25334元,超出原價1680元約14倍。在媒體報道后,目前降至9678元/內場,相當于原價的5.7倍。
不止是票價飆升,與海外相似,黃牛的手段更是愈發隱蔽。
今年1月,江蘇警方破獲了一個特大倒賣演出門票的案件,揭露了國內黃牛的精密斂財手段。根據警方調查,黃牛團伙通常由軟件開發者、搶票操作者以及執行層級的成員組成,各自扮演著關鍵角色,協同運作,形成了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票務黑市。
據了解,犯罪團伙會專門針對不同票務平臺定制開發外掛軟件,具備強大的自動化搶票功能。與普通用戶需要按照平臺的可視化流程購買門票不同,搶票外掛通過非法手段繞過了平臺的防護機制,未經授權破解系統安全,非法獲取數據并進行搶票操作,這一行為已構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
黃牛通過高速刷新頁面、自動提交訂單等方式,外掛軟件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搶購,成功率大大提高,最短甚至在一秒鐘內完成整個搶購過程,普通消費者幾乎無法與之競爭。
另一方面,警方指出,票務平臺本身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黃?,F象。
比如許多平臺未公開售票批次和數量等關鍵信息,造成市場信息不透明,消費者難以獲得真實的購票信息。而一些平臺通過“饑餓營銷”操控票源熱度,進一步助長了黃牛的存在。此外,也存在個別平臺的內部人員與黃牛勾結,倒賣未公開的票源,借此牟利。
目前,在國內在網絡平臺、電商與社交媒體上,黃牛店鋪與代搶服務層出不窮,用戶只需搜索“演唱會”、“代搶”等關鍵詞,便可輕易找到此類非法交易渠道。
去年5月,美國一項名為“關鍵演出門票費用透明法案”(Transparency in Charges for Key Events Ticketing Act,簡稱 TICKET法案)得到了演出行業的支持。
該法案除了要求票務商在售票時明確顯示包括所有費用在內的最終票價、禁止轉售商出售他們尚未實際擁有的門票以外,還要求邦貿易委員會(FTC)審查2016年BOTS法案的執行情況,以便完善清除使用機器人程序搶購門票的行為。
除《TICKET法案》外,海外還設有更加細化的地方法規,比如美國加州議員Isaac Bryan提出的票務市場規范法案,主張票務平臺必須承擔監管責任,不得允許未能提供正規購票憑證的賣家發布售票信息、平臺必須對轉售門票標注原始票價、座位編號等詳細信息等。
巴西政府也通過立法強化監管,形成了一套更為嚴厲的判罰機制,比如巴西參議院去年通過的“泰勒·斯威夫特法案”(Taylor Swift Act)。
根據該法案,高于面值的價格倒賣門票的人將被判處最高兩年的監禁,并處以門票價值50倍的罰款。此外,將門票轉給黃牛供應的人可能面臨最高三年的監禁,并處以門票價100倍的罰款。如果犯罪者是公務員或活動組織者所為,處罰將加重三分之一。
相較之下,國內的相關立法和執行仍處于起步階段。一方面,黃牛利用技術手段繞過平臺風控、搶購熱票的行為屢禁不止,導致消費者很難以原價購票;另一方面,二級市場缺乏透明度,平臺對轉售門票的監管責任未被明確歸屬,給非法倒賣留下了可乘之機。
目前看來,國內還需要從完善平臺原價、服務費、轉售情況等關鍵數據的透明度外,加強對票務外掛等技術濫用行為的規制??傊?,票務市場的治理不僅需要政策層面的引導,更需要平臺的積極配合與技術手段的有效運用。
希望未來,觀眾不再需要在開票十秒內手忙腳亂,也不必在網上上尋找天價代搶、二手票,只需心無旁騖地,期待燈光亮起、音樂響起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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